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讀完了這篇小說，覺得可怕極了，我沒法再待在房間裡，我站起來，走了出去，我有這麼一種感覺，好像我自己也被關在第六病房似的。——列寧
《第六病房》是俄國劇作家契訶夫（Anton Chekhov）寫於1892年的長篇小說，雖然時間上，這是一個很久的作品了，不過在談到「精神病」與「正常人」之間的主題時，這部作品仍然是常常被提到的經典。但比起「正常」與「不正常」的主題，《第六病房》談論的更像是世人一直想掩藏的虛無與不安。我們看完《第六病房》不會因此對自己的「不正常」感到釋懷，而找到什麼「自我」的「獨特性」，相反的，是會跟當初的列寧一樣，感到一股深沈的恐懼，覺得不論自己多麽正常（或不正常），或許其實都活在一個巨大的「第六病房」裡。
《第六病房》
《第六病房》描述在一個偏遠城鎮中，一個失去理想的醫師安德烈與陷入被害妄想的精神病患伊凡發生的故事。在書中，「第六病房」是一個很糟糕的精神機構，它的環境不但十分髒亂、沒人打掃，伙食也很糟糕，看守以及醫護人員對待病患十分冷漠。除了毫不理會病患的需求，看守人甚至會毆打不聽自己命令的病患，搶奪他們身上原有的財物。至於總務長則是經常偷走醫院裡的物品、造假帳單，將資金變為自己的私房錢，導致醫院一直沒有更新設備，藥物也常常缺貨。
彷彿當初魯迅對醫學感到的失望一樣，安德烈一開始雖然十分勤奮，但在發現有病的似乎是這個社會，是這個要「醫治」人的環境，而不是這些向他求診的人時，他就開始頹廢了。生病的不是這些人，而是這個社會，人們的異樣不過是社會的症狀而已。但自己不過是一個看病的醫生，有什麼能耐來醫治這個社會呢？於是他就像其他的同事一樣，也放棄了自己的理想，雖然不會去做出造假帳單、偷竊物品或是欺負病患這種過度的行徑，但他不再努力看病。回到家裡的他沈浸在書堆中，享用伏特加以及僕人做的菜餚，陶醉於書籍的閱讀與沈思。或者與他擔任郵政局長的好友閒話家常，喝著啤酒，抱怨這個世界的知識份子越來越墮落，不再追求「真正的智慧」等等。儘管他仍然時常想起生活在醫院裡的可悲病患，同情他們的遭遇，但他為自己想了一套「哲學」來為自己的行醫荒廢進行解釋、開脫。
既然死亡是每個人正常而合理的結局，那又何必阻止他們死亡呢？如果一個小商人或文官多活五年或十年，這又有什麼益處呢？如果認為醫學的目標在於用藥品減輕痛苦，那就會引發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減輕痛苦呢？首先，據說痛苦足以使人達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類要是真的學會用藥丸、藥水來減輕痛苦，那就會完全拋棄宗教和哲學……
接著，他又說了一句話：
生活本來就空虛，要是再沒痛苦，那就會全然空虛，宛如像變形蟲般生活了。
這種虛無，宛如一種「痛苦」的桎梏一樣困住了原本抱有理想的安德烈，讓他覺得不論是在病房，還是自己的房間，其實都是一樣的。「正常世界」裡的人們看似「正常」，但其實仍被某種東西關住，只是假裝不知道，或者就如同安德烈甘願屈服，自暴自棄。
儘管他認為不醫治病人的痛苦，是讓病人「空虛的生活」能夠獲得「意義」，但諷刺的是他過的日子其實十分平靜與安穩，他的學說似乎本來就是為了逃避痛苦而建立的，似乎本來就是為了平息內心的掙扎而生的。與其說是虛無、死亡，真正關住他的或許是這種思想導致他對生活產生的麻痺。
或許《第六病房》真正要談的疾病，其實是現代社會的麻痺。因為不知從何時開始，對人們來說，思想、知識的追求，已經不再是為了提高自身對社會、權力的批判能力，而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更加愜意、舒適與平靜，就像《進擊的巨人》中，許多人們之所以加入軍隊，並積極提高自己作戰的能力，都不是為了在離開牆外後，能夠和巨人決一死戰，而是因為成績最高的十人，可以選擇住到最內側的高牆，遠離巨人的威脅。
這種麻痺與對平靜的追求，若回到創作時間來推估的話，指的是當時人民或菁英對俄國專制政權作為的服從。醫師安德烈對於「痛苦」的想法，其實也正是極權者用來推卸自己的暴政責任的理由。彷彿暗示我們，知識份子和極權者之間的距離有時候是很接近的。
如果說醫生扮演的是虛偽，那麼《第六病房》的另外一個主角：精神病患伊凡．德米特利奇，扮演的大概是一個被「虛偽」的壓力壓垮的人。
以前伊凡．德米特利奇常常碰見犯人，每一次他們都在他心裡引起憐憫和不安的感覺，然而這次相逢卻在他心底留下一種特別且奇怪的印象。不知甚麼緣故，他忽然覺得他也可能像那樣戴上鐐銬，被人押著走過泥地，到監獄裡去……一種無法理解的內心不安妨礙他閱讀和集中注意力，傍晚時他沒有點燈，也力也睡不著覺，老在想著他可能會被捕，戴上鐐銬，關進監獄裡去。他知道自己沒犯過罪，而且可以保證將來也不會殺人、放火、偷竊……可是偶然間無意犯罪不是很容易嗎？受人誣陷，還有審判方面的錯誤，不是也可能發生嗎？
