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儒家系譜初探

更新於 2024/09/08發佈於 2020/09/09閱讀時間約 21 分鐘

新亞書院被稱為當代新儒家的重鎮。究竟什麼是當代新儒家？

當代新儒家，又稱現代新儒家，專指反對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西化」思潮，堅信中國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有永恆的價值，謀求發展中國文化和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

一般來說，當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為：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被稱為「三聖」。第二代為：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三人曾與張君勱聯署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第三代為：杜維明、劉述先、霍韜晦、蔡仁厚、林安悟、李明輝等。另外，也有學者把方東美、馮友蘭、錢穆列入新儒家行列。

要嚴格篩選誰該列入當代新儒家，還需回到各人的師友淵源上審視。

牟宗三《五十自述》有一章題為＜客觀的悲情＞，是個很好的切入點：

在那困阨的五年間 (民國廿六年至卅一年)，除與熊師常相聚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緣會，便是遇見了唐君毅先生。他是談學問與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抗戰前，我並不認識他。但也曾見過他幾篇文章。我不喜歡他那文學性的體裁。他是中大出身，受宗白華、方東美諸先生的影響，他們都富有文學的情味。

從此條，可見唐君毅的老師是方東美，牟宗三的老師為熊十力。

我意識中並不甚注意君毅兄。熊師常稱讚他，常對我說：「你不要看不起他，他是你的知己。《唯物辯證法論戰》中的文字，他認為你的為最有力量。」

熊十力稱讚唐君毅，因唐同時以熊為師。

勉仁書院為梁漱溟先生所籌設，熊師處其中，吾則間接依附也。勉仁諸君子對熊師亦大都執弟子禮，然精神氣脈則親於梁而遠於熊。吾與梁先生始終不相諧。吾雖敬佩其人，而不相契。遠在民廿五年秋，吾由廣州返北平。熊師商諸梁先生，欲其月供生活費。梁則答應而有條件：一、須至山東鄒平住相當時日，(其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二、須讀人生哲學；三、須不是政治利用。吾聞之反感立生，梁先生以聖哲自居，何故出此鄙言？熊師勉以少忍，可去鄒平一看。吾即乘回家之便，過鄒平。翌日晨，晤梁先生。問曰：「來此已參觀否？」曰：「已參觀矣。」「汝見云何？」曰：「只此不夠。」彼勃然變色，曰：「雲何不夠。汝只觀表面事業，不足以知其底蘊。汝不虛心也。」吾曰：「如事業不足為憑，則即無從判斷。」三問三答，不辭而別。吾由此知此人之氣質與造詣。吾嘗以八字評之：「鍥入有餘，透脫不足」。自此睽隔，終無由得通。吾茲間接依附其中，精神亦極不安。勉仁諸君子視梁若聖人，吾益起反感。彼等於梁五十生慶，集文頌揚，吾以不解相辭，彼等函梁謂勉仁書院一切須待梁主持。熊師知之，亦不樂。時梁在港從事政治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梁乘帆船於驚濤駭浪中渡至澳門。彼函其子述此段經過，甚自負。有云：「吾不能死，吾若死，歷史必倒轉，尚有若干書，當世無人能寫。」(大意如此，其語氣比此還甚。) 熊師見之，移書讓之，謂其發瘋。彼覆書謂：「狂則有之，瘋則未也。」種種不愉快，釀成熊師脾氣爆發，大罵勉仁諸君子。然發後亦無事，即梁先生究亦是克己守禮之君子，與俗輩不同也。

