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中國古代文學獎的狂歡

大家都曉得，唐朝人重視科舉，而科舉中，進士最為尊貴。一但考上了，那就跟登仙、躍龍門差不多，馬上可以當大官了。

中國人的科舉熱、狀元夢，即起於這個認識。

學者同樣有這種艷羨心理，所以一談起唐代文學就腦充血。說唐代文學太繁榮了，為什麼那麼繁榮呢？帝王提倡啊！如何提倡？科舉考詩文哪！詩文為何可貴？可以平步青雲，馬上當官呀！於是嘩嘩嘩寫了一大堆「唐代科舉與文學」的書和論文。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可惜利欲熏心的人傻傻看不清。

科舉只是一種選任官吏的制度，各種人均可以通過這個制度，垂直流動地進人官僚體系中，去享受爵祿，拾青紫、得富貴。它如果有什麼迷人的地方，不過如此而已。

但這有什麼值得嚮往的？自古就有選官制度，形式不一。想當官，什麼朝代都有路子，科舉並不特別。不懂的人常說科舉很特別，因為可以垂直流動，一考上就榮登天子堂。其實漢代察舉選舉，也都從鄉里舉士；而隋唐雖改為科舉，非科舉得官者更是佔了多數，想當官，科舉並非唯一之路。

就算世俗之人皆以富貴利祿為念，看見進士登第平步青雲，不禁心生羨慕。又何以整個朝野都那麼看重它呢？難道一般世俗仰望富貴，而那些已經位極人臣的大官，還看得上這塊入仕出身的敲門磚嗎？

再從制度上說，進士登科真的如登龍門嗎？

依唐朝的考選制度，經過科舉銓選的人員固然可以任用，但不須銓選也能任用。任用亦不限於有常貢的各科（如秀才、明經、明法、進士等）出身；無出身者，也照樣可以任用。所以人仕之途極寬，是否為進士，本無所謂。任官以後，固然屬進士出身者，「為國名臣，不可勝數」：但同樣的，不由進士出身者，為國名臣，亦不可勝數。其宦途之順逆，也與是否為進士出身關係不大。李德裕、元稹這些宰相，就都不是進士出身的。

不只如此。士人進士及第，只不過獲得了一個任官資格。真要任官，還得再通過吏部的銓選。既要觀察其相貌、言談，又得考試書法、判牘。稱為「身、言、書、判」。往往有進士出身，試判未入等，就僅能做勘校工作；熬到試判人等後，方能調任為地方官。故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曰：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釋褐入官，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費這麼大氣力，才好不容易可以做個官。

但這個官兒有多大呢？

據《唐會要》八十〈階〉條所記唐人敘階之法：進士甲等，只能由從九品上起敘；若乙等，則降一等，由從九品下起敘。需知進士甲科之難，直如鳳毛鱗角，史傳可查者，只有幾個例子。而竟只有從九品上。這是當時最小的職級，一個普通郡縣公子，若不去參加進士考試，憑資蔭也可以敘為八品下。則進士出身者敘階之低，可想而知了。

這麼卑微的小官，要從從九品下，靠考績一年一階地往上爬，那麼，他縱使年年績優，也得16年才能升到五品下，24年才能到從三品。人壽幾何？卻連光祿大夫之位也望不到。

像孟郊，45歲才考中進士，只做過溧陽尉、水陸轉運判官，60歲試協律郎而卒，官仍在六品以下。李商隱則掙扎奮鬥了一輩子，也只不過幹到正六品上階而已。但他光考進士就考了十年。投資如此之大，若僅僅為了入仕，划算嗎？

歐陽詹〈上鄭相公書〉自稱他曾「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但他感嘆道：「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後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後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睹髙衢遠路矣！」正是最好的證明。

