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革命的黃金十年 我們失敗了嗎？（下）
國際政經記者文森．貝文斯(Vincent Bevins)近日出版新書《一往無前：群眾抗爭的十年與消失的革命》(If We Burn: The Mass Protest Decade and the Missing Revolution)，訪談自2010年茉莉花革命以來，約十年間全球大規模群眾運動的親歷者，他想探問和理解：這個十年有什麼不同？革命帶我們走上了一條怎麼樣的路？本文參考摘錄於《衛報》的文章「群眾抗爭的十年：為什麼2010年代的街頭運動都失敗了？」綜合編譯。
「預示政治」的理想非常美好，但實際上究竟帶來了什麼？女性主義學者Jo Freeman就曾在1970年代分析並批評這種方法，她指出缺乏結構反而會帶來「結構的暴政」，因為實際上運動仍然需要也會出現領導者，但缺乏合宜的機制選擇或移除領導者。並且這群領導者經常來自最初熟識的小圈圈，在水平化的運動夏缺乏相應的問責機制，Freeman認為當時的女性解放運動就受到這種模式的影響而受到阻礙。
這些論述讓人想起「太陽花運動」的某些場景，聚集在立法院的人群似乎平等自主，沒有人必然是誰的領導者，然而具有學運經驗的少數團體仍成為媒體的焦點和實質上的代言人。隨著運動時間拉長，運動要達成什麼？該如何結束？由誰和政府溝通？等問題也都浮現，但全體性的討論不太可能，而依歸於學運明星的領導也存在爭議，乃至於有質問也有「賤民解放區」的出現。在整個過程中也包含存在倫理瑕疵的占領行政院行動，據說某些有運動經驗的學生發起，但最終放任一般參與者遭受警察暴力的強制驅離，該場行動的詳細過程仍未公開釐清。
運動過程中的困惑可能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水平化運動帶來了何種政治上的改變？為社會帶來了何種益處？恐怕是影響更為深遠的難題。在巴西的例子中，堅持水平化組織並且力行共識決的MPL，無視既有權力關係與政治體制，堅持於其目標的作法，後來在巴西左派的圈子飽受批評，認為他們是最終工黨下台的始作俑者。參與MPL的孩子們也深陷困惑、分崩離析。2010年代諸多起義革命最終走向與運動的多元、無階級、包容相反的道路，是因為他們都缺乏結構化的組織與領導分工嗎？
貝文斯新書探討革命的黃金十年與其失落
不存在真空
貝文斯沒有給這個問題提供簡單的答案，但他聚焦於訪談中很特別的一個回答，來自當時的聖保羅市長和MPL的一位參與者，他們對於過去的這段經歷給出了非常相似的答案：政治並不存在真空。在社會上的運動總是打開了某種空間，這種空間具有可能性，但是強調水平化的當代抗爭形式似乎無法填補其所打破的大洞，而給了伺機而動的原有建制力量機會。
貝文斯反覆聽到抗爭參與者反思過去的領悟，是重新理解代表制與民主的關係，而開始強調組織的重要性。這樣的思考與某些研究呼應，2022年政治學者Mark Beissinger的研究指出，烏克蘭「廣場起義」那樣相對鬆散的運動，可能更容易導致運動本身的不平等與倫理上的張力，但卻無法鞏固民主或遏止腐敗。誠然，大部分的受訪者並非強調要回歸垂直性的組織，但是他們也都更為意識到運動與抗爭過程的實際問題。
熟悉並支持左派脈絡，貝文斯的書寫有著明顯的政治關懷，除了對組織方法的再思考，他也努力要從「全球南方」的視角對歐美的「民主自由」大敘事提出批判。有趣的是，他從左派出發的觀點，與另一位遊走亞非的寫作者不謀而合，旅居中國多年的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在2011年到2016年間旅居開羅，見證了革命的興衰轉折，並且跟隨社會的「局外人」畫測出日常與非日常間的隱藏結構。
「但是，和舊時代截然不同，現在始終不清楚誰是運動領袖。如果沒有領導者，那沒有人可以被逮捕。但是，沒有領導者使得運動進一步發展變得非常困難。比如誰和你談判？埃及在革命中遇到同樣問題，這是埃及革命失敗的眾多原因之一。」[1]
沒有架構的威權體制比有架構的更糟，擁有合法暴力但卻缺乏原則、理論，並且難以管制社會，導致的是殘忍的暴力行徑氾濫，政府面對人民的憤怒與異議，既無節制，亦無對策。這是何偉所體會的一種極端未知的危險處境，埃及革命打破既有架構的壓制，但引發的是缺乏穩定政治制度下，從平民到有權力者各種力量尋求資源的徹底對抗。雖然並非每個國家都似埃及的情況這般極端，然而當代運動模式在戳破社會平衡假象之後，仍要將開拓出來的公共空間拱手讓出，仍是不爭的事實。或許出於相似的體會，使得貝文斯在盡力忠實呈現受訪者觀點的同時，仍透露著對無結構組織的批判。
我們的青春……？
