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宋竹枝詞之自然書寫與人文風情(下篇)

肆、唐宋竹枝詞之人文風情

唐宋文人或因漫遊，來到異地；或因為官，羈旅他鄉；或因政爭，而謫居貶所。時間不論長短，初至異鄉，不免心情惶懼。直到生活底定，開始深入當地社會，融入在地生活，並以詩文記錄異鄉風情。

初期的竹枝詞作者，在記錄異鄉風土與羈旅情懷時，大半以「外來者」自居；面對全新環境，迥異往昔生活經驗，首先思考的是如何逃避或適應。所以初期竹枝詞作品，大半聚焦在作者投身邊鄙之際遇與感受；經歷一段時日，習慣新環境，真正融入在地社會，才有餘裕欣賞這些與過去經歷截然不同的自然風土與生活方式。

在此先以唐.白居易（772-846）、李涉（806年在世）為例，他們與劉禹錫生活時代相近，各有四首竹枝詞，卻呈現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試觀白居易〈竹枝詞〉四首云：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樓病使君。(其二)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其四) 。

仔細比對兩組竹枝詞作品，很容易發覺白居易旨在訴說聽歌感受。不論是蠻兒巴女齊唱竹枝，引起病中使君（白居易）的愁懷；或者聆聽江畔獨唱，竟多是好友元稹的詩作。白居易兩首作品都是藉竹枝抒發主體感受，屬於借題發揮的寫法。再看李涉〈竹枝詞〉云：

荊門灘急水潺潺，兩岸猿啼煙滿山。渡頭少年應官去，月落西陵望不還。(其一)

巫峽雲開神女祠，綠潭紅樹影參差。不勞戍口初相問，無義灘頭剩別離。(其二)

李涉是站在「觀察者」角度書寫荊門灘、西陵、巫峽神女廟及無義灘，相對而言，比較「無我」。雖然如此，兩首詩抒發「登高念遠」的神理韻味，依然一片神行，十分動人。

如撇開這些抒寫主觀心境的作品，唐、宋竹枝詞另一個普受關注的內容是書寫特定地區的人文風情。劉禹錫〈竹枝詞九首〉第八首提及婦女負水持刀，上山燒畬。非常值得關注。詩云：「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所謂「燒畬」就是火耕，是夔州民間特有的耕植方法。大致在春初雨季來臨之前，持刀砍坼山坡雜木。耕種之際，放火焚燒雜木，以其灰燼作為肥料。劉禹錫另有〈畬田行〉記述這種火耕，此法其實是一種順應當地自然環境、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耕種法。

劉禹錫在描繪夔州風光之際，敘及當地特有的畬田，可謂大大影響後代竹枝詞的寫作定勢，自此特定區的特殊風情，成為竹枝詞之書寫重點。舉凡百業民情、歲時習俗、民間娛樂圖景，都是竹枝詞作者必寫題材。

再如楊萬里（1124-1206）幾首竹枝作品，堪稱書寫宋代民間風情的極佳樣本。例如〈過顯濟廟前石磯竹枝詞二首〉云: 「石磯作意惱舟人，束起波濤遣怒奔。撐折萬篙渾不枉，石磯贏得萬餘痕。（其一）大磯愁似小磯愁，篙稍寬時船即流。撐得篙頭都是血，一磯又復在前頭。（其二） 」敘及顯濟廟前石磯舟人在怒濤上撐船前行的情景，其中「撐折萬篙渾不枉」、「撐得篙頭都是血」二句，都鮮明寫出船夫在江上撐篙的辛苦。

再如楊萬里〈竹枝歌七首〉（有序）寫丹陽縣江上縴夫拉縴的生活，頗能牽動讀者心緒。據此詩前序，謂行船至丹陽縣(在今江蘇)時，見江邊縴夫，終夜未休；謳吟嘯謔，以相勞勸。其聲調淒婉，因將所聽聞之內容，檃括為七首〈竹枝歌〉:

