于念平的 2018：物質與記憶的交會

2017 年 12 月 5 日，我去真善美看了 21:10 那一場的《夢鹿情謎》（On Body and Soul, 2017），我記得這個日子，因為它劃分了某個結束與開始。雖然我們知道時間不可切割，存在與發生是連續性的，但那一天、那個晚上像是一堵牆，一邊是我的從前，一邊是我的未來，卡在中間的「現在」好長好長，好像接下來的一整年都是這個現在的拉長與延伸。雖然我的生命中一向有電影，但這些在眼前躍動的影像在這一年裡、更是前所未有地指引我的道路。

所以雖然是 2018 年的電影回顧，但容許我往前回到 2017 年底的那一晚。看完電影回家，已經過十二點了，像被附身一樣，我向一起生活四年的人提了分手。那一個決定嚇壞了我們兩人，好像是什麼在我們之外、之上的存在要使事情這樣發生。根據量子力學提出的多重世界假說（The many-world Interpretation），每次觀測或測量發生，當下所處的世界就分成兩個。如果這個在微觀世界中觀察到的原則、也適用在人們的生活和甚至宇宙的擴張，那可能就很接近我們稱之為「命運」的東西。

但麻煩的是在實驗室之外，我們不僅無法知道世界是否這樣運作，也無法選擇要進入哪一個世界，因為此時的人類，不再是做測量的人。

過幾天他搬走了。幾個月後我們不說話了，完全消失在對方的生活裡。我沒有跟他說過那天是看什麼電影，也不曾真正說明白分開的原因，象徵和預兆無法轉化成語言。分手嘛，失去嘛，人生總有幾回，幸運如我，更可怕的痛苦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經歷，像《大象席地而坐》中「世界是一片荒原」那樣，荒原外總有荒原。我看著他們的痛苦，卻沒有被邀請進入，因為在體驗的層次我無法感同身受，這確確實實是一種幸運。

但張懸唱過：「我愛你，你是一個世界」，所以整整四年，我愛著一整個世界，而 2018 我的世界是一片荒原。這種痛苦好像很可笑，好像不算什麼，我比較、我試著說服自己那是一種幸運的人才會有的痛苦，但最終還是得承認它就是屬於我的、無從比較而獨一無二的痛苦。

這段時間身與心好像分開了。「傷心」不再是隱喻，身體透過心臟抽痛呼吸困難告訴我我很傷心，但要我描述這傷心，卻一個字都說不出。心或靈魂飛走的這段時間，肉體還能有各種慾望，且是前所未有地貪婪，我感覺身與心分裂了以後每分每秒都在打架，卻不知要怎麼把它們好好分開、再合起來。讀了好幾年哲學的我，身處在古典身心問題的中心，卻完全沒有解答。

這或許是《夢鹿情謎》對當時的我如此重要的原因。電影的開始，男女主角在世界的存在依據──身體──竟是問題癥結點，對各自的表達形成了阻礙，於是反而要丟棄身體，在夢中才能神交。不過人的存在與表達最終離不開身體，他們鼓起勇氣從心的領域走向身，好像跨過了夢與現實的交界，但其實這條線是無接縫循環的。夢與現實是一種體驗上的程度差別而不是種類差別，透過身，他們會走回心的領域。

以前會覺得要說明愛，就必須從其他的事物或面向展開，因為愛本身是抽象又沒有清楚定義的。不過這一年為了度過愛的痛苦，我從自己從事的哲學研究出發，展開對回憶、對身體和行動的再思索與再體驗，發現最終在問的依然是：「愛是什麼？」於是不再排斥非智性的描述與探索，帶著謙卑展開一種新的存在狀態。

整個 1 月只能用「慘」字形容。四年的關係在幾週內結束，且是一個來自潛意識的召喚，事件的後座力遠比我想的強，而最後還是電影把我撿了起來。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 2017），聽他們討論熟悉的希臘哲學家，加上義大利的旅行記憶，及從小常一直夢見自己是五〇年代歐洲人的經驗，帶給我詭異的熟悉感。

一天，在積極想像的過程中出現一個關於剛逝去的關係之意象：如果奧立佛跟艾利歐是酒神與太陽神的相會，那我就是代表火與家庭的羅馬女神維斯塔（Vesta），燒著家中的爐灶維持平穩的能量，結果愛神厄洛斯（Eros）闖進來示愛，把手上的橄欖枝丟進火爐，火太大就把整個家都燒了。沒辦法留在這廢墟中一起被燒死，我試著召喚厄洛斯的兄弟安特洛斯（Anteros）來控制火勢，希望能找到另一種不同的愛。

