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天都在無數新聞中瞥見逝去的生命，而這些生命往往以數字表示。故事日復一日不斷上演，似乎永無止境且無可挽救。然而我們除了必須理解戰爭罹難者的危脆性（precarious），也希望將肯認（recognize／recognition）的概念與戰爭帶來的損失相連結，並進一步提出倫理和政治上的異議，那我們該如何思考、必須做些什麼？由此便引發諸多基本且斷難以迴避的問題：框架的結構是如何生產情感？情感與倫理、政治判斷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
若要理解戰爭，就必須思索發動戰爭的方式以及戰爭所使用的技術；但要理解技術的運作，我們就必須思考技術究竟是如何對感官領域產生影響。在技術的掌握以及戰爭的視覺和論述面向的流通（circulation）之中，究竟形成了什麼、又框構（framed）了什麼？這種掌握與流通早已是一種詮釋的操作（maneuver），解釋誰的生命才是生命，而誰的生命被轉化為工具、目標或數字，或甚至被抹除殆盡，僅存一絲痕跡（或什麼都不剩）。
即便本書無法窮盡戰爭發生的原因，但仍能提供一些建議來幫助我們理解上述「解釋」。這任務要求我們重思物質主義既有的詞彙，藉此理解，像是照相機如何成為戰爭的工具，並在框構且形塑人類與非人目標的同時，還造成許多附帶性破壞（collateral damage）的情形（戰爭必然造成此影響，但這問題卻總處在邊緣位置）；除此之外，重思這類詞彙還能讓我們發展出聚焦於被剝奪者（the dispossessed）與危脆者（the precarious） 的反戰政治，而這種反戰政治需要新的詞彙與新的實踐。當我們思考戰爭是如何發動、戰爭是採取哪些形式的時候，我們通常會先想到戰爭所使用的物質工具，彷彿我們早已知道「物質工具」在此脈絡下究竟是什麼意思。即便我們同意相機是戰爭的物質工具之一，我們仍難以認為相機本身便是戰爭的發動者，或相機屬於戰爭發動的一部分。確實，常識告訴我們，發動戰爭的是人，而非人所使用的工具。但如果這些工具獲得其能動性（agency），並使人成為工具的延伸，那該作何解釋？被瞄準的人口能被視作戰爭的工具，近期以色列軍方試圖正當化加薩平民的死亡時便是持此論述。
“當士兵被視作與武器一體時，他也會被當作是他身上的工具之延伸，而相機某些時候也超出了相機功能的使用。”
同樣地，當士兵被視作與武器一體時，他也會被當作是他身上的工具之延伸，而相機某些時候也超出了相機功能的使用。若僅被當作侵略性軍事權力的工具、文明的威脅或潛在且無法控管的人口問題，人口便會被戰爭的戰術所框構，而活生生的人則會變成工具、障礙物、目標與盾牌。同樣地，相機的使用者通常也在戰事的觀點之中占有一席，因而成為士兵兼報導者（soldier-reporter）的角色，在視覺層面神聖化戰爭的毀滅行徑。因此，我們必須探問戰爭的物質性、什麼算是物質以及相機與影像是否是物質性的延伸。
雖然我們替影像保留了一點物質性的意涵，我們通常仍將物質性歸屬於槍支彈藥，以及戰爭的直接性毀滅工具，而不認為若沒有影像這些東西便無從運作。 某個層面上來說，聚焦於目標便替士兵、記者和大眾在戰爭中生產出其位置，進而組織視覺領域並使每個位置成為可能。
框架不僅安排了這類位置，還替視覺領域劃下了界線。從戰爭攝影的脈絡來看，影像能反應或記錄戰爭，同時也可能激起支持戰爭或反戰的情感回應。有的時候，影像成為戰爭本身的政治矛盾密集交會的場域。因此，我們是否能說影像本身便屬於發動戰事的一環？相機是真的裝載於飛彈與炸彈設備之上，有時甚至取代了人類的能動性──阿富汗戰爭中無人機所造成的毀滅性傷害便屬此例。無人機這種相機與炸彈的結合無法精確瞄準目標，因此，無人機所造成的死傷總是遠大於原先的目標，進而造成許多平民傷亡。
要控制戰爭的視覺與論述面向，就必須奠定並配置「現實」本身的感官界線，劃分出公共論述中的可見與可聽之物。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問道，規範可見或可聽之物的界線，是否成了發動戰爭的先決條件，且相機與其他通訊技術也協助發動了戰爭？當然，使用技術工具的是人，但工具的確也會使用人（賦與人位置、視角，並奠立其行動方針）；工具將進入視聽領域中的人置入框架並形構他們，而沒進入視聽領域的人亦遭受同樣待遇。
