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李昂日前在臉書發文表示，自己在搭乘捷運時身體不適，卻沒有年輕人願意禮讓博愛座，事後有自稱是當事人的女乘客與同車的目擊男乘客在Dcard發文還原事件經過並反駁李昂說法，在網路上引發熱議。
在台灣，博愛座議題長久以來爭議不斷，這起事件正好是一個討論的好契機，除了討論「博愛座」的意義之外，我也想從我在日本的經驗，聊聊台日之間讓座文化的差異。
李昂(圖源:聯合新聞網)
關於博愛座的禮讓與否，在台灣一直是頗具爭議性的話題：支持者認為博愛座的本意就是要讓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夠在需要的時候能有位置坐下休息，如果不願意讓座，不如一開始就不要坐博愛座；反對者則認為，位子的需求應該是由需要位子的人自行調整，有些人的需求是外表看不出來的，不應該特別劃設「博愛座」，以道德綁架要求大家都要讓座。
這樣的兩種不同觀點，背後反映的是對「助人」的觀念不同，而李昂事件更是點出了兩種觀點的世代差異。
對支持禮讓博愛座的民眾而言，「一個人有沒有需要座位」是很明顯的：只要「他」屬於老弱婦孺的其中之一，那他就「很有可能」是需要讓座的，而那些體力好、好手好腳的人，就應該多擔待一點體貼他們的需要。這也是典型的台灣5、60年代— —也就是李昂這個時代的同齡人的看法。
然而反對者則認為，「讓座」這種事應該是每一個乘客自己的意願，不應該用「博愛座」的制度要求大家都要讓座。這樣的想法，背後反映出台灣年輕世代的態度— —助人的前提是自己自願，而不是因為當事人「看起來」需要協助，就將其轉化為一種「不得不」的潛規則。
我認為這兩種觀點，沒有絕對的對或錯，只是因為生活的時空背景不同而產生的想法差異，更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透過「對話」讓不同的世代能夠理解彼此的觀念。
博愛座爭議的背後，凸顯出台灣兩代人對於「助人」的觀念差異。圖為台北捷運博愛座(圖源:Shutterstock)。
我的經驗與看法：曾因被讓座感到溫暖，也曾因讓座而被誤解
至於我自己，則是同時有過被讓座與讓座給別人的經驗，這兩次經驗有正面，也有負面，並影響了我對於「博愛座」議題的看法。
第一個經驗發生在我高中的時候，那天我因為協助老師搬教室課桌椅而跌倒，扭傷了腳，導致我當天晚上搭乘公車時無法久站，這時一名好心的婦人主動詢問我是否需要座位。因為我當時的腳傷從外觀上無法判斷，加上並不是一般人認定的「需要博愛座」的族群，我本來並沒有期待同車的乘客讓座，也因此我當時非常感謝那位婦人的善心。
然而第二次經驗便相對之下沒那麼好：在這次事件中，我從被讓位者，轉為讓位者，將位子讓給一位年邁的老奶奶，卻因此遭其白眼，這讓我從此對於「讓座」一事開始有些反思：我們認為的「需要」，對當事人來說，是真的符合他的需要嗎？
博愛座上的標語提醒我們:請讓座給老人、孕婦、行動不便及抱小孩的乘客，但被讓座的人不一定真的認為自己需要協助(圖源:https://lecoin.cc/news/1075)
日本觀察：台灣博愛座爭議，可借鏡日本經驗
或許，我們可以參考日本人對於「讓座」的態度與經驗：我今年暑假在日本進行了兩個月的自由行，在日本的期間，我也觀察到許多台日之間讓座文化的差異。
我認為針對博愛座爭議，台灣有兩點可以借鏡日本：
一、不以「博愛座」為限，而是在生活中提倡「禮讓」觀念：日本雖然和台灣一樣，在公車、地鐵等大眾運輸工具皆設有博愛座（日文稱為「優先席」）但日本社會對於「讓座」這件事的積極，並不僅限於博愛座的乘客，而是一看到有需要的乘客時，不論是一般座位還是博愛座，都會主動詢問並禮讓座位。這不但是一種體貼的表現，也不會使「讓座」被視為是「只有坐博愛座的人」需要的美德。
二、以「詢問」代替「要求」，向座位上的乘客表達自己的需求：根據我在日本搭乘地鐵、公車的觀察，日本乘客無論是讓座者或是被讓座者，大多會以「詢問」代替「要求」，不僅能表達自己對於座位的需求，也能顧及對彼此的禮貌。
日本地鐵中雖然也設有博愛座，但並不是只有坐博愛座的乘客會讓座。
小結：比起博愛座本身，更重要的是如何喚起社會大眾對於讓座的意識
李昂事件的背後，是台灣博愛座爭議背後的世代差距，以及對於座位需求者的認定標準不同。這樣的社會脈絡，如果只是依靠特別劃設「博愛座」區域，無法真正解決背後的矛盾。
我認為，比起執著於「博愛座」本身，更實際的行動是喚起社會大眾對於「讓座」這件事的意識，這樣不論未來的大眾運輸有沒有設計博愛座，大家自然都會了解到要將座位禮讓給有需求的旅客。另一方面，之後有需求的旅客也可以盡量以「詢問」代替「要求」的語氣，對坐在博愛座上的旅客提出要求，當雙方的互動過程是正向時，相關的爭議自然也就會減少。
博愛座的爭議雖然只是小事，但背後反映出的社會倫理觀念，卻是很值得深思的，而李昂的這次事件，正好是一個可以重新思考博愛座議題的契機。
博愛座的爭議雖然只是小事，但背後的社會倫理觀念卻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