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 Ingay Tali 穎艾達利
編輯 ◈ 原獨俱樂部
這就是不該也無從容忍「微歧視」一詞的背景理由之一
瘟疫爆發一年多後，台灣的好日子突然結束，整個島嶼因為本土疫情升溫而躁動。前幾天，出現了這樣一則新聞：
老先生沒簽實聯竟挨罵「原住民最大」涉種族歧視侮辱罪送辦（毅傳媒）這則「獨家新聞」大意說，５月２０日這天（也就是總統特赦布農族獵人王光祿的這一天）有人在臉書花蓮爆料公社上傳影片，說明影片內容是「原民罵店員，氣人阿，他剛要動手又罵店員，店員嚇死了」，但實際的影片內容與說明不符，卻是影片的拍攝者斥責原住民老人，逼迫老人向店員道歉。報導寫道：
該影片拍攝地點位在花蓮市某便利商店，由於老先生進便利商店未簽實聯制，引發民眾糾紛。影片中詳細記錄拍片者對老先生口出惡言，包括不鞠躬９０度就報警、原住民最大喔、原住民都被寵壞啦！不但口氣粗暴，言語並涉及種族歧視，花蓮網友相當不滿，具原民血統民眾更是氣急敗壞，影片在花蓮引起軒然大波。
對細節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閱讀新聞，這篇文章要討論的則不是個案，而是一個與此相關的常見迷思，以及迷思背後的困境。
正如上方新聞頁面截圖所示，新聞標題出現了「種族歧視侮辱罪」的字樣，不過台灣的刑法並沒有「種族歧視罪」或「種族侮辱罪」。新聞內文則比標題精確，指出警方是「依公然侮辱及強制罪偵辦中」。可能有人認為，這只是一個罪名差異的問題，影片拍攝者還是可以因其種族歧視性的侮辱言語被論罪，但這並非事實。
事實是在現行刑事訴訟法規範之下，原住民族不可能成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也就是刑訴實務上所謂的「當事人不適格」的問題。雖然「當事人適格」是民事訴訟法上的詞彙，並未出現在刑事訴訟法中，但從刑訴關於「得為訴訟」的相關規定來看，刑事訴訟的告訴全人必須是「被害人」。我們在此回頭參照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可知，這個「人」包含了「自然人」與「法人」，以及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有代表人／管理人的非法人團體」。
現在讓我們假想一個案件，有某個特定原住民族群裡的特定個人受到法律上的侵害，那麼由於這個受害人是自然人，當然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來提出告訴。
或者，讓我們假想一個案件，是特定原住民族群的特定部落受到法律上的侵害，那麼勉強可以按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２－１條的「部落公法人」或者其他以部落為範圍、具部落代表性而組成的法人，作為權利義務的主體。（所謂「勉強可以」，是因為２０１５年修法時並未解決「部落公法人」權利能力的爭議之故。）
又或者，讓我們假想一個案件，是對特定的原住民族群或原住民全體的侵害，在這種情況下，有沒有「代表全體原住民」的「適格當事人」？
或許有人會說，具備《民事訴訟法》上當事人能力的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該可以代表原住民全體吧？但這實在似是而非，因為原民會並非來自原住民／族的選任或委任，若強要解釋原民會代表原住民全體，豈不正如殖民國家本身一樣，是國家體制擬制的三權，不納入族群主體性，卻能夠凌駕於族群主體？
於是，這個從特定族群到族群全體的「集體性」民事訴訟能力就被制度性的封印了，那就更別談刑事訴訟能力。
新聞裡一句「警方偵辦中」，看似能夠匡正社會大眾也都看不過眼的惡行，實際上又是如何呢？當制度不承認你可以受害，你於是「被害無門」。這就是原住民面對歧視的真實情境。或者換一個方式來說，由於相關法令不完備，法律上何謂「族群歧視」尚有待釐清，於是無人能夠成為「族群歧視」的受害人。
正是基於這一點，過去也有原住民團體試圖有所突破，希望透過突顯歧視事件當中原住民「當事人不適格」的困境，來催生《反族群歧視法》。遠的有２０１３年阿美族守護聯盟提出的「夜店案」（新聞影片，下圖為該案件不起訴處份書局部），近的正如日前發生的辱罵案件。
▼２０１３年「夜店案」不起訴處份書中有「直接被害人應為影片中之人，縱使該影片中之人穿著阿美族服飾，亦難認定身為阿美族人之告發人２人係直接被害人」及「本件告發人２人既不具刑事訴訟法⋯⋯得為告訴人之身分，渠等遽行提出告訴在難告訴合法」等語。
如今已是所謂的「釋字第８０３後時期」，然而對原住民來說，憲法第１６條賦予的訴訟全能依舊不完整，還需要《反族群歧視法》的立法來處理集體權利能力的困境，又或者同時在訴訟法內獲得解決。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並實踐的司法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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