到朋友家，他們決定推薦三部電影給我，分別是：《志明與春嬌》、《春嬌與志明》和《春嬌救志明》。長這麼大都還沒看過這系列經典，朋友還擔心：「她都看 art house 她會不會不喜歡⋯⋯」三片輪播的結果是，我在這系列感受到真實的、生活的愛情，它與我一直以來擁抱的原型式愛情很不一樣，使我真誠地大哭大笑，關閉了評論腦，像面對活生生的人一樣，努力去理解春嬌與志明。在兩人的分分合合中，在似乎離神話很遠的現實中，我看見他們如何從厄洛斯的濃烈愛意裡，轉化為安特洛斯那帶著理解與傷口的回應之愛。

愛如此美好，但個人的特質與尊嚴在其中幾乎被消磨殆盡，不只在愛情，也在親情、友情或其他難以歸類的關係裡。於是從通俗愛情片裡，我對愛的提問有了比較小範圍的分枝：「關係是什麼？」

雖然極喜愛電影院，但在家看片是最放鬆的選擇。沒事的時候會搜尋關鍵字，查查想要看的電影，接上投影機和音響，再倒杯酒，就可以窩在客廳一整個晚上。一天，基於對法國作曲家莫里斯・拉威爾（Maurice Ravel）的愛好，好奇會不會有以他為主題的電影？就找到了《今生情未了》（Un coeur en hiver, 1992）。

這部片的所有配樂皆從拉威爾的作品裡挑選，劇情是一位年輕的小提琴家卡蜜兒、與她生命中兩位重要男人的邂逅。在拉威爾的眾多作品裡，我最喜歡的是《F 大調弦樂四重奏》中的第二樂章，很活潑、頑皮，充滿意想不到的轉折跟微量的溫柔。但這部片使用最多的是《A 小調鋼琴三重奏》，一般而言我對鋼琴的音色放的注意很少，它好像缺乏個性，不像小提琴表達性這麼強，又不如低音提琴們振動久久不散。不過因為這部電影，曲子開始的琴聲就這樣留在我心中了。

史蒂芬與馬克辛是生意上的好夥伴、好朋友，沈默的史蒂芬幫頂尖音樂家維修樂器，外向的馬克辛則是穿梭於各個拍賣會，結識音樂家與客戶。這樣的平衡被卡蜜兒的出現破壞了。與馬克辛進入穩定關係的她同時和史蒂芬發展出另一種互相理解的感情，在近乎慢板的行板裡面，戀情是帶著友愛展開，但樂曲開始不久我們就聽見小提琴把鋼琴帶入活潑節奏的部分，大提琴的琴音又把整體節奏再次拉慢。自此和諧與熱情交互出現，到第一樂章的結尾。

原片名直譯是「一顆在冬日的心」，像是在說封閉的史蒂芬，同時也是隱藏熱情的卡蜜兒。三種弦樂器不是簡單地對應到三個角色，而是用樂音描繪了三人之間的能量與氣質如何互相渲染。由於前陣子在閱讀厄洛斯與安特洛斯的神話，加上榮格心理學的影響，這部片在我心中與另外兩部接連著看的片子，又連在一起。

另一個晚上，我搜尋了九月在維也納美術館裡看了好幾次的、念念不忘的席勒（Egon Schiele）。幾年前首次與席勒的畫作面對面時，留下深刻印象的很多，不過直到這一年才被《死神與處女》（Death and the Maiden）衝擊到了。搜尋之後，又意外連到此創作主題下的一大堆經典作品，其一是舒伯特的《第 14 號 D 小調弦樂四重奏》。它有個刺入骨髓的開場，隨後是憂傷的琴弦，接著近快板的鋪陳又把旋律帶回使人緊張的和鳴，爾後在第一樂章裡，不管調子是活潑還是陰沈，總有大提琴歇斯底里的顫音襯在後面。真是名副其實的「memento mori」（拉丁片語：勿忘你終有一死，是死亡之舞創作主題的概念來源）。

