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有句話叫：「我選人不選黨」，而這句話經年累月都會出現在日常周邊，而現今的民主國家中政黨政治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那為什麼要說我選人不選黨？在台灣的公民社會中的所有問題，能去解析的進路除了政治歷史之外，還是政治歷史。退回三十年前來說，那時候確實可以選人不選黨，因為那時候沒有政黨政治，那時候只有黨內黨外，那時候只有一個黨，那個黨同時是政黨也是政府也是國家，法西斯式的極權用來捕捉這個現象是貼切的，故斯時這麼說是合乎現實的。那麼現今為什麼還這麼說？
過往的黨禁、報禁、言論禁，在極權國家底下的樣貌就是沒有自由，沒有自由也就沒有責任，統御者成為人民安全感寄託之所在，自由是這個交易的代價，在那四十年的期間所謂廣義的「人文思想」被全然地壓抑，思想自由的實踐最重要的就是言論自由的保障，也就是如此言論自由才會是民主國家十分重要的基本權。就舉專業（profession）為例好了，律師、醫師與牧師（台灣的脈絡中牧師不是特別突顯）中律師的錄取在那個期間中是極端地低迷，所謂低迷是若干人等應考卻只有個位數錄取，荒謬的是司法官反而比律師錄取率還要高，無可厚非，那個年代的司法審判並不獨立，充其量不過是個公職人員，對比於今日的正常狀態律師每年錄取上百位，司法官則是百人以內，才是個正常的分配型態，然而，醫師的錄取並沒有因為政治因素而被打壓。再看看即便同是外省人的殷海光，身為自由主義者卻身處不自由的社會，撰文發言也落得最終軟禁，辦報的雷震也因拂了逆鱗而遭十年徒刑，鄭南榕也因為出版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遭叛亂罪開拘，這種種種種的事件可以發現的並不是醫師的專業不重要，他們救人救命，然而這所有牽涉「人文」的人物正因為他們可以讓所有人民知道自身的權利何在，所以被壓迫，畢竟所謂權利（right）就是人民用以對抗權力（power）也就是國家的唯一保障，尤其國家的權力是主權（sovereignty），是一個政治語鏡中最高且絕對的權力。
就在這樣的壓抑下，台灣人形成了不碰政治也不接觸人文的習性，再加上那時的經濟與生活無論是從援助中央抗共的資源剝削到後來的經濟建設，賺錢成了唯一重要的事，而如何安全地賺錢？理工的概念就此誕生。安靜地在公司工廠成為一個螺絲釘螺帽，努力就會有回報，不要去牴怒政府，人家沒礙到你就沒有關係，在人群中不要出頭等等等等，自由除了不受干預以及實踐的面相之外，當代回溯了歷史追源出不受宰制的自由，就如同主人寬待奴隸讓其為所欲為，但是主僕關係中的支配狀態本身就是不自由的起源。而理工也是以當時最為風行的「科學」為基，世界中的科學在那時逢上思想上的相對主義盛行，對於真理的懷疑導致在相對的訴諸中什麼都是那就什麼都不是的虛無，科學似乎成了唯一通往真理的路徑，而科學號稱客觀、理性，而這個理性就是客觀，客觀就是理性，就像透過顯微鏡觀察生物，就像透過工具操作實驗，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時地下都能達致相同的結果，那麼這就成了真理。似乎是這樣，但至多只能說是近似，畢竟在哲學中，即便在科學中，從來沒有處理最根本的預設，換言之，我們是接受經驗是可靠的假設，餘下的所有推論才能成立的。然而，就像史賓塞一樣，台灣人也把這種思維帶到了不那麼盡然如此的「政治」中，以為選人不選黨就是客觀且中立的，那麼也就是一種很科學的選擇方式，也就會是很正確的選擇。
惟，這十分荒誕。選人怎麼不選黨？這個人為什麼在這個黨？是他需要黨的資源？是他被矇騙？是他要矇騙？還是他像索忍尼辛說的活在謊言下？賣個術語來說，這種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似乎認為一個主體可以剝離其社會處境的所有條件，以為可以退到羅爾斯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後面，我們就像純然淨白無面孔的身軀，然而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也就是他們退到的是另一個無知之幕，是退到後面就變成「無知」的布幕（正好ignorance也有歧義如同中文可如此理解）。要知道，無論是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或是無知之幕與原初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都不過是理論上的預設，在現實中，我們無法去除掉一個個體的社會條件包括性別、教育程度、種族、經濟程度等等來「認識」這個對象，甚至，我們也沒有必要去除這些條件來認識這個對象。
就像社會中的多元，個體本身也是多元的，我們要求社會中多元的包容，一致性地我們也應該要包納個體本身的多元。對應到本文的主題，選人不選黨不過就是謊騙自己住在中壢姓李一樣以為自己做了正確的選擇，因為以為自己客觀，因為以為自己科學。然而，生活在社會中無法脫離各種社會條件，認識任何事物包括政治我們都必須要站進那條脈絡中，認知到一件事物的存在才是認識那件事物的起點，而要認知到那件事物很簡單，承認他的存在就是了。承認個體的社會脈絡，承認我們無法客觀，承認選人就是在選黨，承認政治就是必須做出選擇，尤其，這是在選擇友敵，那麼，這就是我們認識政治的起點，也是我們履行公民義務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