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跟重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都是在黑盒子這個媒介是一件再幸運不過的事情，在將楊德昌的電影全看完後，回頭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樣的代表作不免會帶著欲挖掘更多的心態觀影，且在楊德昌的影像中，時間彷彿被壓縮，整個時代洪流都在四小時的篇幅中凝結。
在楊德昌勾勒的那些台北都市樣貌之外，《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看似是楊德昌唯一一部並未探索都市人價值觀辯證的片子，但實際上這樣身處其問世30年前的作品依舊是能夠道出以「台北」作為主體的故事。
當片中Honey說出他在台南無聊到一天可以看完好幾本武俠小說的同時，台北的繁忙和發展彷彿壓縮了時間的存在，到台南避風頭的Honey將台北視作威脅的所在地，那些體制內的規範彷彿只存在於台北、人人擠破頭要進去的建中成了故事核心的所在。
楊德昌藉這樁事件延伸探索了這樣的時代傷痕發生於這樣的地方—當台北成了一個指標之時，這樣一個更具其重要性的都市成了楊德昌影像當中悲劇的主場，比起其他作品直白地批判台北的現代化，《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引申出的其實更多的是都市的冷血。當小四捅下了那一刀，氣氛並未風雲變色，這世界彷彿沒有任何改變的繼續運轉。在事件過後的三十年，楊德昌藉這樣的作品要世人想起這樣的故事，那當年的少年呢？又何去何從了？他的故事被影像記住了，他的身影卻消失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總能夠在楊德昌的電影中看見死亡、看見很多「為什麼」，無論是《一一》或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死亡可以是電影的插曲也可以是電影的核心，無論是誰害死了他筆下的人物，楊德昌都彷彿是茅武的化身—手持利刃剖開這個社會的虛假：《海灘的一天》感情的虛假、《獨立時代》人性的虛假、《恐怖份子》美夢的虛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則幾乎包辦了所有社會的虛假，死亡的背後也總是一次次的漣漪效應導致的後果，在楊德昌冷血的批判之下，死亡不過都是一種必然。
「A Brighter Summer Day」，這樣的英文片名又何嘗不諷刺，一個屬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故事被Elvis Presley的歌詞所命名，在看似光明的青春也其實早已被無法脫逃的暴力輪迴所捆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從來都不是一個少女之死，而是「時代殺人」這樣的名詞所代指的其中一樁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