此見梁漱溟雖為孔子抱不平，也克己守禮，卻我執太強，為人頗自負，熊、牟和他友好，是表面，彼此實有根本分歧。

關於牟宗三對馬一浮的評價，可以看《康德第三批判演講錄》以下一段文字：

馬一浮先生更了不起。就博雅方面而論，他讀書比熊先生多。他下過死工夫的，中外古今都知道一些，但都不恰當的。馬一浮在清朝末年就成大名了，他是到德國去的留洋生。民國以來，二十幾歲就不見人了，住在西湖上，與社會上隔絕。瞧不起天下人，任何人來都不見。他不見熊先生，熊先生就把《新唯識論》寄給他。熊先生的《新唯識論》開首那個序是馬一浮作的，那個序作得漂亮得很，駢體文呀。文章很會作，博雅是博雅。但你以為他裡面的話都恰當嗎？我現在仔細看，他稱讚熊先生的話通通不對的。「將以昭宣本跡，統貫天人，囊括古今，平章華梵。」這幾句表示馬一浮先生的博雅。但「擬諸往哲，其猶輔嗣之幽贊《易》道，龍樹之弘闡中觀。」這幾句話是對熊先生不了解。你可知這只是隨意作文章。甚麼叫做「其猶輔嗣之幽贊《易》道」呢？輔嗣就是王弼，輔嗣是他的號。這句話是稱讚熊先生著《新唯識論》猶王弼之注《易》，但這恭維話也恭維得不對。《新唯識論》是從儒家的立場講《易》，不是王弼的從道家立場講《易》。王弼注《易》完全不相應的，拿道家玄理注《易》不相應的，因為《易》是孔門義理。所以，基本的句子都講錯。儘管王弼著《周易略例》大體不錯，但那是反對象數，反對象數是不錯。這表示王弼注《易》馬先生根本沒有仔細讀，你看不出王弼的毛病。結果是瞎比附，恭維都恭維錯了。熊先生也看不出來，覺得還不錯。熊先生的《新唯識論》是儒家的立場，他喜歡講《大易》，講「生生不息」。他批評佛教，則根本沒有道理，他對佛教的了解根本不對的，不相干的嘛。

簡單講，馬一浮與熊十力結緣，是因為他替《新唯識論》寫序。而就這個序文本身看，博雅有餘，了解義理卻有所不足。他只是「文章很會作」而已。

假如我們以唐、牟為當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第一代似不應包括梁漱溟和馬一浮，因所了解的義理及做人態度不相應。

徐復觀在＜我的讀書生活＞一文中憶述，他早年初遇熊十力，曾被對方當頭棒喝：

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

徐氏指，經過熊十力

不斷的錘鏈，才逐漸使我從個人的浮淺中掙扎出來，也不讓自己被浮淺的風氣淹沒下去，慢慢感到精神上總要追求一個什麼。為了要求一個什麼而打開書本子，這和漫無目標的讀書，在效果上便完全是兩樣。

換言之，徐復觀也是熊十力的弟子。

余英時在＜錢穆與新儒家＞說：

所以嚴格地說，「新儒家」主要是指熊十力的哲學流派。

是很有根據的。

錢穆《師友雜憶》回憶和熊十力交往的經過：

自後 (湯) 錫予、十力、(蒙) 文通及余四人，乃時時相聚。時十力方為《新唯識論》，駁其師歐陽竟無之說。文通不謂然，每見必加駁難。論佛學，錫予正在哲學系教中國佛教史，應最為專家，顧獨默不語。惟余時為十力、文通緩沖。又自佛學轉入宋明理學，文通、十力又必爭。又惟余為之作緩沖。

除十力、錫予、文通與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兩人，時亦加入。惟兩人皆居前門於，而又東西遠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僅得五人相聚。宰平與漱溟不易相值。

余其時又識張孟劬及東蓀兄弟，兩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則住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時余亦住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遙。十力常諧余與彼兄相晤，或在公園中，或在其家。十力好與東蓀相聚哲理時事，余則與孟劬談經史舊學。在公園茶桌旁，則四人各移椅分坐兩處。在其家，則余坐孟劬書齋，而東蓀則邀十力更進至別院東蓀書齋中，如是以為常。

錢穆的氣質和學問關注，皆與熊十力迥異，二人更屬同輩。

馬一浮復性書院設在泯江對岸上。一日，渡江來訪，邀余去書院講演。熊十力在西湖，與一浮同居有年。及來北平，與余同居。余之知一浮，亦有年矣。及一浮來此創辦書院，十力亦同來。不知何故，齟齬離去……

