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好讀｜兩個若望 東張西望
兩個若望：湯若望、胡若望，素昧平生、緣慳一面，卻有幾個難得的共同點，尤其吸睛的是：穿越歐亞、來回東西。這種人在廿一世紀，豈止多如牛毛；回到十七、八世紀，堪稱鳳毛麟角。
- 喬治鄧恩 (George H. Dunne)著；余三樂、石蓉合譯。巨人的一代 (下)：湯若望的成就以及禮儀之爭面面觀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1962)。臺北：光啟，2008。
- 李天綱著。紅頂戴，白鶴服，西方教士第一人：湯若望在中國的日子 (Adam Schall in China: The Only Westerner to Attain the Highest Rank in the Chinese Empire)。臺北：光啟，2008。
-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著；陳信宏譯。胡若望的疑問 (The Question of Hu. 1988)。臺北：時報，2019 二版。
欽天監正湯若望
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年在德國科隆 (Cologne) 出生，1611年加入耶穌會，成為正式修士，1616年成為神父，1618年上船前往亞洲，1619年到澳門，1666逝世北京。
近半世紀在中國，湯若望學會聽說讀寫中文、適應迥異的文化民情、風土天候和食衣住行、往來應酢難測的帝王將相；歷經明崇禎、清順治和康熙，兩朝三帝，見證朝代交替的翻天覆地，以學識、專業和人品，縱橫官場、位至公卿，出入宮廷、官至一品。
奉派到中國傳教的湯若望，「堪稱明清〝宮廷傳教〞、〝學術傳教〞和〝間接傳教〞的典範」。他以宮闈為禾場，帶領太監宮女、皇親國戚無數，改宗歸信，甚至在宮中開設兩個教堂，分屬男女之用；他負責曆書修訂，完成曆法革命，結合西方計時系統和中國傳統時序體系，把每天的十二時辰，分割成廿四小時，一天一百刻、修成九十六刻，使中國時鐘和世界時鐘同步，並以中文著述諸多天文曆法出版品；他藉翻譯、講學和對談，吸引學者讀書人，繼而分享信仰、說服引導。
他的獨特貢獻在於承先啟後：把利瑪竇等人引進的西學，穿越改朝換代的驚滔駭浪，由明入清，自漢及滿，至南懷仁接棒，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延續下去。「他的一生，...證明一個出生於異族文化的歐洲人，哪怕是個精神貴族，也完全可以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傳統中生活。...湯若望確實可以列為〝早期全球化〞時期，人類文明對話英傑人物中的一位翹楚」。
市井小民胡若望
胡若望 (1681-?)十九歲那年受洗歸主，自己取了教名若望John，向當時在廣州佛山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安國(John Laureari)神父致敬。四十一歲那年，到教廷傳信部廣州園區當門房不過三個月，聽說傅聖澤 (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 神父結束在中國廿二年的傳教工作，預備回法國，因為持續學術研究工作，急需一位中文抄寫員同行，胡若望毛遂自薦。
胡若望心裡盤算：第一，既然到了歐洲，他就可以到羅馬晉見教宗；第二，回國後，他可以把遊歷見聞寫成書，一舉名利雙收。傅聖澤因為胡若望認得幾個字，而且字跡端正，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這個中國人，就沒有別人了」。時間緊迫、沒有選擇的傅聖澤，和打著如意算盤、躍躍欲試的胡若望，一拍即合，簽了份為期五年的合約：傅聖澤神父提供年薪並預付部分薪資，同時負擔所有食宿交通；胡若望抄寫傅聖澤神父帶回法國的四千本中文典籍當中的任何一本。
