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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益：對現代性的反思

不便益，聽起來很有意思的名詞，也就是說不便所帶來的好處，是由日本京都大學的川上浩思教授提出的。
原文提到的各種例子：笨拙的機器人、凹凸不平的庭園、難走的樓梯、模糊導航的系統⋯⋯這些不方便帶來的益處，可以總結為保持人的感知與能力，包含人際相處的關係的恢復。

機器、機械化、標準化為人類社會提升了各方面的效率，但人因而「異化」，我們不再是特殊獨特的個體或群體，而是趨近同質的機器：我們按一個按鍵就會有咖啡可以喝、卻不知道咖啡究竟如何形成的，而遠在幾千公里外的非農工甚至喝不到一滴咖啡、只是為了根本未曾謀面的陌生人生產出咖啡的原料；電子科技與防盜系統，讓原本關係緊密的鄰里之間不再守望相助，相比起鄰居，我們可能還比較知道遠在天邊的北極熊面臨著什麼樣的險境。

效率確實為我們帶來了許多革命性的變化，甚至「降低失誤風險」也是深植基因的本能，然而在愈發快速擴張的社會裡面，我們是不是已經接近了過度快速、過度擴張的社會的極限了呢？也就是說，人們愈發迷失在當今社會自己所處的位置上了。

近年來興起的深度旅遊體驗，體驗的生活上的那些不便利，登山健行、農村種植、親自下廚⋯⋯我們不禁要反問，在這些不便利的過程中我們獲得的是什麼？

是難以量化的「心裡的滿足感」。

或許這裡可以回到一點哲學上的思考，借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跟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等人的想法。

宣告「上帝已死」的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認為代表生命力以及感性的酒神被眾人唾棄，而代表光明理性的太陽神阿波羅則被眾人擁戴，其實也就是現代社會理性效率至上的縮影。尼采認為資本主義僵化的機械模式壓抑了個人、進而失去了自由思想的激情和衝動，也是生命本能的萎縮。
而佛洛伊德著名的「本我」、「社會我」分別指的是具有本能慾望以及情感的衝動自我以及經過約束後的自我，因此佛洛伊德認為人類的歷史其實是壓抑自我的歷史。馬庫色則在《愛慾與文明》一書進一步提出「剩餘壓抑」，也就是為了維持當代效率至上的理性社會，我們不得不——其實是被統治階級所逼破的——壓抑本能以外的想法，再加上勞動分工帶來的異化，久而久之人也會成為了變形的機器。

雖然上述幾位的思想不盡相同，但都反映了當代「感性、情緒、本能慾望」的缺失；而川上浩思教授提出的「不變益」，也同樣是在提醒我們當代社會遺失的那些人際的互動關係、或是人的求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