這首曲子帶我找到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的《死亡處女》（Death and the Maiden, 1994）。由舞台劇改編，描述在南美洲某國，一個女人寶琳娜正等待她即將接下政府職位的律師丈夫傑拉多回家。由她的警戒與廣播內容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政權交替、新世界與舊世界轉換的敏感時機。在這個暴風雨夜，一個陌生男人載了丈夫一程，不久後又來作客。透過男人的聲音，女人堅信他是舊極權政府中曾在精神病院虐待她的醫生米蘭達，於是就在這郊區的房子裡，一場跨越時代與地域的調查充滿火藥味地展開了。

寶琳娜最有力的證詞是一卷錄音帶，舒伯特的四重奏，封面是孟克畫的死神與處女。每次在療程中，她被綁縛、雙眼被矇住，只能聽見惡魔的語句和這首曲子，身體盲目地承受暴力。醫師否認寶琳娜的指正，拒絕自白。而和《今生情未了》一樣，我們再次看見了「三」這個數字：

現在，讓我解釋這兩部乍看無關的電影是怎麼在我腦中被聯繫在一起的。首先想講一個神話故事。阿芙洛蒂蕊（Aphrodite）生下愛神厄洛斯後，發現他一直處在嬰兒狀態無法長大，就去問姊姊泰美斯（Themis）要怎麼辦，泰美斯叫她去跟戰神阿瑞斯（Ares）生一個次子安特洛斯，兩兄弟的競爭果然使愛神長大了（此神話在榮格研究中的發展請見《被遺忘的愛神》）。

因為宗教背景，中世紀的許多研究者把安特洛斯當成「反愛」的象徵，但其實「ant-」在希臘文中是「等同於」的意思。安特洛斯與厄洛斯作為愛的不同品質，完整了愛的不同面向，而如果厄洛斯是熱情的慾望，是超越人類能理解的一種能量，那安特洛斯可以被理解為「回應的愛」，是同時具備接收與給予的愛的體驗。沒有厄洛斯的愛情關係是無力的、缺乏熱情的，但充滿熱情的愛如果沒有回應的面向，可能最終會受困於孤獨的自我領域，而不是兩人共有共享。最重要的是，厄洛斯讓你為另一個個體燃起火焰，安特洛斯則使你更深地認識自己。

常常我們談愛的時候，是針對厄洛斯形式的能量去談，但安特洛斯卻是我們在生活的層面極度需要的。它關乎一種對他人、尤其對親密他者在愛中的陰暗面的包容。這以奧德瑪特（Martin Odermatt）曾提出的六芒星來解釋會更清楚：（見下圖，《被遺忘的愛神》頁 178 翻拍）中間淺灰的部分是兩人心靈相交之處，深灰則是被兩人意識到的、彼此不相交的領域。將六芒星從右上角等比拉大，淺灰與深灰的面積都同時變大了，於是弔詭的是，我們總以為跟一個人相處越久會越認識他，但相交的部分與不相交的部分是等比成長的，於是當向一個人靠近、並產生更多理解時，將會同時意識到更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他。

臨床上會認為，如果可以意識到並接受雙方的不相交領域，且不會產生恐懼或不安全感，就是關係較健康的樣態。但這事情總是不容易，以致人生中有痛苦、有遺憾，而我們從中學習。我認為上面兩部片教會我的事情之一，就是當靈魂相交時的美好與痛苦，而在這波能量擾動中，不論結果為何、愛情是否實現，總會出現對對方、對自身、對存在更深刻的了解。

雖然很像安慰自己的廢話，但事情就是這樣，這麼簡單的道理，只能在人生不斷體驗才能學習。

如果就一部電影的範圍論，一段關係中兩人的合體、在個體內所產生的超越面向，有時會透過片中的另一個角色來顯示，而電影的主要事件則引發六芒星的擴大。第三人的出現作為引發擴大的機緣或原因，如此便構成了「三」的結構。

在《今生情未了》中有三組六芒星，最主要的那一個是卡蜜兒與史蒂芬的靈魂交會。在這次的交會裡厄洛斯先被壓抑，且直到電影結束都沒有實現。不過卡蜜兒走出了她不曾跨越的一步，任自己熱情地表達愛意，在遭拒後失控，最後與自身某部分和解。至於史蒂芬雖然沒能邁出那一步，但他承認了對卡蜜兒的愛，也面對自己對馬克辛深刻的友情。

