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報復我的階級寫作。」 －諾貝爾文學獎安妮·艾諾，得獎致詞，全文翻譯

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法國女作家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獲得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剛剛於十二月七日，於瑞典發表得獎演說。82歲的安妮·艾諾不改其女性主義的火力，於衣香鬢影的場合，提出「我為報復我的階級寫作。」我們可以發現，整場演講圍繞著女作家不斷發展的三個主題：階級、性別、解放。

個人嘗試於第一時間，全文翻譯，作為長期文化觀察、無償分享，希冀作為拋磚引玉，敬請指教、分享！

怎麼開始？這個問題，我在稿紙前，問自己幾十次了。要找到一個句子，那個句子，讓我進入要寫的那本書，解開所有疑惑，像鑰匙。今天，經過那個「我怎麼可能拿到？」的驚訝事件，我想像一種越來越嚴重的緊張，那種必要性，又整個佔領我心神，在大家邀請我來的這個場合，找到那個句子，那個將解放我，將讓我堅決發言，不會發抖的句子。

那個句子，我不用找太久，它卻自己出現。以一種明晰，甚至暴力。宛如不容置疑的碑文。那個我六十年前，在我私密日記寫下的句子。我為報復我的階級寫作。這個句子和韓波（Rimbaud）的詩呼應：「我在永恆之前，屬於低下階級。」（於《地獄的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譯註）我那時二十二歲。我是鄉下文學院學生，身處在大多是中產階級出身的女孩、男孩之中。我那時既天真又驕傲，想要寫書，成為作家，然而來自一個佃農、勞工、小販的家庭，因為其習慣、其口音，其無文化，被人們鄙視，從出生就需修復社會不公。我幻想著，我功課好，考上學校，文壇成功，將抹去幾個世紀以來的宰制與貧窮。我個人的成就，將可以放下所有遭遇到的羞辱和侵害嗎？我那時不問這種問題。我那時有很多藉口。

自從我學會讀字，書就成為我的朋友。閱讀自然也成為我在學校外，重要的消遣。這個興趣來自我母親，她也是個重度讀者，她不招呼客人的時候，就在讀書，而不是在縫衣服還是打毛線。然而書很貴，然後我又被送到很多禁書的教會學校，這讓我對閱讀更加飢渴。《唐吉軻德》、《格列佛遊記》、《簡愛》、格林、安德森童話故事、《塊肉餘生錄》、《亂世佳人》，然後晚一點，《悲慘世界》、《憤怒的葡萄》、《嘔吐》、《異鄉人》。是偶然，而不是學校指定閱讀，決定我的書架。

選擇讀文學，是為了一直在文學裡面，追求比其他所有，更高的價值，讓我整個投入在福樓拜還是伍爾芙的小說中，沉浸於文學的生活模式中。像是我無意識追求，一個和我出身社會階層相對的大陸。我那時只知道，文學可以改變真實。

我的慾望和驕傲，因為我第一本追求嶄新形式的小說，被兩、三個出版社拒絕，遭到打擊。在那個男人社會，性別決定角色，禁止避孕和墮胎為犯罪的時代，這是一個女人要承受的。我當時有伴侶，有兩個小孩，是個老師，為家務奔波，這些讓我的文學志業，我為報復我的階級寫作，離得越來越遠。我讀卡夫卡（Kafka）《審判》（Procès），看到我等的命運：在那扇為我而設的門開啟之前，在那本我要寫的書完成之前，死去。

然而，卻在私人與歷史的偶然中，一切有所變化。我父親在我放假時回家三天後，去世了，我找到一個教導和我一樣出身底層學生的工作，還有全世界發生的學潮：很多事情讓我不經意回歸，檢視我的出身，我的「階級」，讓我發現，寫作成為一種秘密與絕對的急迫性。不是我二十多歲時，「不為什麼」而寫的幻覺，這次讓我沉浸於一種被壓抑記憶的無法言說（l’indicible）之中，一個我自身存在的重新整理。寫作，是為了理解，我自己和我之外的種種，為何讓我遠離我的出身。

沒有一種寫作選擇，是完全自發的。但是，底層移民不說他們父母的語言，而像我一樣的階級叛逃者（transfuges de classe sociale），也不會使用出身的語言，這樣使用不同文字，造成許多困難。這是一種進退兩難。這些人實際上發現，他們難以用學校學到的勝利者語言，還是在文學作品中美麗的句子，講述他們出生的世界，這個原初發生的感覺，這個日常、工作在用的社會語言。有一種人們學會的語言，以一種粗暴，指認事物，或成為一種沉默，就像卡謬的小說中精采寫到的，母子之間的對話，只剩下「是的，或者不是。」另一種語言，在備受喜愛的文學作品中，讓人內化，感到從原始社會，得到一種提升，進而充滿感激。對我而言，福樓拜，普魯斯特或伍爾芙的語言，在我重拾寫作之時，並沒有任何幫助。我必須和「美文」斷裂，雖然我在學校教給學生的，都是這種美麗的文學字句。我必須連根拔除，直接展示，那些我承受的撕裂。自然而然，我製造了充滿憤怒和嘲諷的爆裂噪音，有時甚至是粗俗的，就像那些被羞辱、侵犯的人，所用的強烈抗議語言一樣，好像是對那些記憶，被鄙視，羞恥，和對羞恥感到羞恥，一種唯一的回應。