一浮一貫整肅，望之儼然。而言談間，則名士風流，有六朝人氣息。十力則起居無尺度，言談無繩檢。一飲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獨進為快。同席不適亦不顧。然言談議論，則必以聖賢為歸。就其成就論，一浮擅書法，能詩，十力絕不近此。十力晚年論儒，論六經，縱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視之，轉為拘謹矣。但兩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當年，兩人內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語無不合。及在復性書院，相從講學者逾百人，於是各抒己見，乃若所同不勝其所異，暌違終不能免。

此錢穆更敬馬一浮的「一貫整肅，望之儼然。而言談間，則名士風流，有六朝人氣息」、「擅書法，能詩」，而對熊十力「起居無尺度，言談無繩檢。一飲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獨進為快。同席不適亦不顧。然言談議論，則必以聖賢為歸」、「晚年論儒，論六經，縱恣其意之所至」不以為然。

當代新儒家如果以熊十力為宗，錢穆又焉能加入？二人根本南轅北轍！

一條旁證是唐君毅在給徐復觀的信中，論及錢穆的為人學問：

關於兄所言錢先生論《中庸》之文事，說其純是自飾，亦不全合事實。錢先生之思想自其《三百年學術史》看便知其素同情即情欲即性理一路清人之思想，此對彼影響至深。彼喜自然主義、喜進化論、行為主義。由此論德性，亦一向如此。彼有歷史慧解，生活上喜道家，故在歷史上善觀變。但其思想實自來不是《孟子》《中庸》至宋明理學之心學道學一路……今其論中庸文釋「誠」與「不睹不聞」，都從外面看，此確違《中庸》意。

特別值得注意是「彼有歷史慧解，生活上喜道家，故在歷史上善觀變。但其思想實自來不是《孟子》《中庸》至宋明理學之心學道學一路」，然則錢穆不是唐、牟、徐一派明矣！

亦因為此，在新亞掛旗風波中，錢穆覺得妥協未嘗不可，唐君毅則自始至終堅決反對。錢穆事後淡出，唐君毅則一直奮鬥至 1974 年改制前後，也間接因過於操勞而患病離世。

另一條旁證是錢穆弟子葉龍的回憶：

錢先生讓唐君毅做新亞的教務長，做了十幾年。吳俊升來做副校長之後，沒有事情做，錢先生就將教務長的職位給了吳俊升。唐君毅可能心裏就不高興了：不請吳俊升，將來校長就是我做了，現在連我的教務長職務都取消了。

唐君毅有一個問題，他很喜歡結幫派，講派別，有門戶之見。唐君毅覺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到我老師熊十力，再到我唐君毅。

錢先生不同，他不講派別的。他覺得大家都是孔子的門徒，都是孔子的學生，沒什麼派別。新儒家錢先生也沒有參加。因為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是新儒家，有人認為錢先生也是。所以余英時寫了一篇文章，說錢先生不是新儒家。

錢先生和唐君毅不合，有幾次衝撞。本來錢先生是提拔了唐君毅的，到了香港之後，給他做教務長、系主任，是什麼事讓他們後來交情破裂呢？第一件事是大概 1954 年，哈佛大學給了一個機會我們，讓錢穆校長派一個青年學者來哈佛讀博士，在中國學系研究中國文化，當時楊聯陞在那裏做教授。錢先生就讓余英時去了。

余英時是新亞的第一屆畢業生，他畢業之後在新亞當助教，錢先生就讓他幫忙看看學生的筆記。唐君毅也想去。唐君毅就跟別人說，我做教務長很麻煩啊，很多困難啊，我都想去讀一下書。就跟錢先生說他想去。當時新亞的張丕介是德國的經濟學博士，會計系楊汝梅是美國的博士。當時的很多名教授都是博士。唐君毅想讀，錢先生就很為難，就是說你已經做到教務長、系主任，有地位有身份，年齡也快「五張」了。錢先生為難，就報了兩人給了哈佛，讓他們挑。這一點已經得罪唐君毅了。

