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上流》是一個「框線」相當分明的作品：從只能從方窗仰望外面的地下屋，到落地窗構成的方形富豪家屋；極度強化的階級界線、南北韓對立、崇美的家庭納入印第安遊戲的殖民掠奪隱喻，還有氣味的「越線」…，更別說，連那會改運的山水石，都有個平整的底盤。看完這部電影，我忍不住揣想：彷彿拿尺來畫量這部電影的奉俊昊，要談的恐怕不是現實，而是荒謬──或該說因現實無法逃避，只能透過戲劇展演的荒謬。如此一來，觀眾恐怕無法跟這部電影多計較些什麼。
對習慣觀看大歷史的我來說，最清楚的框線莫過於南北韓關係──二次大戰結束前五天，兩個美國官員在倉促中，沒有徵詢任何韓國人或專家意見，拿了一張國家地理雜誌的地圖，以北緯 38 度線為界，切開了韓半島。這種劃分毫無邏輯，但世人也就沈默地接受了，就像接受那一刀切開後衍生的偏見一樣：北邊是貧窮的共產主義朝鮮共和國，南邊是自由發展的大韓民國。韓國人看待北韓，還多了個角度：具威脅性的敵人。但威脅他們的或許不只核武，還有貧窮。
這個元素在電影裡被置放在「地道（躲債、生存）」這個背景裡，同樣納成嘲笑的材料。然而，南北韓界線在歷史上一度有著被跨越與消弭的機會：1950 年初，北韓軍隊勢如破竹跨越 38 度線，人們只好南逃。這段歷史景象透過難民聚落與遺跡，被完整保存在釜山──這個城市最大的傳統市場「國際市場」即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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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東亞電影，先後得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小偷家族》和《寄生上流》，因為內容主題環繞家庭與貧窮，時常被觀者拿來比較，說前者自然寫實，後者鑿痕深、戲劇效果強；或是只以奉俊昊個人作品來論述《寄生上流》的導演風格和語言。但我認為像《國際市場》這種在保守派當政時期的韓國賣座電影，更適合拿來比較。
2014 年上映的《國際市場》展現韓戰後的幾個重要歷史的移轉，雖沉重，但描寫人民積極生存、堅強剛毅，於是能掙得安穩人生，叫好且叫座。《國際市場》無疑是一個有歷史縱深的動人故事。雖然南北韓界線在韓戰過後依然穩固，但一個「沒有階級和貧富差距」的社會在這個時期出現了──戰亂過後，只要肯向上，不用學歷不看背景，都能成功且脫貧。
《國際市場》的敘事對台灣人也很是親切，畢竟「愛拚才會贏」。台韓近代歷史極為相似，經濟發展的速度都被稱為「奇蹟」，但這所謂奇蹟的背後是冷戰與美援的助力，到今日卻成為保守陣營批判進步政權的武器且呼喚民眾支持的「偽命題」。它激發的是人們懷舊的情感與「向前看」的信仰，卻刻意忽視被遮掩的不公，及為了「社會繁榮」而同時發展出來的財團經濟。
這也是電影中，富人家庭崇尚美國學歷與背景而生的隱喻──自二戰後、美軍暫管韓國開始，這個國家就對美國產生仰望的姿態，在朴正熙時期，經濟更是倚賴美國的支持與保護。也是在這個時期，政府大力扶持財團，讓韓國政治經濟至今都掌控在財團手中，造成許多重大問題。遭到「美國」掠奪資源的印第安人長期在社會與歷史上被刻意忽略，而喜好印地安文化的富人幼子在電影中沒有聲音，被（假裝留美歸來的）金基婷壓制，只能乖乖聽話，正是一個強大的隱喻。
我們很難想像《寄生上流》這電影能在李明博、朴槿惠執政時期出現。事實上，我忍不住注意到，保守派當政時，奉俊昊多與國際合作，極少在國內拍攝尖銳且批判社會議題的電影。這種結果不難理解，因為當時的政權只需要《國際市場》這種聲音──除了電影補助外，電影投資者也會視政治風向與環境，決定投資哪些題材──他們希望觀眾看見努力奮鬥的過去，忘記當下社會的諸多現實，像是僵化的階級與日漸嚴重的貧富差距。因為從這個時期開始，這種世代之間的「相對剝奪感」很是深刻，甚至有了「地獄朝鮮」之名。
