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的是誰？談機器學習與人臉辨識的善與惡／Benedict Evans
閱讀時間約 20 分鐘
人臉辨識是目前指標性的機器學習應用；它讓電腦網路能做很多過去做不到的事情，但也引發了許多關於隱私的爭議。甚至因為治理觀念的不同，這些技術讓世界各國發展出不同的用途和規範，逐漸形成了兩個不同的陣營。
早在1970到80年代初期，科技業就已經創造出一種革命性的新技術，讓政府和企業機構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用來追踪、分析、和瞭解每個人的行為。
這種叫做「關聯式資料庫」的技術現在看來稀鬆平常，但它確實讓當時原本只涵蓋小範圍的資料庫可以彼此連結，成為涵蓋龐大範圍的資訊來源、創造出更多前所未有的應用。
對於這一點，當時的學者都表達了各種憂心、甚至寫了很多本書，例如：
總括來說，關聯式資料庫技術有兩個令人擔心的問題：
- 這些資料庫可能包含不正確的資料、或是錯誤的假設；尤其某些社會偏見、或是帶有偏見的資料解讀方式，會無意中被編入資料庫中、甚至成為機器處理的規則。
- 或許有人會建構並使用這些系統來做壞事。
換句話說，這類系統如果不能有效運作，我們會擔心；但如果真的可以運作，我們也同樣擔心，因為人們很難預料它的運作結果會是怎樣。
時間快轉到現在，對於人工智慧AI、尤其是人臉辨識方面的問題，我們也有相同的擔心；更縮小範圍來說，我們擔心的是「機器學習」，因為讓人臉辨識技術能夠實現的基礎，正是機器學習的能力。
而且同樣的，這種技術無論能不能如預期運作，我們都會擔心。所以，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大、我們到底需不需要擔心、以及我們之所以擔心的基本原因。
首先要看的是「人為錯誤」。
「好人」使用「壞資料」
過去我們在使用資料庫時，經常會犯一些人為錯誤，像是公家機關的電腦裡把你的名字寫錯，因而鬧出各種笑話；更慘的是，你改自己的名字恐怕比申請改電腦上的名字還容易。
更麻煩的是，如果你跟通緝犯同名，還可能被警察追捕、在機場被擋下來、甚至發生更麻煩的狀況。
最近的一則相關新聞，是美國有人選了「NULL」當做自己的車牌字號，結果全國所有找不到主人的罰單就統統跑到他們家去了。
這類故事反映了三種不同的問題：
- 系統中可能包含錯誤的資料（例如名字記錄錯誤）；
- 系統中的資料處理設定有問題（例如沒有排除「NULL」之類可能造成問題的字、或是把某些正常的字眼判斷為「不雅」）；
- 主管單位讓沒有經過訓練、不瞭解處理流程或架構、或是根本沒有經過授權的的人員操作系統，所以無法即時過濾並處理問題。
當然，所有的機構單位都可能碰到這種「早在電腦發明之前幾千年就已經存在」的問題。而有了資料庫之後，千奇百怪的錯誤更可能隨著技術的進步發生；而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ML）誕生之後，也同樣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搞砸方式，而這些還可能根本就是ML與生俱來的問題。
想像一下：假設你想開發一套「貓臉辨識系統」；傳統的方法是先建立「邏輯步驟」，例如開發辨識圖形輪廓、尖耳朵、眼睛、以及腿部的演算法或感測器，一共幾百種。結果最後常見的結果，就是把這些東西全部兜在一起之後，系統卻莫名其妙動不起來。
很多事情理論上很簡單，但實作起來卻超乎意料的困難。
有一些事情，對人類來說是舉手之勞，但我們很難把它量化、或是變成數學方程式（讓機器瞭解）；但ML技術能將這類「邏輯問題」轉換成「統計問題」。
例如我們不需要自己把「如何識別X的照片」變成數學方程式，而是提供「10萬個X」和「10萬個非X」的例子給ML引擎，來「訓練」它去辨識X。
訓練完成之後，你只要給它一張照片，它就能告訴你照片上是不是X、或是「有多像X」。也就是說，不是由人類來告訴機器規則，而是讓機器根據「這是X」與「這不是X」的資料與答案，自己產生出規則。