再說，唐代官吏俸祿甚薄，從九品京官一年才得祿米五十二斛，根本不足以仰事俯畜。長慶七年一月，戶部侍郎庾敬休奏：「文武九品以上每月料錢一半，合給段匹絲綿等。伏以自冬涉春，久無雨雪，米價少貴，人心未安」，九品以下，其不能安家，更不待言了。因此，從俸祿上也可以看出進士出身者爵卑祿寡，並不值得世人如此嚮往。

何況，官場之實際運作狀況，與檯面上的景觀有時未必相符。唐代進士科第，固然備受朝野尊崇；但官場升遷，靠的往往不是出身，而是關係。如《唐摭言》卷九云鄭隱「素無關外名，足不跡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孤」，科第又真能當什麼用？

這一點，大家都很清楚。王洽然與燕國公書即曾指出：「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得第原本就未必真憑本事，則進士一科之尊貴性也已有限得很了。既得第，又發現：「正字、校書，不如一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衛出身」，進士畢竟又有什麼用？

《摭言》卷三載，薛監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即遣一介語之曰：「報導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對一位進士及第而深知宦途艱難的人來說，以利祿觀點尊崇進士，實在是不值一哂的。

換句話說：從爵祿，或作為一種考選人才之辦法等各方面看，進士科都與它所獲得的尊重不相稱。帝王與朝士，在態度上企羨進士，而在實際政治體制及運作中，卻並不太把進士放在眼裡。筆記雜說裡雖也記載不少帝王特別喜歡擢用進士的例子，制度卻是死的，品位高低等差，有一定的任用程序。六品以下之敘加階稱，全憑考績，帝王要施特恩也不可能。故進士入仕之卑與榮耀之大，實在是一鮮明的對比，形成一幅奇異的景觀。

研究唐史者，通常只會人云亦云地盛稱唐人對進士的尊崇，卻從來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現在，我則想由這奇怪的現象出發，去解析唐代社會的特質。

唐初所設常貢之科，有秀才、明經、明法、進士等等。進士科本來就不特別尊貴。

後來秀才科逐漸廢置，明經之地位降低，才形成進士獨貴的局面。所以進士科之貴，乃是由眾科中競爭來的，且係逐漸發展而成。越到唐代後期，越被世人看重。

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歷來有幾種看法，一是從制度及其沿革上看。認為明經考帖經，純屬誦記，「大概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且考試本身已經是比較容易了，錄取人數又比進士多得多。「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超過一百人」，進士則僅二三十人。依考生比例來說，大約明經可達百之十一、二，進士才百分之一、二。凡物，以稀為貴。難考，所以才顯得進士得第是件光榮的事。

還有，明經「試義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憑」，亦不比進士考試嚴格公正。是以開元二十四年以後，「進士漸難」，而地位也越來越髙。

第二種看法，不就考試制度去看，而主張進士科之貴，乃帝王提倡的結果。《唐書．選舉志》云：「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孫榮〈北里志序〉云：「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一類說法，不勝枚舉。特別是唐太宗、武則天、文宗、宣宗幾位，更是屢被論者提起。

但帝王為何特重進士呢？這仍然需要解釋。於是有些人從制度上說，明經僅試經義，粗通文墨。但唐代中期以後，翰林學士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提高了，往往代行宰相之權。此位非粗解文義者能夠勝任，必須仰賴文士出身的進士翰林，所謂：「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尤擇名士翰林學士。得先選者，文士為榮」，因此這是在唐代中期宰相權轉移及三省制破壞後，為現實政治之需要而然。

但也有些人，不從這方面想，而著重帝王個人的心理動機。例如指明某些帝王喜好文學，喜歡親近文士。或如《唐摭言》卷一引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認為帝王是為了統治的需要，設此妙彀，牢籠天下英才。

以對武則天提倡進士科一事的觀察來看，就同時存在這兩種看法。有人認為武則天是女性，故喜愛文藝、不貴經術（如沈既濟云：「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顯。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見《通典》）；有人則說她是為了反抗唐初的「關中本位」政策，才擢拔寒俊，打擊世族功臣勢力，培養出新興的進士階層（陳寅恪的主張）。