第二件事呢，錢先生早年確實是有意想讓唐君毅繼承的。請了吳俊升回來後，唐君毅覺得，你不想提拔我了。這也得罪他了。

吳俊升來做副校長的時候，覺得自己已經老了，接近退休，所以急於升做校長，因為校長的薪水高，而且退休後拿的錢是工資的幾倍。吳俊升覺得自己要做校長，得要有勢力，將錢穆趕走才行。1962 年的時候，錢先生已經感到有壓力。吳俊升是南京中央大學的前身畢業的。潘重規、唐君毅，都是中央大學畢業。他們這些校友兼好朋友，就在投票時一起反對錢先生。

首先是開校務會議，錢先生提出意見，他們就反對。他們票數多，錢先生就沒有辦法了。每樣東西都反對，還做什麼校長？

第二點是錢先生用的人，全部都炒了魷魚。錢先生用的學生，早期在西南聯大畢業的，在文史系做講師，炒魷魚，沒有人情講。

第三，錢先生介紹的人，不行，不用。這就是欺負他了。1961 – 1968 年，我在新亞做兼任講師，兼助理研究員，在 1968 年被吳俊升、唐君毅炒了魷魚。本來是不會炒到我的，他們炒的是錢先生提拔做專任講師的，我是小人物，教大一國文，一個星期教四節課，工資只有幾百元。專任講師有幾萬元。

錢先生覺得沒有意思，就辭職。當時張丕介挽留他。張丕介是經濟系主任。張丕介和唐君毅一向不和，大概 1951 年就吵架了，張丕介的老婆和唐君毅的老婆吵架，破裂了。張丕介是支持錢先生的，但挽留不了。

1963 年，錢先生辭職，中文大學的校長就說，錢穆你不如搞退休吧，退休有一筆退休金，起碼十幾萬。

十幾萬在當時很厲害了，美孚的房子可以買兩層，現在是 800 萬一層了。我1970 年買房子，是 8 萬元一層，1963 年大概是 4 萬元一層。但錢先生不願意，覺得既然你們不想讓我做下去，我寧願退休金都不要，一分錢都不要。

當時新亞校董會覺得不好意思，就送了他一年的工資。當時新亞還沒加入中文大學，這筆錢不多，但錢先生不好意思白拿這個錢，就留下來多講了一年課，新亞校長就不做了。1964 年他就正式辭職了。

錢先生離開新亞的時候，唐君毅他們還沒炒我，因為他們覺得我的影響力不大。不過他們先降我的工資。唐君毅是希望馬上炒我，但吳俊升不肯。為什麼呢？因為吳俊升不希望讓唐君毅有太多話事權。吳俊升和唐君毅始終是派別不同。不過對付錢先生，他們是同聲一氣的。他們先扣我的工資，說新亞困難，我鐘點講師的工資，從 800 元變成 600 元，再取消了我助理研究員的400元工資，這樣總的薪水就少了一半了。

我們這些新亞早期的學生 (1950 – 1963)，是台灣給的學位，香港政府那時是不承認的，導致我們畢業出來很難找到好工作，別人拿一萬元工資，我們就拿兩千元。新亞書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之後，中文大學的校長關心我們這些學生，就說你們原來在新亞大學部畢業的，我就給你們一個中文大學的學士學位，在新亞研究所畢業的，就給你一個中文大學的碩士學位。這是英聯邦承認的學位，出去就好找工作了。這需要我們回去重讀一年，修幾門課，寫篇論文。於是我就回了哲學系重讀學位。當時的教授都准許我回去讀。我讀了半年，唐君毅旅遊回來，就變成了其他人都可以 (拿學位)，就我不可以。他說，葉龍你慢慢來。其實是不讓我拿這個學位。我再三求他，求了很多次，都不行。

我跟唐君毅說，你媽媽去世了，我都經常跟着你去拜祭 - 他媽媽是在大陸去世的，他就在香港做了牌位來拜祭。我說，我媽媽也在大陸，很窮，我很想拿個資格，將來好出去工作，將來多寄點錢回去給我媽媽，孝順一下。他都不肯，不為所動。我就說他偏心，對學生不公平，說：「你不配講孔孟之道！你不配為人師表！」

孟子也講了嘛，你君王不承認我是老百姓，我也不認你是君王啊。那同樣的道理，你不當我是學生 - 我本來是他的學生，因為在新亞研究所是錢先生指導我寫論文，所以唐君毅就不承認我是他的學生了，把我掃地出門了。其實做老師的，器量應該寬大一點才行。

