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這樣子的。
下班後搭公車回家，車上一貫的沉默，不因為滿載而多了份活力，假如把音量調到最大，大概也只有敲打手機螢幕的聲音吧。總之突然司機探出身來大喊：「是要搭車嗎？」這時大家才紛紛抬起頭來望向窗外，是一位坐著輪椅的乘客，接著一切就自然地動了起來。後門原本站在輪椅區的人開始挪出空間，司機則先將公車側傾，底盤吐了口氣，再將藏在後門下面的板子拉出架好就成了斜坡。乘客們則安靜地在車上等著。
台灣人對學歷的迷信，大抵是承繼自古老會考、鄉試、殿試的嚮往與偏執。寒窗十年苦讀，到底讀來何用，反正有學歷就先加分，說話也就自然多了幾分底氣，只要有碩博士，那麼究竟那個系所那項專業，全然不重要，甚至只要是國外留學，即便是排名低於國內，喝「洋墨水」一兩百年來依舊繼續暈染著整個社會的智商，不管跳進哪裡都洗不乾淨。
而且職業又遠比學歷更重要，職業作為父權角色的權威，最具體的當然是在診間裡頭，門外的一切都在這裡赤裸裸的被剝除，被服從，但偏偏人們離開之後還會自然地繼續退讓：「當然要相信__啊，因爲他/她是___耶」。可出了社會之後你就會知道，其實真正能活下去的靠的都是經歷，而不是學歷。
但奇妙的是，當真有事情發生時，人們又能夠全然拋棄對職業的信任以及對學歷的崇拜，疫情之下寧可聽信精神科醫師及名嘴，就是不相信有著SARS實戰經驗以及國際認證的公衛專業，甚至像羅一鈞副署長這般從偏鄉跳級，不論學歷道德都無懈可擊，名義上真正的學霸，而寧可相信Line上面親戚朋友轉傳各種節目上的鬼話連篇。
所以這不禁讓我思考，到底這個社會到底想要教育孩子成什麼樣子才叫做「好」？
如果單純以學歷論定，比如以往科舉，早期聯考，那真是太簡單不過，以後選舉也乾脆設立門檻，里長必然要大學畢業，議員碩士以上，立委必然要博士，縣市長得留學國外，院長和總統則還得是國際排名前十大名校，又或另訂論文發表有期刊引用權重。
或單純以財富論定，也是另一衡量人的社會尺度：存款、房子、車位、資產？乾脆以世界財富排名來比大小，以金錢代替選票。一如一個笑話，同事A問同期的同事B，「為什麼你看起來都很輕鬆？」「因為我每天都睡飽8小時，因為我固定會上健身房，還有因為我老爸有一間半導體廠房。」
不論哪一個尺度，不要說歷史，台灣實際經歷了這麼多次的選舉下來，路遙知馬力，你會發現「高學歷≠高能力」，包括執政和問政能力，然而可怕的是以社會期待來說，他們依舊都是贏家，也是長輩們希冀的完美形象，但現實生活裡他們不曉與人互動，不明如何溝通，不懂得世間炎涼，只有恃才傲物。他們的眼中只有狹隘的光環，從不在意光芒下的陰影，就是施捨出一點光明都覺得浪費，「你們為什麼不努力，為什麼不知足呢？為什麼，不繼續崇拜我呢？」
我想起國中的時候尚有能力分班，鐘聲一響，大家抓著書包筆盒，整個樓層移民似的騷動起來，但我不記得任何一位所謂A段班同學的臉，因為大家都低著頭，好埋在考卷裡頭。相比現在的高中職生和大學生所能選擇的可能性多了許多，有可能性才不會只有唯一的一條人生路徑，而整個社會如果沒有流動，那麼我們不只是平行線，我們根本是畫在不同張紙的兩條線，完全不會認識，也就完全沒有機會，這個社會將變成一灘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漢斯亞斯伯格曾是納粹的幫手，他負責區分孩子們值不值得活下來，對納粹而言，不值得活下來的人，像是身障人士、絕症病患以及包括自閉症在內的精神病患等等。自閉症在80年前，都還是不值得活著的病症。僅僅80年以前，我和金廷勳先生都還是屬於不值得活著的人。」非常律師禹英禑 EP.3
啊，與其生活在一個只求競爭只看效率只講學歷的城市，我喜歡這個能讓司機無壓力好好幫乘客固定好輪椅、願意一同聽著他們邊笑著聊著、願意一同等待、一同陪伴，然後一起再前進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