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在2023過了一半的時點，在大量社群、平台上，無論是在政治、演藝、學術、藝術領域間，都可以「被」揭露出很多過去數年間發生性騷擾、性侵等事件。但在這個運動背後，我們應該要重新審視的問題，除了要求加害人負起應該承擔的法律、社會責任外，我們應該還需要反思什麼樣的問題？本文將從此為出發，與讀者分享筆者的觀察。
一場重要的社會運動，讓社會新陳代謝。
都過去了，我不是過去的我了
首先，筆者的觀察發現，性別意識在近些年大幅倡議下，對於身體的界線應該有所認識，至少可以對於有潛在不法意圖的加害人，讓他們停止此類想法，使他們意識到「不可以這樣做」、「造成的傷害無法彌補」、「自己無法承擔後果」。
不過，加害者們說的「曾經」就不應該予以評價嗎？他們可以用「結構」上的歸因（按：過去大家都這樣做、不是只有我違法），導致他們不知道這樣做、這樣說不行？我想，以時間軸來說，我們確實很多時候都是以現在的觀點，去評價過去的可能應該要調整的價值，就如過去社會都對於同性戀族群不友善，甚至在傅柯的文獻討論下，也指出歐洲社會因為希望合理研究同性戀者，就將之定義為疾病，以作為當時權力機構下的正當性基礎。
但是，不代表可以被作為藉口，甚至又被當作「我現在沒有像過去那樣了，請大家原諒我」說詞。就像，在很多地方，對於受威權體制下，推行的轉型正義一樣，為了不是要報復、要攻擊、要拉下台，而是讓受害者的發聲，重新讓這個社會意識的這樣的作為，是危險、是傷害、是不應該被接受。
加害者們除了「現在」公開道歉外，應該要好好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過去的你們「或許」不知道這做這些事情很嚴重，但在至今性別意識更為完善的價值觀下，為何沒有試圖去對你過去曾經傷害的人，好好去說明、去道歉、去彌補。而是等到受害者重新挖掘受傷的記憶，你們才選擇出面。
任何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因為時間點與價值觀的轉變，差異的地方只是要選擇的承擔方式不同，而非是卸責的說法。
道歉了，然後呢？
如果大家有發現，這些加害者往往選擇是道歉，然後退出原本職業所屬領域，例如有退出演藝圈、退出學術圈等等。而媒體所傳遞的消息也僅止於此，加害人對於被害者所為的行為，有無就這樣雲淡風輕、大事化無的疑慮。這是作為大眾，我們可能要更加留意，也就是有無後續對於被害人有應該的賠償，這也不是寫個幾萬字的道歉文可以解決的。
在這裡，可以看見被害人選擇走上法律訴訟，但我們應該要往下去探究的是，為什麼這個責任又是移轉在被害人身上？這種的「有權利就有救濟」的法律思維，也有可能因為訴訟過程的資訊揭露，讓被害人選擇隱忍。而這些加害人在未被揭露的時間內，卻是繼續在大眾面前發光發熱。
當下為什麼不說？
回應有些人去質疑：「你幹嘛當下不說出來」。首先，我們應該要去檢視的是，真的是所有被性騷擾、性侵害的當下，都可以「勇敢」說出嗎？在某些已知的個案上，可以發現有些人是利用職權上的權力、身體上的強暴等一切無法抗拒的情境，也有些被害人指出，因為加害人可能有社會地位的優勢，怕說了大家都會認為「沒有證據，大家不信」。
上面講的這些情境，可以視為一種「台前」扮演，往往這個人在「台後」胡作非為，皆會因為「他形象這麼好，不可能啦」、「你們之間是不是有什麼誤會」草草帶過。或許這就是一個透過公關行銷手法的「人設」，而一但有人挑戰這個被操作過後的形象，你就要負起相當的說明責任，告訴大家你說的是對的。在通常的政治、時事評論當中，確實是「合理」的事件，因為在這段關係中，質疑者可能並非是當事人。不過，一旦在這類型的事件當中，有涉及到當事人，又更甚至是這次運動下，是受到性暴力的被害者，要求他們主動說出，就會顯見很多阻礙。
保護被害人的申訴、訴訟制度建立
上面談到問題，即是因為社會結構下，對於提出質疑者一種無形的舉證義務，從被害者視角來說，是一種可怕、壓迫的壓力存在。這也可以指出，為什麼許多被害人在時隔多年後，才因為此次的運動說出過去的經歷。對此，如何有一個被害人可以安心提出問題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管道，是不能僅僅只有通案的適用，而必須針對不同的職業、環境有所設定，原因是往往環境不同，所應該採取面對的方式即有所不同。
如在學校發生性騷擾案件，主要可能發生在學生與教授、系上行政人員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針對相關通報後，應可按照現行有關實務上保護受害人之方式，以免受害人又受到二次傷害。惟這邊希望可以點出的是，大學環境可能會增加額外的風險承擔（如同學之間上課之間的氛圍、該教授或行政人員可能持有相關考評權力等），對於相關部分可能應就個案情形有所調整，以免於各種其他不利的條件，使其受害人寧願選擇承擔權益受損的不利。
MeToo運動使臺灣社會新陳代謝
本文的結論，想要告訴讀者的是，臺灣的MeToo運動正是對於在過去有違反性別意識者的一種新陳代謝，過去的陋習、潛規則都不應出現。同時，我們也應該透過這次的運動，告訴任何有不法意圖的人，沒有人的身體可以被隨意騷擾、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