這樣的技術，可以解決包括人臉辨識在內的許多問題，但也帶來了兩類新的問題：
1. 訓練資料的正確性
首先，以這個例子來說，總共20萬筆的「X」與「非X」學習資料之中，到底是些什麼東西？你確定資料都很乾淨嗎？會不會有跟X根本無關的內容？
我很常舉的一個這類範例，是一個「識別皮膚癌照片」的系統。最常見的問題是，系統中不同膚色人種的資料樣本可能不完整，導致在識別不同人種的皮膚癌時發生誤判。
「恭喜你，你訓練出了一套『人工智慧直尺識別系統』，而不是癌症識別系統。」
更糟糕的是，醫師往往會在照片裡放一支尺，作為標示比例之用；如果所有「有癌症」的照片上都有一把尺，而「非癌症」的照片上都沒有，最後那支尺可能會變成比皮膚問題更明顯的特徵──恭喜你，你訓練出了一套「人工智慧直尺識別系統」，而不是癌症識別系統。
這個基本問題，在於ML系統並不瞭解自己看到的是什麼；它其實不知道什麼是正常、或是有癌症的皮膚，對於人種、膚色、性別、甚至是人還是動物，也根本沒有概念。
道理很簡單，就跟你的洗衣機也不知道「衣服是什麼」一樣。
即使是ML系統，也只是對資料進行統計和比較，並沒有比較「聰明」。所以要再問一次：你餵給它的資料是什麼？資料是怎麼挑選出來的？有什麼是挑選過程中可能沒有注意到的瑕疵？資料本身是不是就可能有誤導的嫌疑？
在訓練資料中，是不是出現了無關主題、也沒有統計價值，但可能影響判斷結果的東西？所有的「健康皮膚」照片都是在日光燈下拍攝的嗎？所有「不健康皮膚」的照片都是在LED燈下拍攝的嗎？人類可能不在意這些細節，但是笨笨的電腦都會把它們囫圇吞棗列入考量。
2. 「符合」如何定義？
現今的電腦和資料庫，常常會給我們「是／否」的答案。像是這輛車是贓車嗎？這張信用卡被盜刷了嗎？我的帳戶還有錢嗎？我訂的航班確認好了嗎？這個號碼的客戶名下有多少訂單？諸如此類的答案。
但對於ML系統來說，除了「是／否」之外，答案還有「或許是」、「或許不是」和「有可能」之類的好幾種選擇，因為它有「機率」的概念；而如果只有「是／否」的傳統系統介面將「或許是」顯示為「是」，就可能會出問題。
在最近的一些宣傳材料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上述的兩個問題：資料處理人員用罪犯（只有罪犯）的臉部照片來訓練人臉辨識系統，然後找一個好人（為了避免「爭議」，通常找的是政治人物）的照片來辨識、問電腦是否有符合的罪犯資料。
令人意外的是，在較低的信賴區間設定下，系統往往會回答「有符合的資料」，代表這位政治人物「有可能」也是罪犯。
如果訓練ML時用了偏頗的資料集、準確度設定得太低，當然可能得出有問題的結果。
然而對於科學家來說，這樣的測試方式等於是在惡搞ML系統。因為訓練時刻意使用了偏頗的資料集、故意將準確度設定得太低，然後才會得出有問題的「符合」結果。
事實上，你也可以用貓的照片、或是菜頭的照片（不一定要用罪犯照片）來訓練ML系統；這時候你問電腦「請找出一顆最像這位立委的菜頭」，說真的，它也確實可以找出一顆來給你。
雖說是惡搞，但這種實驗並不是完全沒用的。許多人聽到「人工智慧」就以為它是「聰明」的；聽到「AI＋數學＋電腦」，就覺得「數學算出來的一定不會錯吧」；但這種惡搞證明了一件事：即使都照邏輯規則來做，結果仍然可能是錯的。
簡單的說，數學計算或許不會偏差，但原始資料是可能有偏差的；何況我們不只可以惡搞資料庫，要惡搞技術其實也沒那麼難。然而，許多公司正是在這種「可以惡搞」的基礎上設計了人臉辨識（和其他ML）系統，難怪會跑出無法預期的結果。
但廠商還是會跟採購的警察單位說：「這是人工智慧耶，不可能會錯的啦」。
對於ML系統來說，這些都是很基本的問題；而且要再強調一次的是，這些問題跟大家擔心的「個資處理方式」還談不上關係。即使是功能很強、能夠預測出機器可能失效的ML系統，也可能因為訓練期間只餵了特定廠商產品的資料，因而在實用時產生偏差。
這裡並不是要否定ML的價值：它確實可以識別出過去電腦無法識別的東西；但如果錯誤發生在資料庫端，結果還是可能出錯。
所以，我們必須瞭解ML系統如何運作，一來避免自己無心惡搞了它、也讓其他人知道它也可能出錯。ML就像緝毒犬一樣，找毒品的效率比人高得多，但我們不會只因為它疑似聞到毒品就將人定罪；何況現在狗的學習效率還比ML高。