我很好奇貝文斯會如何分析在臺灣社會那幾年的街頭運動，有趣的是他在書中並沒有特別把太陽花運動列入這個革命年代「黃金十年」的行列，只有在討論到香港的「雨傘革命」和「反送中」運動時略為提到太陽花的影響。有趣的是他把鄰近的南韓發生的群眾運動也列入這個革命十年的浪潮中，並且稱之為少數成功的案例（結果與運動者目標一致）。
如果貝文斯寫臺灣，他是否也會說太陽花成功了呢？畢竟他若能訪問到檯面上的運動參與者，大多數都會認同這個答案？他是否也會分析地緣政治的脈絡、藍綠兩黨的暗中角力，他會提及社運動能在不同政黨執政下的落差、白色恐怖下斷裂的左派革命傳統，和運動中曇花一現的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主張嗎？他是否能看穿我們所看不清的青春？
要說清牽連無數人那個春天和臺灣社會後來的十年，是遠為龐雜的路，也已經有無數人在這條路上。也可能對許多人來說，那已成了畫下句點的過去。但是貝文斯針對當代運動組織方式及其後續效應的批判，或許是仍想尋覓答案者的切入點。
2010年代開始伴隨早期社群媒體的特性，除了對政府的批判和社會議題更受到關注與討論之外，對於分歧的立場與論述也更具有包容性，至少當時我們還讀得下某些意見相左的文章，也更可能穿透不同群體。
發生太陽花運動的2013年，登記的政黨增加了28個，從2010年到2017年總共增加了153個政黨，幾乎是整個2000年代增加數的一倍之多。然而在2017年後由於《政黨法》立法，政黨登記與運作規定脫離人民團體法，要求符合更實際的事務內容，而因此2020年後大規模被廢止登記。但仍然可以看出一方面那段時期公民社會具有更高的動能，而另一方面這種動能與對政治事務的關注確實逐漸下降，也才使許多團體不足以符合新的法規要求。
當時間尺度拉長，地緣政治的困境和群體生活的限制，仍然高度限縮了公共討論的多元性。一方面網路輿論形塑逐漸成為一項技藝與產業，投入更多資源就可能起風造勢[2]，人們當然不會毫無主見，大多時候也並非隨波逐流，而是心力有限、需要轉譯、解釋；而靠著加壓、串聯、聚焦，議題討論的範圍可能無形之中定下，並不易察覺與跳脫，背後是身分認同與地緣政治的壓力，也是權力與資源的隱形角力。[3]
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或許是一種對照的隱喻，從電影裡可以明顯感受到導演傅榆本人的過度在場，但她確實如同許多青年那樣，將目光跟隨在陳為廷這樣的學運明星和蔡博藝那樣的事件人物上，彷彿跟著他們就能看到臺灣民主光亮的未來。導演自己設定的敘事在最終崩潰了，蔡的身分使她在臺灣的社會遭遇陷入困境，陳過去的性騷終究在獲得更大的政治前途以前找了上來。跳出紀錄片，過去數年間許多社運與政治明星的支持板塊也經常變動，裡頭參雜了不少人的心碎和幻滅。
比起導演的天真爛漫乃至崩潰，她的被拍攝者始終給我更大的同感，他們有欣喜、有困惑、有憤怒，也始終給人一種更為踏實的感覺。或許他們會跟貝文斯所採訪的革命者給出類似的回答，兩種感受不斷在拉扯著：有時你感到運動創造的美好時刻不是常態，終究要面對現實；但有時你又會想，那段時光正是對美好願景的驚鴻一瞥，值得繼續追尋。能夠這麼想，或許才是走過了革命青春？
[1]https://nodebe4.github.io/oped2/2020-05-31/%E4%B9%A6%E8%AF%84-%E4%BD%95%E4%BC%9F%E7%9A%84%E5%9F%83%E5%8F%8A%E9%9D%A9%E5%91%BD%E8%80%83%E5%8F%A4%E5%AD%A6-%E8%A2%AB%E5%9F%8B%E8%91%AC%E7%9A%84%E4%B8%8E%E8%A2%AB%E6%8C%96%E6%8E%98%E7%9A%84/
[2] 《報導者》報導「寫手帶風向不稀奇：AI產文、侵入私人LINE群，輿論軍火商已全面升級」，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information-warfare-business-weapons。
[3] 《鏡周刊》報導「小編之死 透視社媒公關背後的暗黑江湖」，網址：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01125cul006。《關鍵評論網》編譯「韓國瑜崛起的背後，「推波助瀾」的中國網軍」，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1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