更進一步來看，「人格」 本身在發動戰爭的條件下，便成了一種可有可無的工具性。公共領域是如何被戰爭的視覺技術所建構的？而針對戰爭的理想假說，又出現哪些反對主流（counterpublic）的論述？我們通常認為「人」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回應戰爭，但這類極具渲染力的回應（communicable reactions）除了可能在戰爭場域中建構人格以外，也可能摧毀人格的構築（de-constitute）。我們是否能以別的方式來理解戰爭，並藉此轉變戰爭對感官所造成的影響？而經過轉變的感官，又在停戰的訴求中扮演什麼角色？我們遠距離觀看政府的戰爭行徑，而嵌入式新聞報導（embedded reporting）與允許在公共媒體報導出來的新聞則從視覺層面將我們引入戰爭，那麼，究竟有什麼條件能讓我們拒絕以這種方式參與戰爭？而若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如何重構感官？
“當我們觀看或收聽這類戰事報導時，我們便被招聘到特定的認識論立場。”
要著手談論這問題，就必須理解感官是如何成為支持戰爭的一部分。明確一點來說，當我們觀看或收聽這類戰事報導時，我們便被招聘到特定的認識論立場。除此之外，因為我們是被引入特定的現實框架，受限於框架內部與其詮釋，因此，某種特定的現實也因為我們被動地接收消息而構築出來。當國家對戰爭報導下達指令時（如果國家允許報導戰爭的話），似乎就是在規範我們對暴力的理解，或暴力在公共領域中應如何呈現出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公共領域已被網路與其他形式的數位媒體給大幅改變了。但如果我們要繼續追問這種暴力的規範本身是否便是暴力的（或暴力的一部分），那我們便需要以更謹慎的詞彙，區分出炸彈所帶來的毀滅與其現實的框構──即便我們知道兩者同時發生、缺一不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曾援引史賓諾莎（Spinoza）來主張，物質性能夠有不同的模態（modalities）；同理，暴力以及暴力的物質工具性也具備許多不同的模態。我們該如何將框架本身理解為戰爭的物質性之一部分，以及戰爭的暴力所產生的效力呢？
框架並不只是展示現實，它還積極涉入某種控制的策略，篩選出生產及實施現實的方式，並決定什麼東西會被算作現實。框架不停嘗試這樣做，而其付出亦得到豐沛的回饋。即便框架無法總是含括它選擇的可見物或可讀物，其結構仍受特定版本之現實的工具化所影響。這也就是說，框架總是剔除某些東西，將某些東西排除其外，將不同版本的現實給去現實化（de-realizing）並否認其合法性，僅將其視作官方現實的負面版本。因此，當框架拋棄特定版本的戰爭時，被拋棄的廢墟便重新得到活力，提供我們抵抗的潛能。當特定版本的現實被排除或拋棄至某個非現實場域時，便會出現許多鬼魂縈繞著官方批准的現實，留下許多生機蓬勃、否定官方效力的蹤跡。在此意義下，框架設立了某種哀悼禁令：沒有東西受毀，沒有生命逝去。即便框架使戰爭造成的毀滅程度大幅增長，框架仍僅是對憂鬱進行某種粉飾，並強行控制戰爭所造成的憤怒情感，儘管通常都無法成功控制。作為武器的一部分，框架開啟了一系列謀殺行徑；作為報導的一部分，框架替這一系列謀殺行徑劃下句點。框架努力使視覺領域從屬於戰爭，而其成敗則端看是否能成功收編群眾的支持。反戰的責任部分取決於我們如何抵抗這種每日不間斷的收編（conscription）。
“也許另類影像的流通能發起抵抗，但我們必須謹記，影像有時僅是聳動地描述事件。”
也許另類影像的流通能發起抵抗，但我們必須謹記，影像有時僅是聳動地描述事件。我們週期性地以憤怒回應這類聳動影像，但憤怒並沒有轉化為持續的政治抵抗。若要抵抗戰爭技術強加於視覺領域界線上的聳動影像與時不時出現的憤怒，我們是否能採取別的方式來對感官發揮作用，或是從感官出發而採取行動？
