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書一起旅行，甚或跟著書一起生活，對我來說始終有股況味：有別於純粹的「當下」在地體驗，正由於書籍作者有其不一樣的時空濾鏡，以及書寫的目的性，這些有別於我生命經驗的視點，都時常讓我能夠用更深的層次看待一個地方，並從與該作者經歷有如共時性般的迴響。過去我曾寫過的文章，諸如苦澀又甘甜的永恆鄉愁：Lidia Jorge《畫鳥的人》或是當我隻身走近殘酷卻絕美的戰地：Richard Flanagan《行過地獄之路》都是以長篇小說作為短期旅程的點睛之筆，而如今當我旅居愛爾蘭都柏林，英文文學巨擎喬伊斯 James Joyce 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也自然成為我與都柏林除了當代生活之外的媒介。
而《都柏林人》也實在不愧是以技驚四座聞名的喬伊斯作品，是一本「不好讀」的經典範例，甚至對於愛爾蘭人而言，也有門檻。正如導讀所說，要能真正讀懂喬伊斯，一方面要理解愛爾蘭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在二十世紀初時經歷的政治動盪；一方面也要處理喬伊斯本身的視點問題——他是見證喬伊斯家族家道中落的世代。喬伊斯家族在科克（Cork）發跡，幾經遷徙後落腳南都柏林，理應是富足且有教育資源的知識中產。然而，正因為父輩對於財富之不善，喬伊斯出生後，便在家族越來越嚴峻的經濟狀況下，逐漸成長為看遍世態炎涼的作家。也因此，我在讀《都柏林人》時，需要大量帶入我實際生活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並以許多書籍外的歷史知識輔佐。而當我參觀的各類博物館終於將脈絡補齊，並且越來越理解愛爾蘭的國族認同，「喬伊斯」以及「都柏林人」群像，也才終於從疏散的輪廓變成了有血肉的實相。
你也一樣跟我在閱讀都柏林人時感到難解與疑惑嗎？這篇就讓我們來聊聊《都柏林人》一書裡，那些口吻疏離的故事敘事背後，描繪的到底是怎麼樣的都柏林。國的崩落：二十世紀初激化的愛爾蘭政治地景
在談喬伊斯家族的中產階級視點之前，有一個重要的社會脈絡切角，源自於 1900 年代愛爾蘭激化的政治路線衝突。而要理解這個脈絡，需要再把時序往前推，從聯合王國對愛爾蘭的統治說起。
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聲名在外，可能許多人誤以為在大英帝國統領下的愛爾蘭島也是歌舞昇平。事實卻是，在日不落帝國十九世紀最光輝富裕且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維多莉亞時代（Victorian British），愛爾蘭不只沒有完善的政治權利，甚至歷經多次大型饑荒（an Gorta Mór），造成人口數量銳減、基礎建設不足、整體生活水準比同時期的其他歐洲國家低迷，甚至說比發展良好的殖民地地區要淒慘都不為過。而當時間推進至十九世紀後半，即便愛爾蘭經濟終於相對穩定，愛爾蘭人民對於英國統治的態度業已質變。愛爾蘭具有明確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共識，認同愛爾蘭終將要由愛爾蘭人治理，但要用何種模式進行卻立場分歧：愛爾蘭該留在聯合王國麾下，但爭取更大程度的自治權利？還是要脫離聯合王國統治，獨立建立愛爾蘭人民組建的共和國？
這兩個政治光譜，前者即被稱為 Nationalist，主張和平改革，支持者多為中產；而後者則被稱為 Republican，主張武裝獨立，有更多藍領背書。在最初，愛爾蘭社會的態度相對溫和，議會裡大幅度推行自治法案（Irish Home Rule movement），且社會上的愛爾蘭文學復興（Irish Literary Revival）也如火如荼進行。聯合王國對此的態度也相對溫和，雖有抗衡，但也不至升溫。因此，當時有許多人認為，這或許就是愛爾蘭高度自治的政治終點。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成為了社會輿論轉向的導火線。