吳儂一隊好兒郎，只要船行不要忙。著力大家齊一拽，前頭管取到丹 陽。（其一）莫笑樓船不解行，識儂號令聽儂聲。一人唱了千人和，又 得蹉前五里程。（其二）船頭更鼓恰三槌，底事荒雞早箇啼。戲學當年 度關客，且圖一笑過前溪。（其三）積雪初融做晚晴，黃昏恬靜到三 更。小風不動還知麼，且只牽船免打冰。（其四）岸旁燎火莫闌殘，須 念兒郎手腳寒。更把綠荷包熱飯，前頭不怕上高灘。（其五）月子彎彎 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殺人來關月事，得休休處且休休。（其 六）幸自通宵煖更晴，何勞細雨送殘更。知儂笠漏芒鞋破，須遣拖泥帶 水行（其七） 。

詳觀這一組竹枝歌，細寫吳中兒郎拉縴的辛苦。縴夫在更鼓三槌時，已集結江邊準備拉縴協助大船渡過前溪。他們聽取號令，一唱千和，齊力而拽，蹉前而行。此時積雪初融，江上寒冷，岸旁闌殘燎火，只能稍暖手腳；其中「愁殺人來關月事，得休休處且休休」二句，還敘及參與拉縴婦女月事之哀樂，令人無限同情與疼惜。

再如宋.冉居常（生卒年不詳）在〈上元竹枝歌何曾大卿〉：「不道翁家久留客，紅襠慢結賽鞦韆」述及江南上元夜賽鞦韆，這是有關民間娛樂的生活圖景。宋.汪元量（約1246-1317）〈竹枝歌十首〉：「賈誼祠前酹酒尊，汨羅江上弔騷魂，耒陽更有一杯土，行路人傳是假墳。」述及耒陽賈誼祠前故墳，相傳是假墳。宋.陳杰（生卒年不詳）更有〈男竹枝歌〉與〈女竹枝歌〉。其〈女竹枝歌〉：「南園一株雨前茶，阿婆手種黃玉芽。今年團欒且同摘，明年大姊阿誰家。」敘及種茶阿婆之女，今年團欒摘茶，明年阿姊，不知將嫁往誰家，都充滿民間生活趣味。

唐宋文人，透過簡短的竹枝詞，書寫民間社會生活百態，紀錄民間歲時風俗，民間娛樂，此種寫作定勢，至到元、明、清各朝，蔚為大觀。以地名為題，書寫民間生活圖景，重現各地區人文風情者，佔有九成以上的內容。此外，有以職業為別的「舟人竹枝歌」、「漁家竹枝歌」、「栽秧竹枝詞」；以歲時為別的「寒食竹枝詞」、「新歲竹枝詞」、「遊春竹枝詞」，甚至有「仙家竹枝」、「難婦竹枝詞」、「燈市竹枝詞」、「踏鐙竹枝詞」、「題畫竹枝」等等，不一而足。

伍、唐宋竹枝詞之生態文學觀察

生態批評家格羅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在第一本生態批評讀本《生態批評讀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將生態文學定位為：「文學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研究。」也就是說，生態文學批評旨在文學與文化領域中探索「有機體」（包括人和非人）及其「生活環境」間相互關係 。這對於習於「敬天畏人」，強調與自然必須和諧相處的傳統文人而言，實為必有的素養。從生態視野觀照唐宋竹枝詞，其所表現的內涵，無不與生存環境相交涉；質實言之，是詩人身處異方，面對異俗，所引發的情感紀錄與風土紀實。

廈門大學教授王諾為生態文學下的定義是：「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係、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 。」而「地方感」（家、棲息地）是早期生態文學家最喜歡研究的對象，因「地方感」最貼近生態文學批評原義。就唐、宋竹枝詞作者而言，更是若合符節。他們無不以所居之地為定點，極盡可能寫出迥異於故土的「地方性」，也就是說：竹枝詞其是一種最富於「地方感」的詩歌作品。

生態文學強調地球之一切，構成有機生命圈。萬物皆有其內在價值與尊嚴。人與環境應共存共榮。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相互依存、互動共生。人生去來，無權奪取，不沾不滯。宋.蘇轍〈竹枝歌〉（忠州作）：「江上乘舟何處客，列肆喧譁占平磧。遠來忽去不記州，罷市歸船不相識。 」豈非人生處世之最佳隱喻？蓋人處世間，猶如江上賈客，不過暫時佔有平磧，設市販售；忽來忽去，不知來自何方；罷市之後，乘船歸去，亦互不相識。