伊凡的不安，雖然可以解讀成被害妄想，但在這裡，也可以解讀成所有人都曾經歷過的，生活在社會、人群裡產生的不安。這種不安平時都有辦法控制，甚至裝作不存在，但伊凡在意識到這件事後卻開始讓他害怕人群，整日幻想別人用各種方式監視他，致使他最後發瘋，送進第六病房。
但諷刺的地方或許在於，伊凡之所以被送進精神病院，原因正是因為他想盡辦法要自己裝出「正常」的樣子。因為覺得所有人都在監視著自己，隨時等著自己出錯，即使他整夜擔心地睡不著覺，他也要發出很大的打呼聲，讓別人以為自己睡地很安穩；即使自己很害怕警察與守衛，在他們面前也要吹口哨、裝出輕鬆自在的表情，免得被他們「發現」自己已經開始提防他們。
有一種「正常」，他的意思不是你的認知能力正常，而是你必須裝出人們認為「正常」的樣子，找出並服從人們制定的秩序，並且隨時進行檢測。在這種情況中，人並不是因為發現自己有某些「不正常」的地方，所以才開始覺得自己不正常，而是反過來，彷彿從一開始就沒有原因地四處尋找能夠證明自己是「正常人」的各種東西（通常是看別人有什麼或沒有什麼），之後發現自己沒有，就開始疑惑自己是不是「正常人」。這種情況下，「正常」彷彿變成是一種需要證明而且隨時隨地自己和他人都在默默檢測的東西。
契訶夫的《第六病房》在今天讀來仍有意猶未盡的感覺，或許在於契訶夫其實根本不在意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而是這兩者背後要掩蓋的東西，他指出很多時候讓人變得「不正常」的，其實不是人本身出了什麼問題，而是那種在意自己是不是「正常人」的檢測焦慮讓人開始變得不正常。這種焦慮有時來自於人群的習慣，但有時也來自於政權灌輸的秩序。
當安德烈試圖說服伊凡在精神病院並沒有比較痛苦時，伊凡就像一個過來人一樣，一下子戳破安德烈的說詞，指出他的想法其實不過是一種懶惰與逃避而已，告訴醫生他之所以沈迷哲學等等的書籍，是因為藉由閱讀，他可以不用面對自己行醫的挫敗。「學習」和「教育」變成是讓自己對現實的挫敗感發生轉移，對「一切都不感到驚訝，有著知足常樂的心」。伊凡於是這樣回答醫師：
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熱血和神經把我創造出來的……人的機體是有生命的，他對一切刺激做出反應。亦如同我用喊叫和淚水回應痛苦；用憤怒回應卑劣；用厭惡回應淫猥。依我來看，這才叫做生活。
然而，正是因為伊凡太有「反應」了，所以他才被送入精神病院。就如我們之前所說的，契訶夫批判的是人們對他人苦難的麻痺，想讓自己對很多事情都不會有所反應。而這種反應和極權的統治存在著類似的結構。因此雖然契訶夫當時批判的是俄國帝政，但在現今我們也能聯想到一些教育的規訓，或者「成功學」的興盛。
《第六病房》的結局，是醫師被人送進「第六病房」，既是諷刺的也是沈重的情節。因為醫師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原因，不是因為他真的出現什麼問題，而是因為人們覺得一個醫師不應該和一個精神病患有太頻繁的交流。週遭人於是開始警惕他，注意他有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他的朋友以及平常不在意他的同事們開始時不時關心他的生活，邀他出去玩、散散心，但這反而讓醫生心煩意亂，甚至對他的朋友發發脾氣，進而讓那些朋友更加確信：醫生的確需要進入病房接受「治療」。
安德烈一直也認為伊凡對周遭的感覺不過是一種「妄想」，但他卻沒想到，伊凡的幻想卻在自己的身上發生了。彷彿安德烈就是另一個伊凡，只是他不自知。
從這角度來看，伊凡與安德烈，就像互為彼此的影子，構成一個人活在社會中的重疊意識，反映著人一方面一直對他人、社會規範產生的恐懼，但另一方面又假裝、要求自己不要去在意的雙重心理。既是極權政治的隱喻，但同時也像在極權之後，現代人內在的焦慮縮影。因為即便在離開極權時代後，人們仍然常常為自己尋求秩序。「第六病房」不只是一個精神機構，事實上他成為了一個人內在分裂的象徵。因為在這時代裡，每個人都必須將自己訓練為一個「精神機構」，心裡都住著一個醫師安德烈，同時也住著一個妄想病患伊凡。「正常」的焦慮就如同一種極權，使人們被自身困住，不知如何才能真正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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