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後現代觀點的興盛，開始讓精神醫療領域更有溫度。影響我們除了關注到症狀、藥物與療效外，更看到生病的「人」，以及人的處境，乃至對症狀或疾病本身，甚至有了新的詮釋角度。底下我們翻譯來介紹給大家認識的--開放式對話--就是後現代觀點的一種，相信大家在看過文章後，能夠感受到溫暖的氛圍，那是很不同於我們對於對待精神疾病的想像的。不過這邊也先做個說明，原文用的「 psychosis 」，我們還是基於尊重專業領域，以及避免專有名詞若用不同翻譯法會有所混淆，所以整篇文章都翻「精神病」，但我相信用後現代的觀點，應該是不會這麼強調病理化的部分的，或許理解為「精神困擾」可能更貼近後現代的精神。
附註：開放式對話現在主要實施於西拉普蘭德地區。
開放式對話：芬蘭精神醫療的另類取向
譯者：活泉團隊
大約30年前，芬蘭的一群臨床醫生決定用不同的方式治療精神病。他們的取向，以「開放式對話」為人所知，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復元率─而現在澳洲人對此表現出興趣。這篇文章由Lynne Malcolm和Olivia Willis所撰寫。
Anna Arabskyj的故事是從2012年10月說起，她的兒子的疾病變得意料之外的嚴重。
「他被推進了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要面對的東西，我看不到也聽不到，」她說。「他確實在很多時間看起來很混亂。」
她的兒子經歷了精神病，他在被給予抗精神病藥之前住院了一段時間。然而過了一陣子，藥物不再有用了。
後來，家族治療師Val Jackson介紹Arabskyj到開放式對話，一個在芬蘭實施30年的危機照護模式。Jackson啟發Arabskyj對她兒子的經驗有不同的想法。「她讓我思考，發生在我兒子身上的，其實是對非常艱困生命處境的一個回應，當你開始面對這個處境，你可能開始聽見聲音或有不尋常的信念。這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如果你被丟進了壓力夠大的情境裡。」
Jackson對Arabskyj解釋，她兒子所經歷到的「另外一個世界」是對於創傷生命事件的一個隱喻，而她的兒子還沒有找到語言去談論這些。Arabskyj和她的兒子開始進入開放式對話取向的會談去治療他的精神病。
我們馬上喜歡這些會面，我兒子說這些實在太棒了！
開放式對話，臨床心理學家們自1980年代開始發展，將病人與他的家人、朋友和心理衛生的專業們聚在一起。這是一場心靈的聚會，去探索眼前危機的角度。這個計畫的資助者，Jaakko Seikkula，說聚會的目的不是找到快速的解決方案或是立即改變家庭的動力或方向。
這個對話是在了解這些問題到底是甚麼，以及這個個案他生命當中發生了甚麼。
Seikkula說危機介入的關鍵是早期處遇，而且確保每個聲音都能夠被聽見，尤其是病人的。
這並不簡單，因為家庭當中可能會對危機中的狀況有非常衝突的經驗，這是治療師首要的挑戰。
心理衛生研究者Flick Grey對於開放式對話的模型非常有興趣，他曾得過獎澳洲SANE的獎學金去做精神醫療服務的研究。
人們經驗心理危機時被對待的好像他們是孤立的個體，好像只是腦袋裡化學物質發生了甚麼變化。
根據Grey所說的，這樣的治療終究會走向住院和藥物。
取而代之的，開放式對話則是認為這些挑戰是在人與人之間的…所以工作者邀請當事人和他們的人際網絡聚在一起以及談話，而確實的，在那樣的對話裡事情解決了。這並不是反對藥物或住院治療或必要的診斷，但那些看起來並不像你對待在危機中的某人其中的主要方法。
Seikkula說一旦病人覺得他們在開放式對話的對談裡被「認真看待」，他們的焦慮和緊張開始戲劇化的下降。
你可以發現，(認真看待)在會談的一開始就被實踐，並且經由如此做，減低了長期對藥物的需求。
Anna Arabskyj記得她兒子如何參與和接受與Seikkula及另一位治療師Mary的第一堂開放式對話。Arabskyj注意到沒有治療師在他們面前拿了任何檔案夾，這讓她的兒子馬上放鬆了。
他指出，你如何能照顧某人，如果你甚至不想親自去了解他呢？他認為Jaakko 和Mary不像過去那樣。
Arabskyj說經歷了開放式對話的歷程，她明白她過去對於她兒子的精神病太狹隘了。
我以為唯一能讓他往前的方法是討論他的經驗，但對他來說，我隨時在提這件事只讓他感到壓力。我看到Jaakko如何全然接納，不管我兒子說甚麼。而且這份接納馬上帶走了他的壓力，這讓我明白如果我要支持我的兒子，我必須同樣接納他，而我逐漸學會如此。
Arabskyj說每次的會面給予她對兒子的經驗有了新的理解，而且僅僅是聆聽彼此，便能夠讓關係更加穩固，以及增強他的心理健康。
「開放式對話並不尋求解答，解答自己發生了。」她說。「我兒子決定我們前進的路徑，是他好好過他的生活，然後他也需要知道我會好好過我的生活。」
Flick Grey相信讓開放式對話特別的是所有的對談─個人的與專業的─都發生在病人和他的社群之前。
在開放式對話會談的某一刻，工作者可能會轉向彼此，做所謂的「反映」，以及討論他們腦袋中所想的。
每個人的聲音，人們帶來的多重觀點，都被深深的聽到了。人們可以感受到在那空間中的矛盾，他們可以表達他們的脆弱、挫折，所有的事情，而這裡沒有要試圖改變人們的企圖，盡管改變在深度聆聽當中發生了。
Grey說這個計劃成功是源於其核心哲學觀：「參與，但不計劃去試圖改變人。」我認為這的確也改變了臨床的工作情境，所以他們能夠更人性化和呈現脆弱。我認為現在的系統並沒有允許如此的自發和人性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