在《死亡處女》中，醫生的事件使傑拉多看見了寶琳娜的陰影，那是他不曾理解的部分。即使透過言語知悉寶琳娜的過去，也因此理解她的憤怒與傷痛，但當這些以現在進行式展演在他面前，仍然引起了恐懼與不信任。不過最終，這對夫妻帶著對對方陰影的承認，有了更緊密的關係，片尾在音樂廳，當《死神與處女》的開頭響起，他們緊握彼此雙手，而醫生則在上面的包廂，三人的秘密就留在樂音裡。

再說醫生與寶琳娜的關係，也可以被視為一組「二」，以律師丈夫作為第三人，見證兩個敵對的意識形態、被害者與加害者的翻轉。於是「二」可以代表的不只是兩個人，還可以是更大的、集體性的存在，透過一層更高的合體來提升兩者的自我理解或療癒。我們不能說那段歷史造成的傷痛因為三個個體的相遇而達成和解，卻可以視其為契機。

在我的客廳放映室幾乎日日播映之餘，柏格曼影展也開跑了。那段時間常常一進戲院就是一整天，精神空間不斷被往各方面開展，連做夢都是電影場景。其中最令我激動的是《婚姻場景》（Scenes From a Marriage, 1974）。

任何想理解「關係是什麼」的人，都應該去看這部片。雖然我不曾身在婚姻中，但記起在四年的情感之初，一次吵架，我在路邊摘了朵花，開玩笑地向他求婚，我們也如夫妻般一起居住、生活了好幾年，分開時他說：「那我們算是離婚了。」或許我也算是過了一段婚姻生活吧，而柏格曼的婚姻場景幾乎重現了幾個使我心痛的現實場景（相信也重現了許多其他人的）。

柏格曼影展之後，我立刻在客廳放映室重播了《柏格曼的繆思情緣》（A Love Story - Liv and Ingmar, 2012）。幾年前第一次看片段，當時一滴淚都沒流，內容現在也忘得差不多了，這次看著莉芙・烏曼的臉投在我家白牆上，她的笑容依然很美，對著鏡頭說的字字句句都打進我心裡。

在這裏，六芒星有了不一樣的閱讀方式。「三」是莉芙・烏曼、柏格曼與電影。這兩人的相遇是世紀電影神話等級，但紀錄片裡又能看見電影與生活交織的面向。在他們記憶的島嶼：法羅島上，我們看見五年的愛情、五十年的友情和創作生命中的細碎片段。

談到兩人在拍攝《假面》期間相識時，莉芙・烏曼說她度過了一段非常、非常快樂的，如孩子般的時光。對兩人產生的情愫她說：「如果我被認定了，那我就值得被愛。」柏格曼認出了她的美麗，而她則是他的千里馬。不過強烈的連結也帶來附帶的壓力，使她感覺「這是一個夢，我現在是在別人的夢裡。」法羅島是柏格曼的夢中之地，但莉芙・烏曼逐漸感覺她即使用盡全力去愛這座島，以柏格曼的方式去愛、去活、去擁抱它，她仍然始終不是這座島的一部分。

在這裡，我不知道要如何以言語描述這些經驗與我的四年，如何相像以及共振，那些寂寞、憤怒、暴力與強烈的愛。不同的是，他們找到珍貴的友情，柏格曼的電影因為莉芙・烏曼的分享而前所未有地真實，創作也因為兩人的關係，有了更深的意義。電影將兩人之間，交會與陰影的面向不斷展開，直至柏格曼的生命終結──梳理所有莉芙・烏曼在柏格曼電影中的角色，可以得到對兩人交會之六芒星的更深入分析，但這就留待有機會時，另開篇幅論之吧。

當莉芙・烏曼說：「沒人能創造你的寂寞，沒人能創造出你內心深處的黑暗，重點是我們怎麼面對它」時，我想到《婚姻場景》接近尾聲的一幕。而這幕也出現在紀錄片中。約翰說：「我用我自私的方式愛你，你也用你挑剔做作的方式愛著我⋯⋯就這麼簡單，我在世界某處的一棟黑暗房屋裡抱著你，而你在我的擁抱中⋯⋯」瑪麗安問約翰：「你真的相信我愛你？」約翰：「真的，但要是我們一直把它拿出來講，愛就消失了。」