宋.黃庭堅〈竹枝詞〉二首之二也有生態文學的意涵。詩云：「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度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 」此詩雖敘寫投奔貶所之辛勞，弔詭的也啟示人們：當人擁有身份、地位、財富時，人我關係緊張而疏離；一旦外在的身份、地位、財富與憑藉都被奪去，變成一無所有，反能回歸相親相近、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原始自然關係。

在王為群、劉青漢〈生態文學的價值系統〉 一文中，作者提出生態文學的倫理觀、生態文學的社會發展觀、生態文學的人生觀以及生態文學的靈魂觀照。簡要言之，生態文學講求人應對一切生命心存敬畏，因為生命平等，無所謂高級低級，有害有益。生態倫理其實就是一種「大地倫理」，所觀照的是「生命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再者，生態文學以自然生態的存在為前提，強調正常、良性、永續發展。生態文學家抵制對大自然肆意掠奪、傾軋、侵害和毀滅。生態文學的基本人生價值觀是：簡潔、樸素、自然與合乎常規。真正的文明並非財富數量，而是自願減少需求。人應尋求安然而詩意地棲居在原始的土讓、原本的家園，而非異化的、漂泊空虛；是平安的、幸福的、而非掠奪的、暴力的。生態文學是人類「終極關懷」的產物。人應遵循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規律和基本法則。

五代.孫光憲（約 900-968）〈竹枝詞二首〉云：「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其一）亂繩千結絆人深，越羅萬丈表長尋。楊柳在身垂意緒，藕花落盡見蓮心。（其二） 」第一首敘及商女於日暮時分，「散拋殘食餵神鴉」，在篤信萬物有靈的時代，涵有「敬畏靈禽」之意。至於第二首，如果從生態文學視角，深刻表露了作者浪漫的觀物角度以及有趣的人生指涉。當「亂繩」、「越羅」、「楊柳」、「藕花」都成為隱喻人生的「喻象」，則此詩在生態文學的意義不言可喻。

宋.楊萬里在〈過烏石大小二浪灘俗呼浪為郎因戲作竹枝歌二首〉云：「灘聲十里響千聲，躍雪跳霜入眼奇。記得年時上灘苦，如今也有下灘時。（其一）小郎灘下大郎灘，伯仲分司水府關。誰為行媒教作贅，大姑山與小姑山。（其二） 」認為：大郎、小郎分司水府，掌握江上行人的安危；理應有大姑、小姑為之匹配。此詩雖是戲作，楊萬里卻透露一種「萬物有情」的胸懷，而萬物有情正是一切大地倫理的基礎。楊萬里在〈過白沙竹枝歌六首〉之四又云：「東沿西泝浙江津，去去來來暮復晨。上岸牽檣推稚子，隔船招水認鄉人。 」陳述同為商販，出身同一江津，隔船或可辨認鄉人；顯示的正是「親與不親」都應「彼此相親」的生態倫理觀點。

陸、結語

「觀看」與「融入」，是唐宋詩人撰寫竹枝詞的兩個向度。吾人從唐宋竹枝詞作品中，可以看到傳統詩人在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關係上，相互依存、互動共生之情況。此也是竹枝詞在生態文學可能擁有的意義。

詩人初至陌生地區、以局外人的身份在當地生活，最可能採取「以我觀物」的觀看角度，此時對地區性民風土俗，既不瞭解，與其生活也無關涉；因此第一階段所寫的竹枝詞，大半借題發揮，內容與當地風土、民情未必相關。此可由白居易、蘇軾、蘇轍、黃庭堅的竹枝詞作品獲得驗證。

直到由詩人由漂泊變成長居、異鄉已成故鄉，唐宋詩人融入在地生活，寫作態度也微妙地改變。此時，竹枝詞變成紀錄地區風土的詩歌載體；詩人寫作觸角放大，大量涉及地區風土民情的內容進入詩中。這種由「以我觀物」到「物我相涉」的視野轉變，使異鄉的自然圖景、奇風異俗，變成詩人寫作重心，內容包羅萬象，文學價值也越來越高。

總結而言，中唐詩人劉禹錫將俚俗民歌，納入七言雅體，確立了七言四句的寫作模式。宋代詩人雖曾借題發揮，仍不外抒情與紀實兩種創作取向。唐宋詩人寫出精美的竹枝詞，不但成為詩歌文學之瑰寶，影響所及也使竹枝詞蔚為大國，成為考察歷代區域文化的重要資料。

＃通論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