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無論蟄居天津、受制瀋陽，都無法捨棄追尋自己的皇帝夢

1950年7月末，舊稱中東鐵路沿線，位於中俄邊境的綏芬河車站，一列由蘇聯當局押送戰犯的列車，正在等候次日清晨的交接手續。準備移交給中國的戰犯中，大多為當年滿州國的政府要員，最受矚目的，是家喻戶曉的滿清末代皇帝──溥儀。

1945年日本戰敗，在蘇軍的押解下，溥儀先後在赤塔、伯力的戰犯收容所，度過了五年備受禮遇的鐵窗生活。期間蘇方還曾安排他去了一趟東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擔任證人。不過，該來的總是要面對，此刻，他正逐漸接近，那個押解他的俄國軍官口中，稱之為能夠擁有「幸福與驕傲」的「祖國」。

這是霍布斯邦在《帝國的年代》一書中， 曾引述一位義大利農婦對兒子所說的話。

只是，作為戰犯，溥儀沒有逃的本錢，對於他即將回歸的那個「祖國」，溥儀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提到了當時那種恐怖的情緒：

過去曾經三度稱帝的生涯，或者說是經歷，溥儀心裡很清楚，這個「祖國」，無論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祖國的善意」之下，擁有這些「案底」，他的命運絕對堪慮。

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思想改造時曾提到：

1908年，溥儀三歲，被擔任攝政王的父親載灃，抱上太和殿的龍座，在哭鬧聲中完成了宣統帝的登極大典。1917年，張勳主導的復辟鬧劇，再度將溥儀短暫的推上帝位。1934年，溥儀在日本的扶植下，從滿洲國的「執政」，第三度登基為滿洲帝國的康德帝。

這三次的稱帝，雖然並非全都是自己有意的要往皇帝寶座上爬，但是在此過程中，「皇帝」的身分，一路走來，形塑了溥儀自冲齡開始，以「奉天承運的統治者」自居的意識，直到接受祖國善意的改造之前，大抵如此。

為什麼想當皇帝呢？

民國成立，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清室達成協議的退位優待條件，溥儀仍擁有皇帝尊號，居住於紫禁城，也擁有自己的小朝廷，維持著帝王的排場，亦曾一度短暫的復辟。早年的帝王生涯，使「皇帝」的頭銜與意識，在溥儀的前半生中，可以說如影隨形。無論對溥儀， 或是對仍然忠於皇室的遺老舊臣而言，重返帝位，不僅是個人力圖振作的表現，也是清室中興的象徵。

1924年，溥儀在馮玉祥驅逐下倉皇出宮後，皇帝夢暫時驚醒，不過，另一場皇帝夢，不久也在檯面下悄悄的展開。

被逐出紫禁城的溥儀，曾輾轉暫居醇親王府、北京日本公使館，在羅振玉等部分遺老，以「非外遊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謀恢復」，建議他出洋遊歷歐美，再定居日本，以等待復辟之機。

1925年，溥儀移居天津，原本就是為了東渡日本做準備。不過，在遺老們對出洋一事持論各異的掣肘下，使溥儀也陷入了舉棋不定的狀態，因而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七年之間，溥儀四處拉攏人脈，為他重登帝位的夢想，探尋各種可能的管道。

例如與大清龍興之地有深厚地緣關係的奉系軍閥，張作霖父子、張宗昌等人，都曾是溥儀密切交往的對象。溥儀的舊臣鄭孝胥，為了取得復辟的外援，亦曾前往日本會晤近衛文麿等軍政要人。溥儀也曾派遣密使，拜訪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向其表明復辟的意圖，積極遊說關東軍提供協助。

只是，各派系軍閥不是嘴上說著「人心思舊」、「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國」的客套話，就是想以支持復辟的名義，要求溥儀贊助活動經費，而日方也要求他靜待時機。

當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的子弟兵揮軍北伐，直、奉等系的軍閥兵敗如山倒，國際間也紛紛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地位，加以濟南事件、 東陵盜墓事件，以及張作霖去世後東三省的易幟，一度使溥儀覺得前途黯淡，登極無望。

不過，溥儀從蔣介石北伐成功的經驗中，了解到成事必須手握兵權的重要。為了替仍然看不到前景的皇帝夢鋪路，因而決定派遣親信子弟，前往日本軍校留學，而皇弟溥傑此時正有從軍之志，順理成章的成為溥儀派遣赴日的人選之一。