以上這些解釋，均持之有故，然皆言之不成理。

蓋科目之貴賤，與考試之難易，未必有直接的關係。唐初，本以秀才為最貴，結果造成了秀才科的沒落。因為考試太難，「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於明經、進士」（《唐語林》卷八）。永徽二年停了以後，開元二十四年復舉，考試科目就比進士容易得多，「秀才科本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但依然興旺不起來。

同理，明經是否即比進士易考，恐怕也難說得很。因為能考進士的人較多，明經必須通經，故應考者多為功臣世族子弟，取才不及進士科廣；進士考試只考時務策，能考的人多，故群集於此。

至於說明經之帖經，如兒童挑誦，則「業進士者誦《冊府》及《秀句》，亦何異於業明經者之誦帖括耶？」（呂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十章）

此外，明經的錄取率髙於進士科是事實，但假若我們用今天大學高考的情況去揣想就知道了：文組的錄取率低、取分高，工組的錄取率高、取分低。但社會上重工呢，還是重文？因此，從制度面論進士科之尊貴，多屬無根的揣測，缺乏對考試行為的了解。

把進士科的興盛，歸功於帝王，有點根據，然亦非探本之論。因為這是局限於從政治力的運作來看文化發展，且把政治力再局限於帝王這一權力之源。殊不知政治只是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政治力只是各種文化力、社會力中的一股力量而已。固然在古代王權社會中，帝王對文化發展頗有影響力，但文化的發展，有時卻是「帝力何有於我哉」。唐代確實有不少帝王，基於不同的原因，對進士科的發達，起了推波助瀾之功。然而，我們能不能反過來看；唐代帝王打壓進士浮華之風的舉措，難道又少了嗎？但這些打壓什麼時候發生了作用？既然壓抑辦不到，為啥提倡就大獲迴響呢？

這顯見整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往往是不因官方意識而轉移的。政府的措施，符合了社會的心理與需求，便廣受讚美；違逆了，則根本達不成什麼效果。我們不能因看到了一些推揚頌美之詞，就真以為事情是由主政者推動起來的。

固然唐初之設科取士，確有羈縻天下英傑，並使爵祿貴賤皆由王者出的意味。但陳寅恪說武則天培養新興進士階層，以與世族抗衡，卻毫無根據。因為帝王可以說：「卿等不貴我官爵耶？」迫使大家都來參加科考，卻沒有理由使明經衰而使進士盛；更不會弄到後來，連皇帝自己也羨慕起進士來了。《唐語林》記載：「宣宗即位，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與否。有以科名對，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並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嘆息久之。嘗於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前已說過，從世俗企羨富貴的角度，或從官僚體系內部實際的情況看，進士皆不足為貴。現在，帝王對他自己所創造的進士貴盛現象，居然著迷起來了，寧非怪事？進士之貴盛，倘由於帝王之提倡，則帝王​​本人難道不知「趙孟能貴之者，趙孟能賤之」，又何企羨之有？

這整個問題只有一種解釋。

帝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他所未能擁有的、值得他企羨的是什麼？這種東西，當然不會是世俗的功名利祿。而整個社會所仰望的，卻正是這種東西，所以縱然進士出身未必便能得意於宦途，也無損於他們對進士的歆動之情。

這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文學。他們欣賞文學的價值，給予文學家榮耀。正如皇甫湜〈題浯溪石詩〉所說的：「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在那種「尚文」的文化環境中，他們使得本來並不尚文的進士科變成了尚文的典型，並由此逐漸看輕了不擅文采的明經科。

同時，原來為政治需要而吸收幹濟人才的科舉制度，也轉換成為甄拔文人的典禮。整個社會看重文學的價值，認定了能寫文章的人就是要比光會讀書的人髙明，所以明經必不如進士。帝王雖富有四海，掌握一切權威，但他也不能不羨慕作為一位文學家所擁有的榮耀。而且他必須配合此一社會動向，因為反抗也沒什麼用。