愛爾蘭既然都自治了，愛爾蘭人民是為自己服務的，卻為什麼愛爾蘭人（Irish）要替英國人（English）上戰場送死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歐洲歷史上破壞性最強的戰爭之一，重創歐洲經濟外，也大幅度破壞社會人口結構。愛爾蘭青年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與英國軍隊同進退，自然也就免不了被捲入戰爭的黑洞。這般「為他人送死」的定位，使愛爾蘭社會原本的和平改革路線開始鬆動，憤怒的人民，最終導向了共和建國派，而後催生了在如今愛爾蘭郵政總局博物館（General Post Office Museum）宣告愛爾蘭獨立的武裝行為：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
1900 年至 1920 年，這二十多年作為民意轉向的關鍵時刻，也正是喬伊斯作為作家初出茅廬的時刻。而也正由於喬伊斯一家從原有的社會中產身份，一路因為經濟問題在社會階級中下滑，父親——抑或是這個中產家族原先的政治信仰——也遭遇不少衝突、打擊與激化。這些喬伊斯身邊的人遭遇的政治認同跟社會身分的矛盾，以及因為矛盾而無所適從的囚徒感，也成為了喬伊斯的寫作養分。
喬伊斯作為「前中產」，以犀利、冷眼的筆法，或用他自己的話：「處心積慮的刻薄語體（a style of scrupulous meanness）」，批判都柏林中產「麻木」以及中下階層的「癱瘓」——從此角度而言，我們也更能理解為何《都柏林人》在出版階段百般拖沓；屢屢遭受責難；甚至在出版後招致當代愛爾蘭社會的不滿了。
家的崩落：從南都柏林北遷代表的社會實相
去脈絡化的讀《都柏林人》，可能無法同理喬伊斯一家從南都柏林到北都柏林的遷徙代表的「崩落」感。我住在都柏林也邁入五個月，很明顯的感受到一條河硬生生切開了社會階層的生活場域：北藍領、南白領，甚至在一百多年後都還適用。雖然無法一語定義，且區域中當然也有好壞之分，但是在特定區域裡，竊盜、毒販、幫派都不是新聞。失修的房屋以及不完整的基礎建設也是眾所皆知的事實。當地人對我告誡：太陽開始西下後，絕對不能待在北都柏林的特定區域，或許以側面序寫的方式，讓我們知道喬伊斯一家在當時陷入的經濟困境到底有多嚴重。
《都柏林人》一書裡由於寫實的手法，許多對於喬伊斯而言具有重大意義的地名，都可以在都柏林地圖上標註，看出社會意義的端倪：喬伊斯家族原先在 Rathgar 與 Rathmines 的房產，即是舊文《喬治亞都柏林》提及，社會中產的居住區域；Grafton Street 作為南都柏林高端商務與社交的場域，出現在〈車賽之後（After the Race）〉愛爾蘭青年受邀至晚宴的背景，再三強化愛爾蘭青年自我催眠他們與英國上流或是法語精英體系同等的虛像；而〈阿拉比（Araby）〉裡，情竇初開的少年跳上車前往阿巴比市集的 Westland Row Station（現稱 Dublin Pearse Station），其實並不是想像中的大型車站，不能真正到達多遙遠的都柏林市郊。以現代眼光來看，這個車站能到達的區域甚至侷限，可謂男孩預想的「逃逸」心理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阿拉比市集（Araby）」作為一個對於愛情虛幻且破滅的場域，其原型 Araby Bazzar ，如今現址 Royal Dublin Showgrounds，也不能說是多麽輝煌的地點。喬伊斯如此寫實的地景選擇，在現代角度來看，也非常具有諷刺與蒼涼意義。