「壞人」使用「好資料」
前面一直在談人臉辨識系統（或任何ML系統）判斷不正確時的狀況；但還有另外一個相反的問題，就是或許有人會建構一個結果準確的系統，卻將這些結果用在我們不喜歡的事物上。
人臉辨識系統（假設結果準確）就是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它可以隔著路口拍攝你、辨識你，但多數時候你卻不能拿它怎麼樣。
說到這類大家不想要的應用，最近的例子都是中國在新疆地區使用的人臉辨識與監視技術；最近甚至有一份針對維吾爾人面貌辨識的研究論文引起了很多關注。其實，這些技術應用已經遍及整個中國，只是程度不一。
透過今年8月發布、厚達600頁的曠視科技（Megvii）公司上市募股說明書（PDF下載），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相關梗概：Megvii是中國政府「智慧城市物聯網」的大型供應商之一；該公司表示，目前有106個中國城市是它的客戶，比2016年增加了30個。
Megvii旗下擁有1,500名研發人員，光是2019年上半年，就從相關業務中賺到了1億美元。總而言之，維穩控管也已經變成了一大商機。
不過Megvii沒有直接提到維穩，而是強調「公共安全」和「執法需要」；例如：
- 讓警察能識別出路上一個忘了自己姓名地址的失智老人；
- 自動調度大型辦公樓中的電梯；
- 檢查獲得住房補貼的租戶是否非法轉租他們的公寓；
- 建立允許進入幼兒園的人員白名單；
- 讓銀行櫃檯人員查詢客戶身分。
就像過去的資料庫一樣，人臉識別的用途會越來越廣，甚至會衍生出一些看起來原本跟臉無關的方向。其中或許有些是「好」的、有些或許會引起疑慮。但我們怎麼分辨？
我們目前在判斷這類問題時，往往會使用這樣的思路：
- 拍攝識別系統是政府還是私人公司營運？
- 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是在使用特定服務（例如在接待櫃檯登記資料）時發生，還是只要走進大門、甚至從街上走過門口就會被拍攝？
- 如果是被動的（走過就被拍攝），它需要告訴你嗎？如果它是主動（在特定情境被拍攝）的，你可以選擇不被拍嗎？
- 拍攝資料會連結你的真實身分，還是僅作為匿名統計之用（例如計算大眾運輸系統流量）？
- 被拍攝對我有好處嗎？還是只有其他人獲益？
- 最後，不只是「要不要被拍」，還有被記錄下來的資料問題：這些資料會存在哪裡？有誰可以看到？我可以要求查閱或刪除嗎？
在這些前提下，相信大多數人都對海關用攝影機拍你的臉、比對護照和電腦檔案上的照片、並且記錄整個過程，都不會表示反感；在有人臉辨識的銀行櫃檯也不會太不自在。
因為，這些過程都有明確而正當的理由，執行的單位也獲得你的認可；同樣的，我們會接受電話公司追蹤自己手機的位置、或是往來銀行知道戶頭裡有多少錢，因為這是他們的工作。
其實，我們已經習慣於給予不同機構各自的權限，讓他們窺探我們的隱私。
但反過來說，電話公司當然不可以知道我一個月賺多少錢。總而言之，我們已經習慣於給予不同機構各自的權限，讓他們窺探我們的隱私。
另一方面，想像一下物業開發商用人臉辨識功能來標記、追踪走在購物街上的每個人，紀錄他們進入哪些商店、看什麼產品、拿起哪些試穿，然後將這些資料連結到櫃台結帳機和信用卡。
相信多數人會對這種行為覺得不舒服；因為它是被動的，沒有經過你的知悉和同意，而且是私人公司營運、對你也沒有任何好處。
換言之，這也可以說是在您「非自願」的情況下，對隱私的入侵。
但換個方式看，如果這些追蹤記錄是匿名的，那麼是否還可以接受？如果記錄資料不會明確連結到信用卡和身分，並且僅用於分析逛街路線呢？如果它追蹤的是衣服和走路方式，而不是臉孔呢？
如果公共交通單位使用匿名的人臉辨識，來分析人們的通勤軌跡呢？這樣可以嗎？既然商家已經可以使用信用卡（購物時會連結你的真實身分）、捷運公司也可以透過智慧票卡知道你的行蹤（通常是如此），這樣又有什麼不同呢？
或許，我們對於自己同意和不同意的對象，其實並不是那麼清楚？