從這個觀點看，唐代的進士科舉，就不再只是一項僅對個人有意義的能力測驗，也不再只是附屬於政治體制之下的掄才辦法，而是具有社會儀式化意義的典禮。

這個典禮大致是這樣的：進士發榜後，主辦官員將登第者姓名寫在黃花箋上，派人送去報喜，稱為「榜帖」，也叫「金花帖子」。登第者獲知消息後，一面將金花帖子寄回家，一面要詣主司謝恩，再進謁宰相，名為「過堂」。然後等著開曲江宴，去慈恩塔題名。

這一套程序，至為繁複，《唐摭言》卷三載：「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院內供帳宴饌，卑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闢之。主兩人，一人主飲妓。發榜後，大科頭兩人，常詰旦至期集院。常宴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

這是剛發榜一段時間的宴樂排場。事實上，「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騾從，車服侈靡之極。稍不中式，則重加罰金」。他們的宴醵，當然也不會寒酸。大中咸通以後，這種宴會越形侈靡，有專門辦筵席的人在負責，「凡今年才過關宴，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由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宴會的名目，有大相識、小相識、聞喜、櫻桃、月燈、打球、牡丹、看佛牙、關饌等等。負責辦這筵席的，有百多人，每個人都有任務。其奢華闊綽，可想而知。

乾符二年皇帝有敕，革新及第進士宴會，謂此類宴會，「一春所費，萬餘貫錢」，故規定：「每人不得過一百千，其勾當分手，不得過五十人」。即使如此，仍甚可觀。

而這僅是暖身活動而已，真正的重頭戲是曲江宴：逼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惜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檢點，缺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床，車馬闐塞，莫可殫述（《唐摭言》卷三）。

曲江宴又稱杏園會，是進士登第後的盛會，也是長安城的盛會。新科進士在這個會上成了全城人士注目的焦點。這不僅是進士們的榮寵，更是長安城人民狂歡的佳節。整個過程充滿了嘉年華會般的氣氛。

這樣子狂歡作樂，傾城縱觀，為的是什麼呢？難道這不像某種宗教的崇拜儀式嗎？新科進士，再一次印證了存在於社會大眾心目中文學的價值：他們通過公開的儀式，來創作文學作品，然後經由評判（一種文學批評活動），而被選拔出來。新科進士，本身即為一「文學獎」的優勝者，他們可獲得群眾的仰慕、歡呼、官爵和美女。

但這份榮耀並不專屬於他們個人，而是文學的價值與尊貴，通過了他們這些具體的人物，來接受群眾的歡呼。它再一次提醒大家：文章有價，不可輕忽。

文學，就是這個社會集體認可的價值。故科第及官位雖為王者所授予，但在這個時候，帝王也與群眾一樣，一齊來觀賞新的英雄、崇拜的主角。
他不能不認可這樣的價值，甚至他也想追求這樣的價值，所以宣宗才會在宮中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過過乾癮。帝王之尊，竟對進士企羨至此，若非整個社會都瀰漫在一片「文學崇拜」的氣氛之中，他會幹此勾當嗎？

是的，這是一種文學崇拜，具有宗教慶典般的性質，屬於社會群體的崇拜。在所有進士科舉的事務中，我們隨處可以看到這種「群眾性慶典儀式」的痕跡。

例如進士們「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舉，謂之同年。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激揚聲價，謂之還往。」他們之間，就有一種群體活動的意識，是一夥人，在從事著一場共同的、眾所矚目的演出。

為什麼說是演出呢？進士登第後，一舉一動，往往「傾城縱觀」。不只曲江宴如此，《唐摭言》載：「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為蹴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於佛閣之上。四面看棚櫛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縱觀焉。」可見蹴鞠會也是如此。