事情發生了之後，唐君毅馬上在大學部開了論語和孟子兩門課 - 因為我說他不配講孔孟之道嘛。其實你不用開這些課，你都有資格講的，而且你那時已經是在講其他的課了，也是在講孔孟之道啊，你幹嘛需要開這兩門課呢。

我向中文大學校長告狀，校長對我很好，寫信給中文系、哲學系、歷史系 3 個系的系主任，說你們給葉龍讀個碩士學位啊，哪個系都好。他們 3 個系都不聽。

事情鬧大了，劉百閔要我去見一下錢先生。我當時不想去。因為第一，我不想讓別人覺得這件事情是錢先生唆使我去做的；第二，我確實怕被錢先生罵，因為怎麼說他和唐君毅那些人還保留了表面上的友好。

後來隔了幾個星期，劉百閔說，錢先生叫你過去。見了錢先生，沒想到錢先生說：我怎麼會責怪你，他們欺負我，我老了，沒有辦法，所以辭職算了，我也沒有辦法幫你 (拿中文大學的學位)，羅忼烈教授在香港大學，我可以把你介紹過去。

錢先生是很想幫我的，在和羅教授的通信里，他多次向羅教授提到我，說希望能讓葉龍感到人間的溫暖。我看了之後非常感動。

唐君毅有很多醜事情，他跟余英時爭哈佛大學的位置，這都是丟臉嘛。沈燕謀是新亞校董兼圖書館館長，他去世了之後，他的日記在香港《大成月刊》登出來了，裡面就談到了這件事情，當時錢先生是把唐君毅和余英時兩個人的名字都報上去了的，唐君毅還為此不高興。(＜錢門傳薪人＞)

姑勿論誰是誰非，唐君毅及其門下弟子，與錢穆及其門下弟子，是有相當程度的不咬弦。這反映錢穆不可能是當代新儒家。

再一條更突出的證據，就是錢穆 1957 年 8 月 1 日回覆徐復觀的來信：

君勱先生意欲對中國文化態度發一宣言，私意此事似無甚意義。學術研究，貴在沉潛縝密，又貴相互間各有專精。數十年學風頹敗已極，今日極而思反，正貴主持風氣者導一正路。此決不在文字口說上向一般群眾聳視聽而興波瀾，又恐更引起門戶壁壘耳。(轉引自翟志成＜文化激進主義 vs 文化保守主義：胡適與港臺新儒家＞)

清楚交代為何不參加聯署《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到此為止，我們已去蕪存菁地將馬一浮、梁漱溟、錢穆排除掉。

方東美自述學思歷程：

我的哲學品格，是從儒家傳統中陶冶；我的哲學氣魄，是從道家精神中醞釀；我的哲學智慧，是從大乘佛學中領略；我的哲學方法，是從西方哲學中提煉。

並未純以儒學為宗。

牟宗三批評馮友蘭：

說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比胡適進了一步，至少表面上很像個樣子，一直到現在，西方人認為中國哲學史，還是以馮友蘭所作的為最好，余英時也這樣說。但他的討好，其實是表面的，因為他此書有一討巧的地方，平常人看不出來。他用的是選錄方式，西方人寫哲學史大體是用詮釋的方式。選錄方式不是不可以，但馮友蘭作這本書很狡猾，說好聽是很謹慎，所以很能保持一種「學術謹嚴」的氣氛。因為他很少對所引的文獻加以解釋，他盡量少說自己的話，盡量不做判斷，所以讀者實在很難猜透他到底對那些文獻懂呢？還是不懂？到了他該說話時，他就說幾句不痛不癢的話。若有真正下論斷的大關節，則一說便錯，由此，我們便可看出他實在不了解。所以很早我就說他這本哲學史是「膿包哲學」，膿包的特性是外皮明亮精光，但不可挑破，挑破便是一團膿，我是一向不欣賞那種書的。這本哲學史大體上卷還像樣，主要是他用了他那一點邏輯知識整理了名家，有一點成績，其他講儒家、道家都不行。先秦都講不好，後來魏晉道家、隨唐佛學更難講，他根本是門外漢，於宋明理學更是門外的門外。他以為他懂得朱夫子，但他何曾知道朱夫子是理學家，不是西方的新實在論，他以西方的新實在論來解釋朱子，這當然是不相應的。他後來又講「新理學」，以程朱自居，這都是妄人妄作......近代中國人對中國哲學的討論就未上軌道，像馮友蘭的《哲學史》，對中國哲學的發展中歷代各期哲學核心問題根本未接觸到，更遑論有什麼有價值的討論。以如此之書，而不論中西都公認它是一本代表作，這表示這一代的中國人實在太差勁了，不但對不起祖宗，也對不起世界，這真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恥辱。(＜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