1990 年中後期，因為金融危機與大規模的解雇潮，韓國社會中充滿著「只要我和我的家人活下來就行」的氣氛，2002 年有幾個廣告文案大受歡迎，他們是這樣說的：「請成為有錢人」、「誰都不會記得第二名」。但在冷血的競爭中，不管你再怎麼努力，99% 的國民生活也不會因此變好。《憤怒的數字：韓國隱藏的不平等報告書》中就指出：到 1990 年中期為止，99% 韓國人收入從占 GDP 的 75％ 掉到 60％ 左右，這數字到朴瑾惠時期更加惡化。
而這正是《寄生上流》中最明顯的「那條線」：極度惡化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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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寄生上流》當天，我在自己的臉書晃看網友的評論時，不斷讀到一個媒體人的質疑，他說自己還沒看這部電影，光讀簡介就覺得不對勁：「這麼有本事的一家人，怎麼可能窮呢？」然在我看來，這個評論者對「社會流動的可能」太過自信，恐怕也出於中產階級乃至保守派固有的盲點──他們相信資本主義社會是公平的，只要有本事就有脫貧的可能，如果你貧窮，是自己不夠努力，因此無法瞭解「階級翻轉」比想像中更困難，需要一個「機會」。
這種「機會」，在一般社會裡，多半靠的是教育。但在韓國，雖然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但如同布爾迪厄談過的文化資本一樣，要循此往上，都還是要有條件。菁英教育幾乎也是「世襲」──看看朴槿惠的閨密門的起因是什麼，看看韓劇《天空之城》如何殘酷──《寄生上流》裡金式兄妹，不斷重考想擠進大學之門，卻因付不出補習費而放棄。
在其他國家，不論社會競爭或就業，學歷或許不算是什麼太大的問題，但對原就有儒家思想底子、有著階級意識的韓國來說，卻非如此。現在的韓國企業聘用人才看的是學歷而非能力──因為每個人都要經過培訓期，他們寧可選擇「素質」比較好的。
當然，在韓國近代史上，並非總是如此：韓戰過後那些年，因為普遍貧苦，只有強悍積極的人才能掙得機會，知識份子在那個時候只能淪為幫手。但隨著經濟發展，教育普及，狀況也改變了，大學人人幾乎讀得起。1970 年代，亦即朴正熙執政時期，韓國的教育程度與薪資水準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有 95% 的韓國人擁有高中文憑，其中五分之四進入大學讀書，成為全世界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但這並不讓人民感到幸福，英國作家麥可．布林在《新韓國人》一書中便寫道：這種教育反而引起社會的負面特質，孩子們被教導要取得文憑，而非「成為一個好人」。
金融危機後，競爭關係才開始趨於明顯。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極度競爭的社會，若要往上爬（或是存活下來），必須有些不擇手段，這也成為《寄生上流》「因為有錢所以善良」那句台詞寄附之處。但這部電影又刻意在替階級劃上一條深黑不可跨越的界線、絕對二元的同時，讓「善惡」成為一個模糊的邊境，當「階級」在影像與故事層次上被再次強化時，「惡行」（非惡意）得以翻越界線，推出故事的高潮。
「如果把對別人觀點的極端敏感想像成地基，那麼建蓋韓國人思考模式的一樓就是階級感。在現代民主化的南韓，他們知道理論上人人平等，但實際上，他們用工作來定義和評估自己的價值，他們認為階級越高，別人就越尊重他們。」麥可．布林在書中這麼說：在階級的世界裡，你很難隨性或保持天真，你很早就學會要敏感、要蒐集情報，然後策劃。所以韓國人慣於沈默，只因為擔心別人對自己言行的反應。而將別人看法視為圭臬的人，道德指針也很容易關掉。
作為一個沈浸在韓國文化、具有名校社會學系學歷、有著深刻社會觀察的導演，奉俊昊在構思、處理《寄生上流》中的各種發展時，恐怕比我們從畫面與有限的框限裡看到的，還要多上許多吧。
全文劇照：CATCH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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