當在對方的擁抱中，在親吻與愛撫、在無法重複的奇幻時刻裡，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承認愛真正在發生，它或許是一種只能由直覺去接近的能量，且絕對能夠超越個體間的距離而成為被分享的情感。但人需要語言的確認，在語言中我們發現一種寂寞與黑暗，認知與真實的裂痕產生了。弔詭的是，在言語之前，這裂痕本不存在。語言之產生雖然是對表達的欲求，大多數時候帶來的卻是誤會，越說，我們離愛就越遠。

但我們依然說，用詩、文學、電影和情書，因為語言是屏障，卻也是走向超越必經的路。鮮少有人能擁有不需要語言的默契，又或許必須是兩個高度覺知的心靈經過長久的磨合才能達到。莉芙・烏曼描述了一個兩人之間超越言語的時刻：他們之間有種共時性的連結，在柏格曼去世當天稍早，她突然感到必須去見他，大費周章地包機飛往他住處，就為了說一句話。她假裝他問她為什麼來，用《夕陽舞曲》的台詞回答：「因為你召喚我。」柏格曼在當晚逝世。

此時共時性、有意義的巧合也在我家客廳悄悄發生。莉芙・烏曼說在島上，在陽光跟天氣的變化中，她依然感覺到柏格曼的存在，而且每當她說蠢話時，就會有蒼蠅飛進去家裡，一定是他搞的鬼。下一個畫面剪了柏格曼年輕時在法羅島海邊散步的影片，此時一隻蒼蠅飛到我家牆上，就在柏格曼身旁飛來飛去。我把這個瞬間當成禮物，謹記兩個偉大心靈的相遇，以及他們如何努力地實踐愛當中的原諒與理解。

年初的某一週，同時接到三篇文章邀約，因文章性質或個人選擇，三個主題皆在不同程度上與《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 1959）有關。這剛好是觸發痛苦的一部片，寫作相關論述很難，但也是一種整理與淨化的過程，而我在過程中離莒哈絲更近一些，於是能從她走向下一步。

在其中一篇文章裡，我曾詳細地分析回憶、幻覺與愛的關係，並比較了《廣島之戀》、《去年在馬倫巴》和《尋愛偵探阿洛伊斯》三部片。一段關係的改變中，最使人無法放下的就是回憶。在莒哈絲的遺忘宮殿裡，她點出了遺忘的可怕：要遺忘愛帶來的痛苦，就得同時遺忘愛本身，與其對象。

但一個人無法遺忘所愛之人，也無法遺忘曾經愛人的自己，於是在同理之餘，除了試圖從當代電影裡尋找不同於「回憶之回返」的、鬼魂式的愛，我也試圖向莒哈絲式的愛情觀道別。這事不容易，因為回憶很誘人，即使暫時的回返也都比無限延長而寂寞的現在好。而雖然經過了柏格曼的洗禮，接到他切穿美麗表象的銳利真實，最終我還是回到了屬於自己的遺忘宮殿，即從小就鍾愛的《王牌冤家》（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2004）。

一次朋友來拜訪，我帶著哭腫的眼睛去開門，他以為我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沒事，我只是心血來潮重看了《王牌冤家》」。雖然導演是米榭・龔德利（Michel Gondry），但我喜歡把它納入查理・考夫曼（他是本片編劇之一）的脈絡去閱讀，因為意識、回憶等主題在他一系列的編劇、導演作品中形成連貫。

世上有千萬種痛苦，其程度與性質也不能比較，而失去所愛之人、並產生不可挽回的鴻溝，是其中一種現在的我能夠體會的。在這種痛苦驅使下，人們來到一個神奇機構，使用儀器抹除與前任情人的全部記憶。電影的開頭，凱特・溫斯蕾飾演的克利曼婷（Clementine）與金．凱瑞飾演的喬爾（Joel）在火車上相遇，似曾相識的陌生人原來曾經是愛侶，只是雙雙消除了對方的記憶。

觀眾跟著喬爾進行了這趟殘酷旅程。儀器作用時，喬爾的身體屬於休眠狀態，但過程中他竟後悔了，他帶著記憶中的克利曼婷逃跑，她的臉孔變成黏土一般，怎麼捏都捏不出原本的形狀。上一秒她在身邊，下一秒即消失在黑暗中。她也變成他母親，既是現實中的她、又揉合喬爾對她的原型投射。在完全消失前她說：「蒙托克見。」（Meet me at Montauk.）這也是片頭兩人在火車上欲前往的地方。