就這樣，溥儀在天津過了七年鬱鬱不得志的生活。

1931年9月，時序正值滿洲事變爆發後不久，溥儀與他的英籍教師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1874–1938)久別重逢。莊士敦請溥儀為他的書稿《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撰寫序言，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

莊士敦表示，不久之後書末會以「龍歸故里」為名，作為追加的最後一章。師徒兩分別後，溥儀在關東軍的掩護下，悄悄離開天津，前往滿洲。1934年，《紫禁城的黃昏》一書在英國出版，將溥儀前往滿洲之舉，稱為「真龍天子回到了他的故鄉」。

事變之前，溥儀已從回國度假的溥傑，所提供的消息來源中，隱約了解到東北局勢即將生變，盼望已久的時機似乎終於到來。日軍的出兵，與親日宗室在東北的裡應外合，形勢看似一片大好，他內心已迫不及待的想要立刻北上。

只是，想走，似乎也沒這麼簡單能說走就走。

溥儀身邊的遺老親信，大多以滿州局勢仍未明朗，應謀定而後動，不宜貿然北上。而溥儀也發現，關東軍並非把他視為領導未來新國家的不二人選，例如恭親王溥偉，與前北京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也曾是軍方屬意的對象。天時地利人卻不和，又使滿懷希望的溥儀，陷入了那個雲那個霧的情緒中。

隨著前往東北查探實情的親信，帶回了日軍已全面控制東北，聲稱各地響應復辟的準備已一切就緒，「惟候乘輿臨幸」的消息，再度促使溥儀燃起盡快北上的想法。

而溥儀在事變之後，頻繁進出日本軍營，並會見軍方要人的舉動，已經引起新聞媒體的注意，過去關東軍協助以恢復清朝為目的的宗社黨，策畫滿蒙分離運動的事實，在國內仍然記憶猶新。此時溥儀與日軍的密切互動，很難不引發媒體對清室復辟的揣測，消息一經披露，溥儀開始面臨到恐嚇信與炸彈的威脅，還有電話騷擾。

在一次深夜的密會中，人稱「中國通」的陸軍大佐土肥原賢二，這樣告訴溥儀。他也設法讓溥儀相信，日本出兵東北是出於自衛，並無對領土的野心，而未來成立的新國家，也將會採行帝制，由溥儀全權領導。

土肥原一再向溥儀強調機不可失，情勢的變化與人身安全的威脅，也讓溥儀下定了決心，與其留在天津，有性命之虞，還不如把寶壓在有可能協助他再度稱帝的關東軍上。

1931年11月，溥儀帶著贊成他盡速北上的鄭孝胥父子，與三位隨侍，喬裝成日本軍官，悄悄搭船離開天津。

從天津抵達瀋陽，已經是三個月之後的事。

原本溥儀還滿心期待在東北上陸之後，會有民眾搖旗高呼萬歲，迎接聖駕。誰知道，這一路居然靜悄悄，沒有人山人海的接駕陣仗。

溥儀先後被安排下榻在滿鐵經營的的湯崗子溫泉，以及旅順的大和旅館。關東軍以保安為理由，將溥儀的行動自由限制在住居內，其行蹤被視為機密，也禁止媒體報導。

最讓溥儀無法接受的是，即將建立新國家的東三省，在國體問題上仍未確定，也就是說，土肥原賢二在天津時向溥儀聲稱，新國家將會採行帝制的說法，只是個讓他盡快動身的藉口而已。

來到瀋陽，會見了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之後，答案終於揭曉。

為溥儀所準備的位置，並非皇帝，而是採行共和制的滿洲國「執政」一職。雖然此時的關東軍，已決定推出溥儀來擔任滿洲國的領導人，但礙於帝制的採行，無論在國內與國際輿論中，難以避免視之為清朝復活，乃是落後於時代的表現。

此外，東北親日的各路政治勢力，亦有強烈反對復辟的意見，與溥儀為中心的帝制派相持不下。故關東軍為了避免耽誤建設新國家的日程，緩和親日各派系的爭論，乃先以共和制作為折衷妥協之法，先讓溥儀出任滿洲國執政。

「目前的執政，不過是過渡時期的方法而已」，板垣這樣告訴溥儀。

「臣早說過，不可傷日本的感情…..」，鄭孝胥這樣告訴溥儀。

而其他在關東軍與溥儀之間，為了帝制而奔走的親信遺老們，也了解到若拒絕執政一職，形同與關東軍站在敵對的位置，遂建議溥儀暫時接受出任滿州國執政。於是，溥儀在1932年3月初抵達長春，準備就職。

