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予黥
院線上映中的《父親》（The Father, 2020）在角逐本屆奧斯卡前已摘下許多國際獎項，電影自舞台劇改編，原創者和改編者皆為弗洛里安．澤勒（Florian Zeller）本人，澤勒最初是法國知名小說家、劇作家，寫過許多膾炙人口之作，如今第一部劇情長片也令他成為優秀的導演。
錯識的可行故事描述一位年老失智的男人，其執拗的個性令幾個看護難以照料、接二連三離去，女兒找不到適合人選照顧爸爸，眼見父親病情加劇、自己且要前往巴黎與戀人同居，面對分身乏術的情形必須另求解決之道。
情節可以這麼簡單。然而當我們真正進入電影，就會發現影像本身聚焦的是失智者的所見所聞，以及病情帶給患者與周遭的種種內外衝突。此間有實景，有幻象，有更多疊合兩者的歧途和誤入。
於是，整部《父親》是簡明的，內容卻不似一般劇情片有著易於口語傳述的劇意，前身的舞台劇特質即錨定作品著重人物內在、更勝角色行動，並異於過去多數以阿茲海默為題者試圖還原生命景格的企圖心。
電影最深刻處，是導演運用主客鏡頭的交遞，放大失智一事本身的觀感。影像不單以空間的轉換、嫁接動搖了時間的感知，甚至進一步連結病人的視角，將意識的斷續和情感的斷續緊密綰連。
旋渦裏的悖論
作為故事舞台，黯淡的公寓看上去如此空洞、又異常地飽和。一切之所以懸宕虛無，在於內部的人已無法準確地向周遭提取意義，環繞的傢俱佈置和人為行跡，終究屬於過去紊亂的空景。公寓，可以置換為某種困境，象徵著一個人的神智。
寓所內發生的種種，其不可解或唯一解，是只能等待下個困境將其推翻。弗洛里安澤勒在人的失智狀態中窺見了一輪旋渦，旋渦底有無止無盡、生命之於自身建構的能耐與徒勞。
當每一個今天，從過去的瑣碎召喚至眼前，櫛次鱗比、緩慢地組成。事物裏頭，有張臉，和我們所認為的那個自己太過相像的臉，一再安放又重複記起：門是開著、燈已熄滅，用過了餐、落掉的錶，說好或來不及脫口的話……。
人早在時間裏不停建構自身的寓所，但某天卻於原地發現自己其實無法擁抱完整，以往那些從容有餘或許無關篤定、悔之不及亦無關遲疑，而我們自認選了一個最好的版本來面對不停造建的人生，持有的則是另個被故事愈削愈薄的完結，自我若能拼湊幾些碎片，也許僅存一道悖論的淒切。
名為今天的房間
在人們熟悉影像與時空辨證關係的現日，《父親》仍非令觀眾一廂情願將自己代入情節的那種電影。一開始我們就拒絕信任──名實的誤差、情景的迷亂只發生於影像中，相對於眼前記憶交疊、意識錯雜的景況，觀看的人必須確認自己多出一份清醒，才能對一切有足夠的掌握。
但究竟我們拿什麼擔保自己的清醒，從而看懂了人類的老而無依、懂了失智者的破碎言語，掌握了電影再三投下的幻象？
開場，女人解開門鎖走進公寓，對著空蕩蕩的廳堂呼喊，彎入長廊尋找房內的父親，背景歌劇聲喑咽地唱，「幾乎不得動彈的我（I can scarcely move）……」隨老人取下耳機悄然停止。如果聆聽歌曲、回顧過往，正好暗示命運的唯一，那麼外界的觀看一途，也就伏藏了人之於自我、生而缺乏的預言能力。
當內部的迫仄成為外界所在之迷宮，我們正式落入《父親》的生命旋渦。人際何以單薄至此，人與物間如何不堪一擊，故事究竟歷經了兩天、一週，抑或一個月──誤識一一浮現，然而之於迷宮，人並不擁有過問的權利。
電影決絕地否定一個人之於自身之可信、之於他人他物之可信，由此造就最後孤冷的一隅，亦是最後的恍然，將人生所記取、遺忘、錯認的深淺，全都攢入一瞬，在灰暗的寓所、寓所內因曝光全然敞開的房間。
自始至終，那幢公寓未曾屬於誰，只是為了抵達這裏，得穿越太多實體和虛設的門檻。而一切終關乎一個患者記憶之衰敗，是嗎？終關乎一個完好的人之垂危？還是說，種種剝落其實無涉病痛完缺，進而本質地存在你我人生底、易碎的關係、日夜對自己持續許下的隻字片語……。
或許我僅被今天擁有。或許從來，就在今天。
全文劇照提供：采昌國際多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