喬伊斯家族的經濟挫敗，以及因為經濟挫敗導致的心理挫敗與失序行為也很務實的呈現在故事之中。原本預計私奔但卻最終固守在生活牢籠的〈伊芙琳（Eveline）〉裡，時不時出現，重創家庭的酒醉父親形象，據傳即是喬伊斯自己的父親。而對於伊芙琳的心理續寫，不管是對於「父親行為其實也沒有這麼壞」的自我說服；還是對於「與情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可以有更好生活」的期待，也據稱取自家族後輩。
有人喊他往前走，他卻仍在喊她。她迫不得已地向他抬起蒼白的面孔，像是一隻孤獨無助的動物。她雙眼望著他，沒有顯示出愛意，也沒有顯示出惜別之情，彷彿不認識他。（She set her white face to him, passive, like a helpless animal. Her eyes gave him no sign of love or farewell or recognition.）
喬伊斯之所以能細緻地敘寫愛爾蘭人禁錮在現況，可憐又可恨的形象，除了他本身的語言天賦外，家族的「崩落」也絕對是幫助喬伊斯兌現才華的代價。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的確不是虛言。
《都柏林人》正如讀《台北人》一樣，充滿社會的謎語
原本對於愛爾蘭並沒有太深入認識的我，由文學進門，再從生活深化，才體認到當地的政治認同複雜度並不若想像中容易。其中要跨越的門檻，大概就如同一個對台灣毫無認識的人要理解台灣歷史定位、理解台灣日治建立的自我認同、理解國共內戰帶來的政治動盪、理解二二八後的省籍問題、以及社會不同階級在戒嚴之後的破裂與和解。這些背景脈絡非常「西方（western）」，或是更表明的說，是非常「高加索白人（white；Caucasian）」與非常「歐洲（european）」的文化脈絡，與亞裔所熟知的世界觀與歷史進程重疊甚少。因此，沒有什麼捷徑，只能一層一層慢慢堆疊事實，才能在這樣的脈絡上擴展至「同理」與「理解」。
有位朋友曾跟我說，他先前曾看過一篇文章在對比白先勇《台北人》與喬伊斯《都柏林人》二書，他當時不確定為何會如此進行對比，但這的確是一個思考的切角：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是在生命中受挫的群體，他們不是一群非常普及的群像，甚至不見得是真的「台北人」，但卻一定程度的呈現了台北，或是台灣作為一個場域承接的歷史困境與個人掙扎。而也正我先前文章白先勇的斷代史：《他們在島嶼寫作—奼紫嫣紅開遍》所提，白先勇除了繼承了父輩的苦難，更也在而後推展至屬於他世代的認同真空。同樣的道理，也正因為喬伊斯的個人經驗反射了二十世紀初的愛爾蘭國族問題、社會問題、信仰問題，他身分轉換上造成的視點參差，也有效紀錄，或甚至強化了那個瀰漫整個都柏林，或甚至是愛爾蘭的「癱瘓感」。這個時空濃縮的結果，也才成為了喬伊斯口中的「Dear Dirty Dublin.（我親愛又骯髒的都柏林）」
苦難不能相比，然而，作為一個來自高度政治敏感，且依舊在承接世代歷史共業的台灣青年世代，即便作為一個愛爾蘭的「外國人；異鄉人；他者（l’étranger）」，我也可以深刻地同理這股愛爾蘭困境，或甚至在愛爾蘭的歷史命運中看到與台灣些許近似的身影。百年前的歷史變動與思潮上的變革，如今依舊在當代的愛爾蘭餘波盪漾：BBC 因為英國脫歐，而針對愛爾蘭共和國與北愛爾蘭分治現況之報導，以及志祺七七的先前曾經提及的愛爾蘭特輯，都清楚的描繪出愛爾蘭問題至今依舊是動態平衡，離真正的塵埃落定還有不小距離。
不過，「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愛爾蘭要如何推進他們從《都柏林人》開始動盪的政治選擇，正如他們這百年來的迂迴行進，恐怕也唯有愛爾蘭人才能給出他們的答案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