當代的影像形式與其可複製性和可流通性，幾乎使得影像完全不受控制。但影像的不可控並不足以讓我們產生烏托邦式的興奮之情。數位文化中的影像遠非審查者能夠控制的東西，有時甚至打從一開始便違逆當初拍攝影像的意圖（intentions）。影像的流通賦與影像意圖新的意義，讓影像有機會獲得嶄新的生命。原先希望透過影像而控制並僵化的意義，最終通常也都被影像流通本身所產生的反效果給背叛。 這就是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 的照片在網路上瘋傳所產生的效果之一。影像那不受控的流通以及不斷改變的影像接收脈絡，不斷在全球各地生產出公眾的反戰情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不受控的流通也可能使戰爭造成的效果變得瑣碎不堪，讓我們無法聚焦於戰爭所造成的損失，甚至有可能把戰爭的效果給自然化，將其視為日常生活所預設的背景。當戰爭的視覺效果成為日常生活的根柢（ground）時，便會發生這種意義的轉變（metalepsis）。毀滅我們的專注能力，亦是戰爭所附帶的損害。因此，逐日加劇的影像流通性無法被肯定為新視覺技術確切帶來的烏托邦效應，因為日常生活變成戰爭的延續，顯然是我們當下所面臨的風險。
我們必須追問：戰爭的視覺敘事或可聽到的敘事受到抑制，但我們若從一開始便替公眾對戰爭的理解做好準備並組織這類理解，那麼，戰爭的延續或戰爭的加劇（正如我們現在在阿富汗所見證的），有沒有可能反倒幫助人民抵抗戰爭（popular resistance to war）開出一條裂隙？戰爭的電視報導將公民定位為暴力衝突的視覺消費者，而這衝突總發生於別處──至少在美國，所謂的「敵人」與我們之間有一定的地理距離，而這讓國內行動在沒經過嚴密檢視的情況下發動戰爭。有沒有可能，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這類的全球媒體的確是採取美國的視角，彷彿戰場與我們之間有著無限的距離，甚至使生活於暴力之中的人也有此錯覺？
一旦明白我們所見之物已被放入戰爭的框架，種種戰爭主張的可靠性便受到挑戰；這樣一來，我們便不再完全被新聞收編進戰爭之中。如果士兵不再被戰爭的視覺解釋與敘事詮釋所召喚，他們便開始不再對戰爭抱有信念，也許會裝病、擅離職守、要求轉換部門、停止工作，或單純轉身離開。起初，大多數士兵參戰的誘因並不強，其中許多人被招聘是因為軍方承諾讓他們脫離貧窮並習得一技之長。這樣一來，他們便成了經濟的工具，開始以新自由主義的方式計算他們成功的機率，而非探究戰爭究竟是否公正或是否具備正當性。若正當化戰爭的論述從屬於策略目標，那情況便會變得更複雜。在此情境中，我們無法從公共的角度來區辨規範的正當化與理性的運用是否已成為工具。若要從規範的角度來衡量戰爭，我們首先必須理解戰爭，並透過感官讓我們開放且公開地質問戰爭所造成的傷亡是否具有正當性。
（本文摘自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戰爭的框架》；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書名：戰爭的框架：從生命的危脆性與可弔唁性，直視國家暴力、戰爭、苦痛、影像與權力
出版社：麥田出版／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01月24日
作者簡介：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政治哲學以及倫理學等。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辭學與比較文學系。自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開始從事後結構主義和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研究，被認為是「現代政治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主義理論家之一」。著作包含《性∕別惑亂》（又譯為《性別麻煩》）、《身體之重》、《消解性別》、《欲望的主體》、《危殆的生命》與《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場域中的倫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