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使命｜從西遊記中的白龍馬談大明帝國誤判的天機

由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名列中國四大名著的「西遊記」假托唐僧取經的故事，實則寫的是文人面對天命（大環境）中的種種考驗與磨難，依然努力追求自我價值的故事。

我們也可以試著分析取經隊伍呈現的象徵意義：孫悟空象徵的是少年心性、浪漫天真、無拘無束，豬八戒象徵的是貪戀世俗物質享受的心性、沙悟淨是面對現實的無奈心性，至於，唐僧則是文人肉身的代表 ---整個故事就這樣建立在「心」保護 「身」前往西天取經的過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白龍馬 —— 這個角色很有趣，但常常被忽略 --- 這匹馬帶著唐僧去西天取經，一路上跋山涉水、擔險承勞之外，這個取經隊伍中的行動派其實有個高貴的身份：他是西海龍王的三太子。

比照作者吳承恩的家世來說，吳姓一直都是中國的江東大族，與海自然不會陌生 ，因此辛苦的白龍馬象徵的，或許就是吳承恩那不肯向邪魔外道屈服的「士大夫」意識，只是這發韌於北宋初期的「士大夫」意識，到了明朝卻面臨更嚴重的現實考驗。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試著將「水滸」和 「西遊」的故事結構做一個比對 ——

「水滸」一書的時代背景在北宋末年，但作者施耐庵(1296 -- 1371) 是元末明初人，他在整理流傳民間在水泊梁山起義的故事後，開始「江湖豪客傳」的創作，成書後寫成「水滸傳」。至於「水滸傳」的「水滸」，典出「詩經大雅」，後世多引身為「出路」、「安身之地」的意思。

梁山泊軍師吳用，陳老蓮繪

「水滸傳」中的故事發展前半部談的是一百零八條好漢如何聚首梁山，後半部談的是好漢們（「無法為官者」）的出路。水滸以悲劇收場，暗示的正是「不做官，就沒有出路」--- 這自然是作者「施耐庵」的個人觀點。

那麼，北宋一朝，「不做官」真的就沒有出路嗎？

北宋的 官員俸祿固然豐厚，但王安石變法之前，民間經濟也相當活絡。讀書人不做官，其實也有不少出路。餐飲和娛樂業之外，紡織和造船也很發達，只要有心，不愁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也不用擔心養不起自己。

只是，經過新舊黨爭後，流民開始出現，小吏和地方勢力也因為中央的各種政策趁勢掃進了不少錢，等「一代文青」宋徽宗即位時，感到自己缺錢用。就開始啟用蔡京為相，進一步與民間爭利，市場運作失調，最後更導致不少商人一夕破產。

（下圖是宋徽宗的作品「芙蓉錦雞圖」）

宋徽宗的作品，芙蓉錦雞圖（圖片來自網路）

在這種情況下，「商場」自然比不上「官場」，與之相較，「當官的」掌握權力，又不用承擔做生意的「風險」，日子過得自然比「做生意」的人舒服多了。

（下圖是蔡京的書法作品）

蔡京的書法作品（圖片來自網路）

據說，不斷出招，攪得天下大亂的蔡京卻始終不認為自己有錯，也算是宋代「士風」從「士大夫」到 「官本位」的重要註腳吧！

再回到「西遊」。

「西遊記」的故事雖是吳承恩在明中葉所寫，探討的其實也是「讀書人」的出路問題 —— 只是，明朝文人的生存環境，比起宋朝又明顯更差了些。

宋代趙匡胤雖是軍人出身，卻非常敬重讀書人，甚至有傳說，他在太廟的密室裡立碑，提醒新皇帝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

明代朱元璋卻因出身與性格問題，頗為忌憚文人，加上金元的影響，所以發展出（對士大夫而言）非常粗暴的宮廷制度，這讓大明帝國的官場充滿了暴戾和猜疑之氣 —— 「廷杖」和 「文字獄」都只是這種不安氣氛的冰山一角。

「自視高貴」的「白龍馬」自然無法適應這樣的官場文化 —— 只是，他既沒有忘記「士大夫」曾經有過的地位與風骨，但又必須為了肉身的安危，和各種不同的妖魔鬼怪打交道，自然處境艱苦。

失去宋代與皇帝共治的舞台，漢族的士人在經歷元朝的統治後，在明朝，又面臨了什麼樣新的考驗？ 這點我們可以從吳承恩（1500 —1582）的經歷窺見一二。

吳承恩在家道沒落的景況下，困苦力學，只可惜明朝科舉是「粥少僧多」的局面，四十四歲才得了個「安慰獎」，有個「小官」可以做做，上京候選時卻發現朝政昏暗、國事日非，自己空有正義膽識，卻人微言輕，無力反轉局面。吳承恩最後只能選擇了唐僧的方式，到天竺去取經，尋求心靈的安定之外，也為後世的我們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西遊記」。

事實上，在吳承恩的年代，因為海禁，所以要到天竺，確實不能走海路，只能與唐僧一樣走陸路。

因此，西遊記中，白龍馬雖為龍族，卻無法出海，只能載著唐僧，在千山中艱難前行 。

追究這一切的源頭，其實都與朱明王朝的小農性格所設下的天命有關。

吳承恩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所以只能藉著一個石頭蹦出來的猴子大鬧天庭以抒發其心中的鬱悶。

然而，回顧十六世紀的世界史，海洋不但成為世界互通有無的重要舞台，海洋爭霸的過程也推動了歐洲科技的快速發展。

（ 下面影片為勇闖大海的葡萄牙三桅帆船）

無法面對海外驚天動地的變化與發展，自然也會慢慢失去判斷局勢的眼光，所謂「國強民富」注定是空洞無憑的幻夢一場，滿懷壯志的讀書人只能借助佛道玄學，來撫慰心靈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