我鍾愛這劇本對於回憶之運作的呈現。科學儀器試圖將回憶整理成檔案，一個個刪除，也許可以騙過大腦，但騙不過靈魂。當我們想起一個深刻的事件或人，是以整個靈魂去記憶，因此才對一些又愛又恨的事無法忘懷，就像把紙上的鉛筆字擦掉，但當時你寫下時這麼用力，只要輕輕用鉛筆再劃過去，筆跡就又顯現了。

另外，回憶之生產與身體、知覺絕對相關，身體也以自己的方式儲存資訊，留在慣性行動和無意識中，或藉由無以名狀的情感，顯示出來。於是儀器無法刪除任何東西，它不過是抑制了召喚回憶的能力。而回憶與夢的交界如此模糊，裏頭的元素有了自己的生命，在線性時間的未來那端回頭、向經驗主體招手。克利曼婷，一個鬼魂，召喚了現實中兩人在蒙托克的重逢。

也許鬼魂式的克利曼婷終究逃過了被刪除的危險，也不再被喬爾的記憶束縛，逃向夢與回憶的隙縫，也逃出電影捕捉的範圍了。回憶和我們召喚它們的方式之間，有一種創造性活動，不論多想以最接近當下的方式記憶珍貴的回憶片段，每一次的迴返都使得場景變化，可能是變模糊，也可能因為過度增加細節而失真。

於是我想，我又能帶我的鬼魂逃向哪裡呢？

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其企圖彌合身心二元性的著作《物質與記憶》（Matter and Memory, 1896）中，以「迴圈」來建構回憶的圖像。在電的迴路法則裡，一個電路是封閉的迴圈，電流通過電阻回到電池，而其中有一種張力。於是「物質與記憶」的意義或隱喻在於，在一個記憶的迴圈裡，在物質與對其的記憶之間、總有一不會消失的張力，不管我們在回憶的線上走得多遠、產生多少層精神性內容（幻想、對記憶的再造等等），都將有一股張力把最終被召喚出的回憶影像與某個觸發這回憶的「物」或事件，聯繫在一起。

回憶面對的是物質與行動的需要。唯有在行動的層面產生某種需要時，我們才召喚回憶，不管那是一個法文單字、一個名字或綁鞋帶的方法。但是當需要變得複雜，召喚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而無法完成的行動就變成情感與感覺。我喜歡讀柏格森，因為在浪漫的、如詩的論述──「最廣大的一層迴圈囊括了我們整個過去，於是也是夢與幻想的迴圈。」──之下，他依然沒有忘記人的存在是根植於行動。於是在夢與回憶的國度，世界可以無限擴張，那裡是所有創造性的來源，但如果走太靠近純粹回憶，要返回物的路程也將越來越遙遠。有時候放棄追逐鬼魂的幻象，回到身體去體驗、思考，反而更接近一種比較生動活潑的存在狀態。

下半年，處理感情創傷的路徑漸漸轉變成開闊思想的可能性。首先是期待已久的《滅絕》（Annihilation, 2018），原著小說早在幾個月前就在朋友圈裡轉手多次，讓我重新燃起對科幻小說的熱情。許多影評圍繞其科幻背景的設計展開對片中「X 區」（Area X）之外星生物的討論，但這部片最引起我注意的，卻是它對人類存在樣態可能性的想像。

一旦進入 X 區，所有有機體都會彼此發生融合與變化。柏格森在《物質與記憶》的最後一章曾論述道：科學、文學等人類文明產物，都是意圖在一個延續、變動而無法切割的整體中，刻下一個個看似分離的詞與物。我們透過理智的綜合分析能力去理解詞與物，卻以為這就是存在本來的模樣，殊不知透過超越表面語言的直覺，才可能接近存在整體。

這顯而易見的事實卻不太被大眾接受。因為一旦失去語言和定義，失去不變動的數據和規則，人類對世界的理解、掌控和社會建構就會發生問題。實際點來說，我們需要語言和物的定義，但它們之所以能是其所是，其來源必須來自不可分割的整體存在。

在 X 區中，隨著待著的時間越長，人類以自我、以「我的身體」經驗的身心個體都被破壞了，逐漸融合進一個更大的整體。人變成一些有機組織的集合物，一些精神活動的波動。X 區外的我們把那狀態叫做「瘋狂」，不過它是更接近自然本源的。對我來說，片中的外星生命體有一種智慧，那是非人能理解的精神狀態，它善於遺忘，並擁抱所有突變，突變的因子是生物狀態也是心理意圖，在那個世界並沒有分別。