當溥儀搭乘火車抵達長春車站，終於見到了他原本期待的，熱烈歡迎他的場景。月台上演奏著軍樂，大批穿著西服、和服與馬褂等各種服飾的民眾，紛紛舉旗迎接他。人群中揮舞著黃龍旗的滿人，更是使他心情激動。

受到此鼓舞，就任滿洲國執政的溥儀，開始思考未來該如何勵精圖治，將執政的地位，作為重登九五之尊的跳板。

溥儀對自己勵精圖治的期許並沒有維持多久，儘管每天準時到執政府辦公，忙著接見舊臣、宗室、政府官員，卻少有需要他簽署的文件，與裁決的公事，他發覺自己手中並無實權，連自由出入官邸的權力都沒有。

當初溥儀與關東軍暫任執政一年的約定，若將來未能登基為帝，溥儀可以關東軍爽約為由，辭去執政一職。不過，辭職之後，他又將何去何從？再說關東軍也不見得會接受他的辭職。重點是下台之後，他的皇帝夢更加遙遙無期，因此即便就任執政滿周年之際，對於辭職一事，溥儀始終沒有提出的膽量。

此時日方基於倫敦海軍軍縮會議之後，即將出現軍備劣於英、美的危機感，以及滿洲國作為日後對蘇作戰的前線，「日滿一體」的政策需要更為深化的考量下，縮小與日滿兩國國體的差異性，以帝制的確立，來保持滿洲國安定，遂成為當時之急務。

時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武藤信義，及其繼任者菱刈隆，先後向溥儀表示日方正在研議帝制的實施，並決定承認他為滿洲帝國的皇帝。稱帝之事重露曙光，再度點燃溥儀的皇帝夢。

為了籌措登基事宜，溥儀派人老遠從北京的榮惠太妃處，取得了光緒帝曾經穿過的龍袍。

在與關東軍為登基著裝一事取得折衝妥協的辦法之後，1934年3月，在新京郊外的杏花村所設置的天壇，溥儀獲准穿上龍袍，執行告天禮，宣告自己受命於天，登上帝位。接著再穿著海陸空軍大元帥正裝，出席登基儀式，同時發布即位詔書，改元康德，成為滿洲帝國的康德帝。

溥儀在儀式中，先後接受了文武官員的鞠躬禮、日本大使呈遞的國書與祝賀，會後又接受了來自宗室、遺老的三跪九叩之禮與賀表。宴會中，皇弟溥傑舉杯高呼「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愛新覺羅家族的成員也隨聲附和。

此外，關東軍也幫他安排了作為帝王各種排場，例如每年四次在新京的「御臨幸」儀式，以及每年兩次離開新京的「巡狩」活動。1935年溥儀出訪日本，從新京出發，沿途受到日本政府高規格的接待，昭和天皇還親自在橫濱車站迎接並設宴款待他，更使溥儀自認為擁有極高的權威。

只是，沉浸在這些帝王虛榮中的溥儀，並未明確的意識到，他在即位詔書中所宣示「所有守國之遠圖，經邦之長策，當與日本帝國，協力同心，以期永固」的背後，他與日本簽署的各種協議、約定，其實已無異於將國家的防衛與經營都委於日本手中。

隨著中日兩國進入全面開戰，滿洲國作為供應日本帝國各種經濟、軍事資源的基地，以及抗衡蘇聯的前線，關東軍無論是對溥儀，還是對滿洲國在政、經、軍事，甚至文化上，都強勢的被要求為日本帝國服務，完全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

溥儀在先後在1934與1936年，兩度成為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在外媒的眼中，曾經三度即位為帝的溥儀，不但是當時各方勢力用以競逐權力與遂行侵略的有用工具，也在二戰一觸即發之際，被認為是解決遠東危機的關鍵人物。

一生都受外力的擺布登上帝位，溥儀的皇帝夢可以說幾乎與他的前半生畫上等號。早年宮禁中的小朝廷生涯，即便未能擁有實權，皇帝的頭銜也逐漸在他生命中，成為尾大不掉的標籤。

因為當皇帝實在是一件太爽的事，重返帝位的美夢，讓溥儀難以看清政治的算計，與野心家的權謀，即便了解到自己是工具人，且並未大權在握的事實，也由於難以拋卻在身為皇帝的虛榮與排場中，而甘願成為傀儡。

只為了這個皇帝夢，付出極大代價的，不僅是溥儀自己而已，還有為他的皇帝夢四處奔走，以至鞠躬盡瘁的遺老舊臣，甚至為了支援日本帝國的大東亞「聖戰」，而被大量動員，身心承受極大痛苦的滿洲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