很快，我就得知，也沒有其他更好方法，必須定下心寫我承受的社會撕裂，回到我還是學生的時候，非常叛逆，面對國家永遠壓制女人，墮胎犯法，地下化。我想要寫我身為年輕女人，身體發生的一切，發現歡愉，月經。我當時還沒察覺，我的第一本小說，出版於1974年，已經展現我日後的寫作領域，社會意識與女性主義。報復我的階級，還是報復我的性別，自此是一體兩面的事。

寫作怎麼可能不像生活一樣，不斷自省？不自問是否遵從還是妨礙社會認定的準則？暴力或嘲弄的抗議語言，是否反映一種被壓迫者的態度？當閱讀成為一種階級特權，書中人物於是佔據超越真實生活的優越位置。為了解除這種我父親一直承受的視角，我要寫我父親生平時，感到用這種語言是一種背叛，於是，我於第四本書，找到一種客觀的中性書寫，一種「平白書寫」，沒有象徵，也沒有情感符號。暴力不再直接顯現，暴力在事件本身，而不是書寫本身。對現實和現實引發的情感，找到適當的字詞，一直到現在，是我不管面對什麼的寫作，一致的追求。

一直寫「我」，對我來說是必須的。第一人稱，在大多數語言中，從我們知道說話就開始存在，直到死亡，卻在文學中，如果這個「我」不是虛構的話，常被視為作者自溺。但我們可以回想，「我」在文學中，除了是貴族回憶錄自述戰功彪炳之外，在法國於十八世紀，為一種民主化的成果，表現出所有人平等，和所有人都值得講述。就像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於《懺悔錄》（Confessions）第一版即寫道：「希望人民不反對這個人是平民出身，不然我就沒什麼好說的… 我雖然活在黑暗，若我的思想比歷代帝王更為豐富，我靈魂的故事，比他們有趣多了。」

不是來自底層的驕傲，而是想要寫「我」的慾望，讓我持續從事文學；「我」，不管男性的或女性的，都是一種感覺的探索工具，被記憶埋藏的感覺，世界圍繞我們的感覺，不管在何時、何地。感覺於是成為我的追尋，一個嚮導，和一個真誠的保證。但，這一切為了什麼？對我而言，絕不是講述我的人生，還是揭露我的秘密，卻是對生存的狀態、事件、愛情，一種解密，揭露只有文學，或許在他者的意識或記憶，能使之存在或發生的一些事情。誰說愛情、痛苦、哀悼、羞恥，不是普世性的？就像雨果（Victor Hugo）寫到：「我們沒有人不值得活。」但是，經驗不可避免地存在於個體之中，「這發生在我身上」，但是文學中的「我」卻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具有一種透明性，不管或男或女的讀者都可沉浸其中。「我」，可成為一種超個人。

這也就是我寫作的積極態度，並不是為了某些類別的讀者，而是來自我身為女人和移民者後代的經驗，來自我越來越年長的記憶，來自當下，並且不斷傳遞他者的影像與話語。這種態度擔保我自己在寫作中，從信仰轉向確信，相信文學可以打破孤獨，揭示被壓抑的事物，能夠換位思考，為改變人們生活做出貢獻。將「不可說」重見天日，這就是政治。

我們今天看到女人造反，能站起來，說出翻轉男人權力的話語，就如現在的伊朗，反抗最古老的父權。然而，在民主國家中，我一直在探詢女性於文壇的位置。她們創作作品的合理性還沒有完全爭取到。即使在西方知識份子界中，世界還是由男人決定，女性書寫不存在，他們永遠不會引用。我的工作得到瑞典學院的肯定，提供所有女性作家一種希望的印記。

讓社會的「不可說」重見天日，這個不斷追問階層、種族，包括性別，之宰制關係，常只被深陷其中的人關注，然而，一種個體和集體的解放是可能的。將真實世界解構，以語言的力量，所有語言，解碼信念與價值，為了是要干擾已建秩序，翻轉階級。

但是，我不會混淆政治行動和文學書寫，不會因我自己對某些事件、衝突或意見的位置，要求讀者選邊站。我活在戰後那一代，很多作家或知識份子都介入法國政治並參與社會抗爭。今天沒有人說，沒有他們的話語和介入，世界會變得不同。在現今世界，資訊管道倍增，影像快速傳播開來，造成一種冷漠現象，獨善其身為一個好選項。但是，隨著俄羅斯獨裁者展開暴力的帝國戰爭，歐洲崛起的封閉保守意識形態，逐漸擴散，甚至在民主國家攻城掠地。排斥移民和外國人，放棄經濟弱勢，監視女人身體，這些基本教義加諸在我身上，像在所有和我一樣相信人類價值的人身上，讓我永遠隨時隨地必須警覺。

給予我最高可能的文學榮譽，這是寫作工作與徘迴於孤獨和懷疑中的個人探索，得到了廣大注目。這個榮譽不會讓我炫目、沖昏頭腦。我不認為這個諾貝爾文學獎頒發，是我個人的勝利。這不是傲慢，也不是謙虛，認為這個獎在某些方面，是集體勝利。我很榮幸和所有希望為所有人類爭取更多自由、平等和尊嚴的人，分享這個獎，不管他們的性別、階層、種族和文化。那些為後代著想的人，面對少數人追求利益、無視所有人民越來越糟居住環境，保護地球的那些人。

我回首我二十歲做出的報復我的階級承諾，我不能說我已經成功。但因為這個承諾，關於我的上一代，操勞早逝的做工男女，讓我有足夠的力量與憤怒，在文學之中欲求，為他們取得一個位置，在這片多元繁複的眾聲之中，我很早就在其中發現他者的世界，他者的想法，包括讓我憤而反對文學，希望改變文學。為了讓我的女性聲音、階級逃兵的聲音，處於永遠作為解放的文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