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百年大慶 - 保路運動（上）

雖然建國百年慶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不過因為筆者個人的懶惰跟找藉口，所以保路運動一直都沒空寫，現在總算有一點時間，要來講一講有關辛亥革命前，四川的保路運動，這是敲響清王朝喪鐘的序幕。

雖然千頭萬緒，但總體來講，可以說興辦洋務，是清末的主要工作，而導致四川保路運動，當然是因為有興建「川漢鐵路」，不然哪來的路要保？而為什麼會要興辦川漢鐵路？這就要提兩個人，一個是清末洋務派大將「張之洞」，另一個是四川總督「錫良」。

張之洞熱心洋務，在湖廣總督任內，辦教育、軍火廠、建立新軍等，誰知道幾十年後，他苦心為大清建立的新軍，成為顛覆清王朝的火藥桶。錫良是滿人，任官期內政績斐然，接到上任四川總督的聖旨，就開始籌劃如何讓七千萬人的四川，其豐富的物產可以與外界交流，促進經濟活絡，並搶在洋人進佔前，獨立完成川漢鐵路，豈知他辛苦擘劃與推動的川漢鐵路，成為清王朝覆滅的導火線。（註：天意難測，想要救亡圖存的滿漢兩位忠臣，竟是顛覆大清的真正推手，歷史詭譎莫不如此。)

四川總督錫良，還未上任前就先策劃興建川漢鐵路，故要成立四川鐵路局，除此之外還要找資金來源。且總督也不是鐵路大臣，還要練新軍、辦洋務，很忙碌的。錫良不愧是能臣，在他任川督的數年間，辦出的新式教育學堂，激增數千所，強力整頓的軍事學堂，訓練出不知多少軍事人才，他還大量派遣川生出國留學，其中以留日居多。誰知道，這些為了大清訓練的人才，通通成了大清的送葬者。

總之，錫良上任後四川氣象一新，在各方面都展現出無比的活力。這跟張之洞、袁世凱等倡議新政的地方總督一樣，這些人為了國家的未來，積極辦理洋務，為了自己的前途，推廣新政不遺餘力。

但這地方總督的擴權，其實是一個必然且危險的結果。時間拉回太平天國，洪秀全將大清半壁江山打下，清王朝的八旗軍久未經戰，訓練不足，根本無法應對太平軍。無奈下只能將權力下放，讓地方自辦新軍團練，讀者最熟悉的就是曾國藩，他的湘軍跟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消滅了太平天國，多延長了清數十年的壽命。（註：中興名臣，再怎樣也不能狡兔死走狗煮，更何況軍隊都掌握在他們手上，一沒處理好可是會逼反的。)

但權力下放了，怎麼可能再收回，從此地方總督的權力膨脹，北京的皇權逐漸難以壓制。但至少這些地方的官權，跟皇權相比還是有所差距的，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想造反。而皇權為了壓抑官權，也是怕出現各朝代末的地方割據，所採取的做法就是提高紳權。

紳權就是地方仕紳，由前官員或是地方有聲望的人家為主，以往民間再怎麼有勢力，想要擁有真正的權力，唯有參加科舉一途。一但進士及第，即成為了官權的一部分，且官權除了皇權外不受節制，老百姓根本是任人宰割。但因為地方總督權力膨脹的問題，清王朝開始拉攏這些地方仕紳，作以抗衡地方官權的手段，地方的官權也會拉攏這批人。(註：這些民間人士可不是啥小老百姓，有前中央官員的家族，也有海外留學回來的學者，亦有地方素有名望者。人脈跟錢脈也廣，也受老百姓信賴，可不能說宰就宰的。)

簡單的說，後來會成立各省資議局，與其說是世界民主潮流，不如說是順水推舟，讓這些地方仕紳不需要經過科舉任官，就可以擁有抗衡官權的權力。讀者也別以為地方總督有權可以解散資議局，就認為資議局沒有實權，就以彈劾不適任官僚，重審不適合的判決來說，地方總督或多或少，也要對這些地方選出的代表妥協。

到此為止讀者可以大致理解，清末的權力狀況，實際上已經是中央的皇權、地方的官權與民間的紳權，三權相互拉鋸制衡的狀態。這也是為何後來皇族內閣的出現，讓紳權大失所望，轉而支持較為激進的手段，提供了革命的機會。

要說外國想要染指中國的經濟控制，所以要來興辦鐵路，這種講法倒是太過於「理盲又濫情」了。真的原因還是跟錢有關，在清末的中國辦鐵路可是一門暴利，沒有一個外國的企業財團會裝死沒看到的。清末的重臣不會不知道這個道理，這也是錫良要自辦鐵路的理由。(註：直到今天也是，不然各位要不要說說看，蓋一條高鐵，這些洋鬼子的回扣拿多少？現代中國的這些帳目可是造假跟不受監督的。)