關宴亦然。關宴之日，進士們也露棚移樂登鵜首，「群興方酣」。新科進士們的華服、美宴、遊行、歌舞等等，都是為了提髙觀賞者之樂趣而設計的。活動既為世所觀瞻，其文章亦輒為世所傳誦，「頃刻之間，播於人口」。

這是登第以後的狀況，然登第前之投謁與考試，也都有此特色。元和中，盧弘正到貢院求試，同華「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貞元中，牛僧儒赴京師謁韓愈、皇甫湜。二人命他在客戶坊僦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堤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自遺闕以下，觀者如堵」。

以進士科舉為一國家考試來說，這種現象是無法理解的。考試的私密性與其公平性有密切關係。國家名器，既為世所尊崇，更要保障其公平性，豈能以干謁投刺、聲氣標榜得之？

殊不知唐之進士科舉，不是普通的考試，它是群眾性的會集，必須有群眾的參與及觀賞。猶如戲劇，進士及舉人們在賣力演出，觀眾看得大樂。他們不但參與了戲劇，也要對戲劇的發展和演員品頭論足、發表意見。

故進士登第，除了考官的甄拔之外，還有群眾的評判，這就是輿論。稱為聲氣或公論。

干謁投刺、聲氣標榜之所以能有效，就是因為主考官不能不考慮群眾的評判，總希望能選中大家屬意的人。否則各憑本事，就文論文便是，何必管什麼輿論？要通關節，送錢賄賂便是，何須行卷投文？

正因為它不是一場行政體制上公平的測驗，而只是一次為了讓群眾看得過癮的演出，所以應試者才要賣力地製造他在群眾間的聲名。李翱〈感知己賦〉盼望能有大官替他「拂拭吹噓」：牛僧儒得到韓愈、皇甫湜的吹噓，立刻「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升沈互異，其理則一。

由這個意義說，科學與其說是政府的考試，不如說是民間的評選。故舉人入試，皆挾世譽，不僅由考場定甲乙。且來應考者，也未必是以此求官，而係以此博人讚美。

《唐摭言》卷三說盧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以下接之」。狀元入仕，不過從九品；但因為他是狀元，便能接受刺史的歡呼。

世之愛羨進士如此，無怪落第舉人張倬要「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

我們要特別注意，進士之貴，非以其能獲得官爵，而是因為他們用自己的本事，證明了他們是文人。此一證明，需透過考試這一公開的程序。然考試有時僅是補充性的證明，民眾的評判才是最主要的。考試結果若符合了民眾的評判，大家就深慶得人；否則，大家更嗟傷惋惜之，甚至還要懷疑考試的公平性。

也就是說，科舉的公正性，不存在於一般意義的考試公正，而在於公眾的認可。故干謁、請託、講關節、結棚造勢等現象，普遍公行，試卷亦不必糊名。

後世以此詬病唐人科舉不公，不知其所謂公平公正者，別有所在。否則進士科考，既為天下仰望，且係國家升進人才之要道，焉能縱容其不公平至此，且行之數百年不予改善？

反過來說，進士得第是尊貴的，但一人若文章佳美，已獲得公眾之認可，考試縱使未考上，也不妨礙他的榮耀。甚至會「載應不捷，聲價益振」，「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

唐人科舉的公平性就在這裡。故韋莊曾奏請追贈不及第的文人，說：「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遍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消，上沖穹昊。伏乞宣賜中門書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俾使已升冤人，皆沾聖澤；後來學者，更歷文風。」

追贈文學家一個進士名號，以符公論，意義即在於補償或平衡考試所造成的不公平。而公平正是在群眾這邊的。作為一場群眾性的文學典禮，當然只有群眾才能裁判誰得了優勝。

這樣熱愛文學、崇拜文學的社會，才是唐朝可愛可貴之處。後來大家只知崇拜官了，又後來只知崇拜錢了，這樣的社會就消失了。談起來，彷彿昨夜曾經美好的夢，卻怎麼也難說得明白。把當時科舉文學獎解釋得一塌糊塗，也就是當然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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