「膿包哲學」，都算不客氣至極了。

他又在＜客觀的悲情＞中說：

有一次，馮友蘭往訪熊先生於二道橋。那時馮氏《中國哲學史》已出版。熊先生和他談這談那，並隨時指點說：「這當然是你所不贊同的。」最後又提到「你說良知是個假定。這怎麼可以說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實實的，而且是個呈現，這須要直下自覺，直下肯定。」馮氏木然，不置可否。這表示：你只講你的，我還是自有一套。良知是真實，是呈現，這在當時，是從所未聞的。這霹靂一聲，直是振聾發瞶，把人的覺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層次。然而馮氏依舊聾依舊瞶。這表示那些僵化了的教授的心思只停在經驗層上、知識層上，只認經驗的為真實，只認理智所能推比的為真實。這一層真實形成一個界線，過此以往，便都是假定，便都是虛幻。人們只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是無法契悟良知的。心思在昏沉的習氣中，以感覺經驗來膠著他的昏沉，以理智推比來固定他的習氣。自胡適以來，一般名流學者，只停在這層次上。大家亦只處在這層次上，來衡量學問之高低。實則無所謂高低，只有多少。實則亦不只自胡氏以來，自明亡後，滿清三百年以來，皆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人們的心思不復知有「向上一機」。由熊先生的霹靂一聲，直復活了中國的學脈。由「良知之為假定」，即可知馮氏的哲學史 (其他不必說)，全部不相應。他後來堅持他那「不相應」，造撰而為《新理學》，以及又後來之投共而無恥。良知由假定轉而為泯滅，於以見他那一切知識學問全成為黏牙嚼舌之工具，毫無靈魂可言。

據此，馮友蘭也不夠資格做新儒家。

於是，第一代宗師熊十力，由第二代弟子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發揚光大，乃當代新儒家系譜之實相！其他歸類都是有失嚴謹，或至少是用另一種歸類的標準。

張君勱因有份聯署《宣言》而被納入，但那是很勉強的。

至第三代，杜維明師事徐復觀，受牟宗三影響。劉述先父親與熊十力相熟，其常與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有往來。霍韜晦隨唐君毅修學，是唐的弟子。蔡仁厚、林安悟、李明輝皆師承牟宗三。

綜合觀之，更見當代新儒家就是熊氏哲學的流派。

由於錢穆不是新儒家，他的弟子余英時自然不是什麼新儒家第三代。

有謂賀麟建立「新心學」，強調中西文化融通，以陸王心學與西方的新黑格爾主義相結合，啟發當代新儒家。可是，細觀當代新儒家諸位，和賀麟的關係遠遜於和熊十力的，他們亦無明示自己思想受賀麟啟發，則把賀麟放進新儒家亦是不合適的。

疏理好當代新儒家系譜後，當進入其義理之核心，此不能離開《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即《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宜另文詳述。

若扼要地把握當代新儒家宗旨，可參考蔡仁厚的歸納：

1. 表述心性義理：使三教(儒、釋、道) 智慧系統煥然復明於世

2. 發揮外王大義：解答中國文化中政道與事功的問題(倡議建立民主憲政，完成科學化工業化)

3. 疏導中國哲學：暢通中國哲學史演進發展的關節

4. 消納西方哲學：譯註三大批判融攝康德哲學

5. 會通中西哲學：疏導中西哲學會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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