而如果把故事視為隱喻，角色們在 X 區所面對的爭戰，即試圖保有人類形式的存在，同時也發生在現實中。但這種存活的意志並非總是好事。我們不願身體與精神組織遭到破壞，因為我們已經忘記它們的重生能力。透過不斷死去，自我才能獲得更深、更廣的生命，這是科學定量測量與理論推演得不到的體驗。

體驗即是以身體作為測量世界的工具，迎向實驗室外的混亂。跨年的一週我去爬山了，在山裡的晨霧中醒來，在星空下睡著，跟著布農族的老獵人踏過他生活大半輩子的丹大山區，也是布農族成長茁壯的地方。不需要指針或量尺，沒有固定不變的數據，老獵人總知道他自身的位置。於是山不再是一個地方，它在我腳下變成一具軀體，這座巨大的軀體裡有無數小的軀體，我也是其中之一。而山是在地殼之上，於是無數的軀體層層疊疊、以有機的方式互相滲透、相關。

在這趟旅程中，我以自己的身體到達很遠的地方，比通訊軟體、網際網路所能到達的更深，更遠。我以身體感覺，除了步伐、疲累、乾渴，又有情感流經我的存在，又流向別的地方。於是不再需要透過語言和數據確認自己的位置，身體自己知道，它在某個與存在完整聯繫的層面感到安心。

這樣的啟示在丹麥紀錄片《穿越意識界》（...When you Look Away, 2017）中，也以量子力學的方式顯現。導演費・安柏（Phie Ambo）因為女兒的一個天真提問：「你怎麼知道自己不是在作夢？」而展開一趟追尋真理之旅，當然最終沒能回答「什麼是意識」，卻串起了看似無關的事件。她堅持讓有意義的巧合帶她完成旅程，不過度計畫拍攝內容。而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與 power pack 發明人拉斯（Lars Leth）的相遇。

拉斯相信水能溝通，物質之間的共振能產生趨向同質的變化，而他的發明已經廣泛運用在農業種植（種子優化）和工業油污清理的領域。雖然在生活中已被證實有效，但弔詭的是，當研究人員將所有其他變因去除，在實驗室測試 power pack 的運作試圖找出原理時，發現效用竟然不見了。

科學與實驗室所得出的測量結果不變，使人安心，這個層級的「真實」來源是：意識與物的互動使波的作用崩塌，而使測量得以進行，於是也只是一個角度而已。我們以為得到數據就是理解一物的性質，但如果量子不想被觀察而隱藏了部分特性呢？在肉眼、在科學之眼的視線以外，微觀宇宙所發生的事永遠未知。於是也許切身接觸是一種補償機制，也是對自然的敬畏，是更接近存在本身的方式。

長久以來，我緊抓著理論和邏輯不放，以為只要能繼續推演，就是在累積對世界和自我的認識。這一年的悲傷讓我開始建立與身體的關係，並重新將自己安置在世界中，於是痛苦也是禮物。

2018 年的最後一部片是誠品週日經典播映的《新橋戀人》（Les Amants du Pont-Neuf , 1991）。十年之間我看了四次，這次在登山、切斷一切通訊之前又去看了一次，算是揮別一年的儀式。

倒數五分鐘的那場戲，男女主角在修好的橋上，Michèle 跟 Alex 說 the happy guy 的故事。酒吧裡兩個不快樂的男人，想著如果多做點愛就會快樂了，一個男人問另一個多久做愛一次？回答兩個禮拜一次，另一個說自己一個月才有一次。酒吧裡有第三個男人，笑得嘴巴都要裂開了，他們馬上過去問他多久做愛一次？男人回答：「我的朋友們，我三年做愛一次。」「三年？！那你在高興什麼？」「因為那一次就在今晚。」

Michèle 跟 Alex 爆笑出聲，輪流說著「Parce que c'est ce soir!」（就在今晚！）每次這一幕我都會莫名哭泣，就在這次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了。如果今晚就是那一晚，那就沒有什麼其他更重要的事了，就笑，就在當下吧。如果今晚不是那一晚，就像 Alex 一樣，把它變成那一晚吧！這是超越愛情、對生命本身的愛，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感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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