但辦川漢鐵路到底要多少錢？粗估要五千萬兩的資本。這五千萬兩是多大啊，讀者可能有點沒概念。大體上光緒即位的時候，一年歲入約是六千萬兩，直到光緒三十四年突破兩億兩大關。但別忘了光緒年間跟歐洲列強打仗，還包括辛丑合約的四億五千萬兩賠款，這些收入每年光拿去賠款就不知道剩下多少了。如果以來換算今天的幣值，雖然沒有很準，但清王朝一兩白銀，大概約新台幣一千多。所以四捨五入算一千好了，這五千萬兩的意思，就差不多是新台幣五百億（註：沒有很準，取個概念值，只是要說明大概這是多大的資本。)

這也難怪探勘四川西藏老半天的英國人，派公使去照會，施壓川督接受英國的貸款，英國人前腳剛走，法國人也來關照關照。錫良的壓力可想而知，但他也不願意接受外國的貸款，以免辛苦蓋好的鐵路，光是還利息就幾十年，這強國個鬼啊。

錫良的做法是，把其中四千萬兩讓社會各界去募集，用現在的講法就是開放認股。但四千萬可不是小數目，怎樣募款就是沒有多大成效，眼看著朝廷三不五時就發電報來問：「鐵路到底開始蓋了沒？」更不提錫良還要擔心這些死洋人，在北京跟皇上告上一狀，這摘烏紗帽事小，掉腦袋事大，這該怎麼辦？

於是，他把認股的方式修一修，大致上變成了：「官股」、「民股」，其中民股中的「抽租」影響最大，講白話文就是：「只要你家田地大到一個程度，你每年繳的稅抽3%當作鐵路資本。」雖說是強行徵募，但畢竟算是買股票，不是被無條件抽稅走的，且以後還可以拿回股本。這下不管販夫走卒，四川全體鬧哄哄的拿銀票換股票，人人有獎、通通有獎。

誰知道，幾年後政策轉彎，朝廷要把各地鐵路權收回中央，這簡直是把四川幾千萬人都一棒敲下去，不出亂子才有問題。 所以這些要貸款給中國的外國銀行說的倒沒錯，考量到風險等各種問題，直接貸款還比較快解決。但在當時認為「鐵路交由外人就是賣國」的這種氣氛下，沒有點後台的人還真不敢講話。

再回到鐵路公司上，這個川漢鐵路總公司的成立，一開始是官股，可是讀者也知道，「這個官啊⋯⋯」，註定了這些官派總理一事無成，只會坐領乾薪甚或捲款跑路。結果是鐵軌一根都還沒鋪設，弊案倒是一大堆，搞的四川輿論不滿，後來的折衷辦法，是官民各出一人，變成了官權與紳權合作，雖是如此但大權仍在這些大官手上，官紳合作是徒具虛名，只是在此時憲政口號震天價響，人家多少面子會賣一點。(註：蓋因官派總理與鐵路毫無利害關係，沒有任何理由積極辦事。）

由於川督錫良，實際上已經把全部四川人綁在一條船上，鐵路進度等於零，沒有人受的了，於是四川仕紳商人連合了留日學生與在朝廷的川官，不停指責鐵路公司的貪污與無效率。於是順水推舟，錫良依照大清的商律，將鐵路公司轉為商辦。這總算才開始像點樣了。

只可惜官場變化莫測，錫良因為其他川藏糾紛，被調為雲貴總督，而時任川邊辦事大臣的趙爾豐接任四川總督，錫良的黯然離川，再加上接任的趙爾豐個性與處事不如錫良圓滿，這種下了日後保路運動處理不當的種子。

在這邊略提一下，錫良調任雲貴總督後，還鎮壓過孫文發動的鎮南關起義，後來調任東三省總督，在清帝遜位後數年終。（註：雖是抑鬱而終，總比其他人身首異處好。)

四川的情勢在鐵路商辦化後，慢慢有了些進展，但在北京的朝廷可不是這樣。考察憲政的結果宣布立憲，軍機處廢除改為內閣，結果是各位讀者所熟知的，十三個大臣中，滿洲貴族佔了九人，被譏為皇族內閣。其中「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大概就是點火引爆導火線的人。

盛宣懷其人評價兩極，屬於李鴻章系的人，辦理商務非常成功，在郵政、礦業與鐵路上尤有成果。最重要的是，盛宣懷是一個實業家，他知道怎樣把事情辦到好，在他跟外國經商接觸的經驗中，非常清楚現實環境的嚴苛，也了解到要怎樣做最好。（註：要搞清楚一點的是，他去做官是因為在當時，你沒有官位，想辦實業根本就不可能辦的好。)