商家追蹤顧客的行為由來已久，只是過去沒有用到人臉辨識，而大眾似乎也不太喜歡這一點。但如果是非常明顯的政府公益用途，像是識別通緝犯，又是如何呢？
我們大家（至少筆者個人認為）我們並不會反對貼在警察局門口、或是警車上的「通緝犯照片」；另一方面，現在在收費站、停車場之類的地方，到處都有車牌辨識系統，大家也都習慣了。
但如果每輛警車上都有一大堆鏡頭，掃描百米範圍內看得到的每一張臉、並且跟全國通緝犯資料庫互相比對呢？如果有一套系統要求路上的每輛自動駕駛汽車都掃描對向來車、並且彼此交換臉孔資料來搜尋通緝犯呢？
在以上這些問題中，我們假設要找的是真正的罪犯，而不是異議人士之類的特定族群；但即使如此，大眾仍然很難達到共識。重點是，人們相信警察嗎？
或許你會說，警察不可以持續掃描每一張臉（例如掃描進城地鐵車廂上的每個人），但可以調閱監視器影片，針對某一張特定的臉來進行掃描。這兩種手法似乎不一樣，但實際上有什麼不同？
美國法院曾經有過判決，限制警方在嫌犯車上放置GPS追蹤器來進行調查，多數時候必須用老派的盯梢方式來跟監。這樣的結果究竟是因為我們不要這樣的跟蹤方式，還是我們不希望警察跟蹤得太容易、太自動化？
另外一個極端案例是，美國政府禁止相關管理機構將槍枝資料紀錄在可搜尋的資料庫中；這些相關資料都不得數位化、必須用手動方式搜尋。
或許我們可以說，有某些自動化的事情，確實是我們不喜歡的：
如果有些原本只能在小範圍中完成的事情，忽然變得也可以在大範圍中實行，我們就會開始緊張。
來自資料庫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我們之所以會對某些事物感到不安，只是因為它們很新、所以我們不熟悉，而人臉辨識就是個例子。
同樣的，任何新應用都可能帶來某種程度的不安，但這些都是可以試著適應或重新思考的。因為：
- 這些新事物確實可能不好、而且我們也不喜歡；
- 或者我們覺得這些新東西沒什麼重要；
- 或著我們覺得它只是新瓶裝舊酒、沒什麼了不起；
- 或許它是原本就存在的應用，只是加上人臉辨識之後變得更厲害、或是讓我們覺得完成度更高。
以上的這些討論，都是從意識、文化、政治出發，而不只是從技術角度來看。我們都知道，在各種極端的應用案例之中，都有著一般人不見得認同的模糊空間，而是否認同則是會因人、因地而異的。
你喜歡身分證嗎？
舉個例子來說，各國公民對於強制配發「身分證」就有不同的態度。在英國並沒有身分證這種東西，民眾也一直不想擁有或使用；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制度會侵害個人自由。
但是自古崇尚自由的法國，就沒有這個問題；每位公民都有身分證，而且對它完全沒有意見。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因為過去納粹在佔領期間用「族裔背景」資料來逮捕猶太人，所以現今的法國人口普查並不包含這個項目。
理論上美國沒有身分證制度，但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有（編按：一般來說，在其他國家需要用身分證證明自己的場合，在美國都是用駕照；但前提必須是你有駕照）。德國也有身分證制度，但基於歷史原因，德國人對於其他形式的侵犯隱私行為都非常抗拒。
對於要不要身分證制度，並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也不太可能透過資料分析來找到標準答案；因為這是個牽涉不同社會、文化、以及政治背景問題，各國都有不同的作法。
雖然如前所述，美國沒有全國性的數位化槍枝資料庫，但有一家名叫做「PatronScan」的公司提供服務，讓超過600家酒吧和夜總會掃描你的駕駛執照，再跟一個內含38,000人的黑名單互相比對，以便預防「意外事件」。此外，美國許多州的車輛監理局也出售個人資料給私人公司作為商業用途。
想像一下，要在1980年建立一個這樣的決策資料庫組合，來預測各種事件的發生，會有多麼困難？
「道德」與「控管」：不同機構有不同手法
科技業對這類問題最直覺的反應，就是公司中創立各種「道德委員會」、並且制訂各種規範工程師、研究人員、以及公司本身的行為準則。這兩種作法的基礎是：