1722年一月十三日他們在廣州上船出發，1722年八月廿八日在法國上岸，胡若望大部分航程暈船，極度不適，「傅聖澤從沒見過有人暈船暈得這麼嚴重，而且時間持續得這麼久」。1723年五月六日胡若望被強制住進法國的夏宏通精神病院，直到1725年十二月五日獲准離院。同一段時間，傅聖澤神父在羅馬述職，撰寫報告、展開研究，忙得不可開交，他並沒有忘記胡若望，持續張羅相關事宜。1726年十月，胡若望回到中國。
兩個若望 擊鼓撞鐘
德國人湯若望和中國人胡若望，都相信天主、都落腳中國，不一樣的身家出世、不一樣的生命故事。他們的經歷被記錄下來、被流傳出來，言者有心、聽者有意，有如暮鼓、彷彿晨鐘。
1. 跨文化不會〝船到橋頭自然直〞
湯若望的跨文化使命，可謂名垂青史、功業彪炳。不只因為他是尖子，到底十七世紀的耶穌會士都是一時之選、當代菁英，更因為他有備而來：不只目標明確，還接受耶穌會的嚴格訓練，無論在精神、學識、性格、技能、語言文化和人際上；而且從一而終，一輩子只做一件事。湯若望到了中國，就沒離開過，在中國入土為安。
胡若望的跨文化之旅，純屬意外。起初像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剛好砸在他頭上，七手八腳接住，慌慌張張上路；後來荒腔走板、身心俱疲，不歡而散、鍛羽而歸！他的如意算盤全被推翻，他在歐洲的大部分時間，住在精神病院；他受雇應聘的抄寫使命，完全沒有履行。
胡若望在當時法國人眼中，所有的荒誕怪異舉止言行，今天要給個說法，可以合理解讀，他就是「文化震盪 (Culture Shock)」。顯然胡若望不只在船上暈船，到了法國，他還在暈。
傅聖澤不是沒有意識到文化震盪的影響，所以在船上的時候，給胡若望打預防針，「向他說明歐洲人的生活方式與習俗，以及到了法國之後會見到甚麼樣的情景」，傅聖澤期望這「應該有助於減輕文化差異對他造成的衝擊」。當然他也注意到「胡若望似乎根本沒有聽進去」。
不只當時胡若望不當回事，之後所有相關的人，都小看了這事，所以才會碰到胡若望不可理喻的時候，有人主張他是「因為水土不服造成身體不適所引起」、也有人認定「只要讓他吃好睡好，也許再服用一點藥物，應該就可以讓他恢復正常」，連傅聖澤都「認為胡若望來到法國已有一個半月 理當要逐漸適應法國習俗才對」。當然，傅聖澤很快領教到，老胡很難搞，他可以「為胡若望準備了歐洲服裝」，卻沒法給胡若望換一個歐洲腦袋。抓狂到最高點，傅聖澤只想甩掉這顆燙手山竽，卻立刻碰壁、晴天霹靂：「想要擺脫胡若望並沒有那麼容易」。這齣災難片，正式開演。
再怎麼有備而來，跨文化震盪的幅度，都不會減輕，更何況毫無準備、措手不及。胡若望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不失本色、當他原汁原味的中國人，就好像把瑪麗蓮夢露嵌在清明上河圖，撂在汴京大街。一個人沒有同類，失語、引人側目，注定孤獨。
史景遷為什麼寫《胡若望的疑問》？與其說他仗義執言，幫老胡伸冤，不如說他見微知著、由小看大，梳理有限史料，還原一個小老百姓的奇幻歷程，具體而微東西文化一旦交會，都是碰撞，即使只是擦身而過，都有衝擊；全身而退，是奇蹟。
2. 在你的光中我們得以見光
湯若望與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並稱明末清初溝通中西文化交流「三大教士」，堅守「貞潔、安貧、服從」的耶穌會士入會宣誓，不婚不宦、超越滿漢，遠離政爭、迴避利益糾紛，謹守分際、勇於任事。可是，「不遭人忌是庸才」，名利不沾鍋湯若望，只因為樹大招風，堪稱晚景淒涼。
晚年病體纏身，湯若望遭冤獄下監，帶上木枷、密集審訊，五個月後，「曆獄」宣判，湯若望處以凌遲死刑。宣判的第二天，北京上空出現彗星，再過三天，北京大地震，且狂風大作、掀起沙塵暴，加上皇宮不意的火災、燒毀宮殿，一連串特殊天象和意外，被解讀為「判錯了，要遭天譴」。一個月後，湯若望獲釋出監。
出獄後的湯若望，熱病痰症上身，病體加劇，然而新任欽天監正，持續上疏指控，亟欲除之而後快，使得湯若望不時拖著病體赴朝廷應訊。湯若望纏綿病榻、回顧一生，反思他與教會、天主、中國和中國人的關係，因為半身癱瘓、患麻痺症，無法手書，因此向隨伺在側的助手南懷仁口授一份長長的懺悔書，告解自己生平，羅列洋洋灑灑的過犯，請求眾人原諒，並顫抖著手、勉力簽名，再由南懷仁向集合在他床邊，當時在北京的全體耶穌會士們宣讀。隔年的聖母升天節下午四點，湯若望平靜離世。