在盛宣懷之前，懷有大志的張之洞，努力推動鐵路業務，但對於官僚機構的顢頇與無能深感痛心。把話說開來，就是當時的中國「好發議論者多，興辦實務者少」，用現在的網路用語來講，就是「嘴砲鄉民超級多，事情辦不好要噓，辦得好更要噓。」張之洞痛感中國國力之弱，若要強國必須採取非常手段，因此一改之前立場，積極與外國銀行商量貸款事宜。（註：這些鄉民可不是PTT那種水準，是一堆知識分子但沒有任何工廠經驗、商業經營經驗、基層苦幹經驗、下層民眾文化體驗，光拿個理論來空談那種。)

張之洞的作法引發全國譁然，認為他背叛國家的地方聲浪不小，這些批評者除了單純的愛國者外，也不乏地方仕紳，畢竟這時候紳權已經出現，喊喊口號就可以當選，何樂不為？但平心而論，張之洞並不是無條件的借款，他把路權跟貸款完全分開，純粹是借錢，鐵路的權力絕對的與借款分開。所以除非是打仗輸了，又要割地賠款，不然路權是不會被老外拿走的。但這時候的中國人，誰聽的下這種話？

張之洞深知要強國，就要最快時間內把基礎建設做起來，盛宣懷長年經商豈會不知？鐵路官辦定是不行，但商辦也一樣沒辦法。盛宣懷很清楚，開公司蓋鐵路，這企業的經營理念跟企業組織，都是西方的概念，中國人沒幾個人知道，這些鐵路公司只是畫虎類犬，根本不具備現代企業的管理能力。(註：想想台灣的民營化，這些前公營機關怎麼做的就好。)

盛宣懷經過漫長艱苦的談判，終於跟外國銀行團取得了一個有利的結果，可以開始放手大幹了。他將全國鐵路分為「幹線」跟「支線」，支線可以交給民間興建，但幹線關乎國家利益，必須收回國有興辦。就在這命運的1911年，內閣以皇帝宣統名義，宣布鐵路幹線收歸國有。

想也知道地方反應激烈，在這種全國認為「路亡即國亡」的認知下，將鐵路交給外人借款的鐵路公司，根本就是賣國行為，怎麼可能認同？在各方壓力下，兩廣總督張鳴歧一方面加強嚴格取締保路運動，一方面則跟中央溝通，希望在歸還股本上可以商量，也因此得到了廣東仕紳的部分支持。（註：這位總督就是黃花崗起義時，翻牆逃往水師指揮鎮壓的那一個。)

所以說，講來講去就是一個錢字，只要錢可以還回來沒虧，那一切好商量，問題就是在這還錢的認知上可是天差地遠。因為盛宣懷的做法，是兩湖地區的鐵路因為民股少，直接發還現款，已經變水餃股的廣東鐵路則部分補償，而全四川人綁在一起的川漢鐵路呢？「沒得商量，直接收歸國有，川漢鐵路其他投資的爛帳自己想辦法。」

雖然這是非常不公平的補償方案，激起了四川人的全體激憤。但盛宣懷的處置多少可以理解，因為當川漢鐵路商辦後，四川資議局派人查帳，不查也罷一查不得了，冗員過多、任用私人、貪污腐敗，你想的到的都有，更糟的是其中兩個案子。

其一是四川銅元局的成立，這原是好事一樁，結果該蓋的都蓋好後，朝廷那邊因為權力鬥爭不表態，這中央不承認，怎麼鑄造銅元？幾百萬兩銀就這樣變成呆帳。其二是上海金融風暴，川漢鐵路駐上海辦事處的財務，把錢存入了後來破產的錢莊，損失近四百四十萬兩，他竟然把公司存款拿去買股票，買的公司股票倒閉，又虧了近百萬兩。

四川集資數年才千萬兩，先挪用後虧空，就去了一大半，四川人人憤慨，川漢鐵路公司駐北京總理也去職，但錢呢？內閣那邊一句：「投資有賺有賠、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就打發掉，四川人怎麼受的了。

題外話，川漢總工程師就是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後來也心灰意冷跑去粵漢鐵路找工作了。

平心而論，盛宣懷的做法是符合實效的，但在當時的中國，在政治上紳權崛起，已經沒辦法要老百姓自己含淚吞下。而且盛本人也很清楚，中國官場貪污橫行，根本就沒有任何現代商業概念，遑論經營公司。雖然收歸國有，等於是替他自已的事業賺錢，但實際上他的做法也沒錯。

糟糕的是，皇族內閣本身是清王朝皇權低落的反抗，因為每次改革都是越改權力越少，地方都督權力越來越大，鄉紳仕商權力也逐漸增強，皇權當然是被壓迫的越來越少。清王朝會這樣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火上加油的措施，根本無助於解決社會矛盾。

簡單講，清王朝的結構已經爛了，從根部出問題，完全不可能兼顧各方修復完成了。但這些清末能臣仍然嘗試力挽狂瀾，只是難以回天而已。

下一部，保路運動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