- 承諾不用「壞資料」（以最廣義的角度來說）來創造東西；
- 承諾不創造「壞東西」，至於什麼是壞東西，則交由道德委員會的審查程序來判斷。
沒錯，這些都是必要的，但還不夠。
首先，如果承諾的內容是「不做壞東西」，看起來有點畫蛇添足，因為沒有人會刻意把東西做壞。你或許可以列出一些「盡量避免搞砸」的事情、並且因此有些進步；但該發生的還是一定會發生、你也沒辦法阻止別人出包。
回到資料庫的例子。筆者有個朋友最近寫了一篇部落格文章，提到因為租車公司誤報失竊，導致關於他被警察攔下並銬上手銬。這不是ML的問題，而是40年前技術的問題。
業界工程師都知道，資料庫本身出錯的歷史，比大多數資料庫工程師的壽命都還長，未來也仍會繼續發生；但重要的是，幸好原本要逮捕他的警官瞭解「資料庫可能出錯」的概念，而且（幸好）有調閱相關資料的權限，才解除了危機。
承認吧，人跟機器都會出錯
這又回到了先前提到的人臉辨識問題：你或許可以承諾自己盡量不犯錯，但抱持著「錯誤是可能發生的」概念可能更有幫助；因為，沒有人能打包票電腦一定是對的。
做「防扒竊人臉辨識系統」的外包工程師應該要有這個概念，辦這類案件的警察、律師、法官也都該有這個概念；畢竟只要電腦還是由人類操作，各種各樣的錯誤就會在每部電腦上一再發生。
其次，任何公司的任何人都該有權利判斷人臉辨識（或任何類型的ML系統）是否「邪惡」、並且主張不要把它做出來。
然而，「邪惡」與否通常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如同前面討論過的，我們有時候就是不想要某些系統。另一方面，相信Megvii公司也有道德委員會，但他們就同意做了「智慧城市物聯網」的案子。
但正如Megvii和許多其他案例所顯示的，連維穩技術都已經成為一種商品。或許最尖端的技術仍然掌握在少數公司手中，但人臉辨識技術已經非常普遍，幾乎任何軟體公司都可以輕鬆取得、並且建構相關產品，
或許你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做某種產品，但它可能還是會被別人做出來。
如果我們認為某個產品是「邪惡」的，目標應該止於自己不做、還是要想辦法防止它被任何人做出來？
如果是後者，就帶出了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假設歐盟各級政府都決議禁用人臉辨識系統，仍然不能保證不會有人或系統出錯；但至少可以提供強制性的審查程序，以避免錯誤發生、提供補救或處罰措施、要求檢視或刪除個人資料、甚至禁止或控管特定的應用方式。
技術與人之間
在筆者看來，目前最大的挑戰是定義出正確的「抽象層」，讓討論和規範有所依據。當Bernie Madoff的龐氏騙局被踢爆時，重點絕對不在於「Excel工具需要更嚴格的監管」、或是「他的房東應該發現他在做什麼」。
在這裡，監管機構介入的「抽象層」應該是「金融服務」本身，而不是用了什麼工具。
目前對於規範技術應用的最大挑戰，是定義出正確的「抽象層」。
即使要監管金融服務，也要知道前提是貸款、信用卡、股票、以及個人金融等各種服務的條件都不一樣。同樣的道理，如果有人要立法規定只能用人臉辨識解鎖手機、超市必須掃描哪些顧客手上有會員卡、或是警察只能在哪裡拍照並儲存資料，都必定是事倍功半、效果不彰。
雖然如此，不同國家和地區仍不同的看法和手段。雖然歐盟和美國一直在熱烈討論隱私和技術應用的問題，但同時Megvii公司也已經將「智能城市物聯網」相關產品賣到中國之外的15個國家。
所以除了討論人臉辨識之類的個別應用之外，筆者覺得更重要的是，全世界在這方面已經形成了兩個陣營：一個陣營是以「歐盟模式」和美國為首，主張對隱私和技術應用嚴格監管；另一個陣營則是也正在擴散的「中國模式」。
現在看來，顯然也頗有不少國家認為，中國模式比歐盟或美國的做法更值得效法。
（編譯／傅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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