大起大落的人生盡頭，湯若望預備自己迎見神，不以己悲，沒有盤點豐功偉業、沒有數落奸佞當道，不求自己的益處，而是計算自己的惡。越靠近聖潔的神，越意識到罪孽汙穢；越接近真光，越多隱而未現的黑暗曝光。
他的懺悔錄 我的啟示錄
胡若望在茫茫人海，毫無辨識度，是芸芸眾生裡的籍籍無名，可是「關於胡若望這個人的詳細記載確保存在世界的三大檔案裡：羅馬的梵蒂岡圖書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和巴黎的法國外交部檔案館」！史景遷解密—「這些資料之所以留存下來，主要是出於耶穌會神父傅聖澤心中的愧疚」。
胡若望喜出望外放洋，卻被一位西洋神父宣教士當成免洗筷，最後被押進瘋人院！他的《西遊記》成了《驚魂記》加碼《蒙難記》，無疑也是傅聖澤的《官場現形記》。胡若望被丟包確實委屈、也不無咎由自取，一路上貴人無數，他也讓夠多的人吃足了苦頭；當然，帳都算在傅聖澤頭上。胡若望從頭到尾弄不明白：「為甚麼把我關起來？」史景遷用一本書回答他，給他一個交代。可是，在那個沒有上訪、沒有自媒體的時代，這件事怎麼會被張揚出來？是誰把傅聖澤的醜事攤開？
「我們對胡若望的瞭解終究還是得仰賴傅聖澤的記載。精心整理和保存了所有的短箴與信件，即便自己在當中所呈現的形象不盡正面... 根據他所保存的紀錄，得以做出判斷，...成功批判了他。」
始作俑者傅聖澤，已經被叮得滿頭包，還在做學問、單單保存史料，不執春秋之筆，無亂臣賊子懼，所以不需要隱惡揚善、文過飾非，不為自己申冤、也沒數落自己的是非，只是像行車紀錄器，把所有實況全都錄、把所有證據保留，原原本本、鉅細靡遺，原委一目了然，因果昭然若揭；三百年後，橫空出世一位「最會講故事的史學家」，一心探究東西文化的衝突與差異，從史料中挖掘出傅聖澤和胡若望意外交手的插曲，根據傅聖澤留下的原始文本，也是唯一史料，完整舖陳劇情，給觀眾做合理的推斷，妖怪現形、不言自明，成全了史景遷的批判。
行車紀錄器 也是照妖鏡
3. 耶穌會士的秘密武器：神操
湯若望被順治皇帝尊稱「瑪法」、視之如祖如父，晚年卻背負冤獄；老弱病殘沒把他變成滿肚子牢騷、只剩下自憐的糟老頭。氣若游絲、命懸一線的最後關頭，湯若望心心念念他對神、對人的虧欠和過犯，他沒有按下不表、默默和好，而是勞師動眾，公開告解，跟神、也跟人認罪求赦免。需要這麼高調嗎？為甚麼？
除了傅聖澤，沒有人能回答《胡若望的疑問》。這事輕而易舉石沉大海到海底兩萬里、或是直上天際的九霄雲外，隨風而逝、人間蒸發。可是，胡若望大名流傳千古，他的冤案真相大白，因為唯一被告傅聖澤自己爆料。只要他不說就沒人知道。需要這麼招搖嗎？為甚麼？
兩位資深宣教士，用語言、用文字記錄自己的過犯、陳述自己的虧欠，親手製作第一手犯罪證據，毫無保留遮掩、只有據實以告，白紙黑字，親自畫押簽字。不巧，這兩位都是耶穌會士。我可以想像，湯若望和傅聖澤每天〝神操〞，重新對焦耶穌。〝神操〞是耶穌會的祖傳祕方，創會始祖聖伊納爵 (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開發的退省寶典，對人的內心生活進行改造和調整，耶穌會士廣泛且規律使用〝神操〞，每天給自己照鏡子、刮鬍子，給自己嚴刑拷打，不只修面做臉，更是誠意正心，為了更靠近耶穌，更像耶穌。
所以，湯若望不是高調、傅聖澤無意招搖，只因為「他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透過〝神操〞對焦，「隱藏的事 沒有不顯露出來的」，會士們被提醒「你們扛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務要自潔」、被警告「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也被通報「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就像史景遷所說：「即便我認為我成功批判了他，但就某方面而言，他仍然是勝利的一方」，因為「神操的目的在於得勝自己」。
不是每個宣教士都是耶穌會士，不見得每個宣教士都知道〝神操〞是怎麼回事，這，一點不礙事
宣教士最大的事：靈修生活！沒有之一。
「羔羊婚宴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