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晚清基督教，不但是學習能力的考驗，也是個人冷靜程度的挑戰。關於傳教士對中國的影響，太多人先戴上有色眼鏡，或把傳教士都看成添上神聖光環的使者，即使有錯誤，也是無辜被利用的；又或把傳教士都看成與列強槍砲互相掩護的侵略者，即使有貢獻，也不過是糖衣阱陷。
讓我們先放下「真心」與「假意」的爭辯，先來個正面檢視，看看傳教士對晚清社會的貢獻。
象徵基督教再次踏足中國的，是鴉片戰爭前來華的倫敦會馬禮遜，他於1807年抵達廣州，1834年於澳門病逝。馬禮遜的貢獻如下：其一，他翻譯新舊約聖經，編寫「英華字典」，創辦介紹西方的報刊等，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其二，他開辦「英華學校」，是最早為華人而設的學校，既訓練了一批西學人才，又建立了社會服務的宣教模式。其三，他號召向中國的跨宗派宣教運動，中國日後迅速成為當世最大的宣教工場。
經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傳教士在條約的保護下得到空前的發展空間，西方各大宗派都湧進中國宣教，又有戴德生於1865年成立內地會，推動深入內地的宣教工作。傳教士懷著宗教熱誠，舉行佈道活動，開辦教會及翻譯聖經等，同時自覺或不自覺地推廣西方文化，默默地為中國社會帶來改變。
其一，興辦西式教育。傳教士辦學，最初只是因利成便，以簡單的啟蒙教育接觸百姓，大多屬於「一人主理」學校，日後趨於有系統有規模，開辦小學、中學及職業訓練，其後更拓展至大學，如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南京金陵大學等。在未開辦大學之先，傳教士又安排留學教育，例如容閎於1847年隨傳教士赴美，其後畢業於耶魯大學。
其二，興辦其他福利事業。由於技術要求高，醫療服務的普及遠遜於教育，但貢獻更為深遠。傳教士早於1835年已在廣州設立眼科醫局，1844年於上海成立第一所綜合醫院仁濟醫院。此外，傳教士還推動很多慈惠工作，如育嬰院、孤兒院、戒煙館等，又參與一些地區性的賑災工作。
其三，參與改革運動。洋務運動期間，部分傳教士參與其中，如丁韙良擔任同文館的總教習，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擔任翻譯工作。維新運動前，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推動西方思想文化，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從中得到啟發，甚至直接承襲。
其四，喚起女性的醒覺。對傳統「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挑戰，傳教士興辦女子教育，具有劃時代意義。1844年，倫敦會開辦首間女學堂寧波女塾，其後普及各商埠，並逐步提升水平，至1905年創辦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傳教士又開啟女子留學風氣，例如金雅妹於1872年隨傳教士赴美，其後畢業於紐約醫院附屬女子醫科大學。
傳教士帶來的，不但是基督信仰，還有西方文化，引導晚清社會漸漸變化，為日後翻天覆地的變革踏出重要一步。在西方文化自信心氾濫的時代，早期傳教士接觸的是基層社會，目睹的是文化醜陋，社會落後的一面，於是帶著「救主」的心態施行「憐憫」，「貢獻」的背後是一種「侵略」。這確實是時代帶來的「不幸」，但卻不能因這種「不幸」而否定傳教士的「貢獻」。
或許林則徐是一個榜樣，他對西方商人向滿清傾銷鴉片感到極度不滿，在禁煙的角力中手起刀落。但林則徐沒有敵友「二元對立」的思維，沒有對西方妖魔化。林則徐對西方世界有好奇心，從報刊收集西方資訊，鼓勵魏源撰寫「海國圖志」，曾經接受伯駕醫生的西式治療。放下「二元對立」思維，對傳教士的評論才能夠「是其是，非其非」，對我們生活中的「敵人」，更需要這種自我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