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主角貝拉（Bella Baxter）是被開了腦洞並植入胎中嬰兒腦的孕婦；看完電影後，螢幕前的觀眾們的腦應該也被一一開了洞。
春節假期結束後的補班日晚上，我在常去的獨立電影院看了由艾瑪史東（Emma Stone）主演的《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這部想必是2024年新春最熱門的電影，平常影廳內觀眾寥寥可數，這場的入座率竟然有八、九成。可能因為隔天是放假日，但我想主要是因為這部電影在上演前鋪天蓋地的宣傳非常成功，不論是獲獎不斷、主角艾瑪史東的魅力、從植入嬰兒腦開始到藉由性慾探索自我與世界的女性成長故事、荒誕又華麗的劇情與視覺效果，甚至是在媒體中不斷被劃重點的主角全裸與性愛畫面，都確實起了吸引觀眾買票進電影院觀賞的效果。
先潑點冷水：電影中確實有許多性愛畫面，包含女主角貝拉的自慰、高潮、與不同男人的性交，以及幾幕男女演員全裸的畫面，但完全不會有色情感，即使在電影院中與許多陌生人一起觀看，也不至於尷尬。電影的處理手法以及演員的專業，都表現了貫穿這部電影的其中一個叩問：性慾是人類原始的慾望之一，滿足這種慾望確實帶來愉悅，但為何在「有禮的社會」中討論這件事卻是應該要禁止的？
關於這部電影的劇情、場景道具、服裝美術，已有許多媒體報導及影評，我不懂電影，只是個愛看電影的觀眾，純粹地整理自己看這部電影時，腦袋中的千頭萬緒。
我是誰？
被植入嬰兒腦的母體，究竟是「人」還是「物」？擁有身體、感受、慾望、思考、行動的「她」，是嬰兒還是母親？對於主角貝拉而言，在她得知自己悲慘又荒誕的身世後，她應該如何定義自己？那個從橋上一躍而下的是「母親」還是「自己」？這個可以體驗、探索、反思這個世界的「自己」，是沒有身體的「嬰兒」，還是被置換了腦的「母親」？
上帝視角
造物主不是父母。前者或許賦予了受造物生命與功能，然而祂與受造者是有距離的，偶爾也許介入，卻是以一個觀察者的視角觀看著受造者的發展；後者生育、養育孩子，父母與孩子的生命需要共同走一段路，他們之間的關係或許交織了愛恨、責任、義務、陪伴、支持、羈絆等種種複雜的聯繫，不論如何，父母是以某種形式參與了孩子的生命與成長，不論時間長短、正面或負面。
電影中人稱也自稱「上帝」的醫生（或科學家），他與貝拉的關係是造物主與受造物，貝拉是他的實驗品，他觀察、記錄著貝拉在彷如大型實驗室的封閉環境中的生理與行為進展。然而，隨著貝拉腦部功能與行為能力愈來愈健全、愈來愈接近一個「成人」，她日漸強烈的對於知識、性、世界的探索渴望，甚至展現違反「上帝」律則的「意志」時，「上帝」竟從禁止、隔離的態度，轉換為幫助貝拉跟隨放蕩律師私奔。此時，他究竟是以一個科學家或「上帝」的角色，測試貝拉在進入外在不可控的環境後，將發生甚麼樣的社會化結果呢？或者是放手讓孩子在飛翔中茁壯的父親呢？
好女孩與壞女孩
「上帝」將貝拉豢養在衣食無缺的豪宅中，禁止她與外界接觸，看似保護，實則監禁，一如父權體制對於人類的禁錮。不論是父母對孩子、師長對學生、社會對性別，似乎總有一些標準、規範依循著相似的公式：「外面的世界是很危險的」、「我這樣做是為你好」。當「被保護者」試圖反思、掙脫、對抗，就是不乖的壞孩子、壞學生、壞女孩。
隨著貝拉的視野愈廣闊、體驗與知識愈豐富，當她開始閱讀哲學、獨立思考、表達個人想法，在放蕩律師的厭女標準中，貝拉不可愛了。而在得知貝拉進入妓院工作以賺取旅費（同時也體驗更多不同的性愛），放蕩律師氣炸了！儘管他本人對於自己豐富的情史與性愛經歷是洋洋得意，但做為一個可愛的好女孩，必須要符合某套標準，至少身體的使用權應該交給男性做決定。
這座巨大的父權牢籠不僅監禁了女性（貝拉），同時也束縛著男性（麥斯，科學家的研究助理、貝拉的未婚夫）。當他加入「上帝」的研究計畫，他就進入了囚禁貝拉的世界，既隨著貝拉在封閉的實驗環境中活動，同時也擔任看管好貝拉是否確實在可控的實驗條件下成長的角色。甚至，就連麥斯對於貝拉的情愫、倆人的婚約，也由「上帝」指定。
身體與婚姻
貝拉在經歷了各種探索與冒險、認識了許多朋友、體驗過與不同對象的性愛、開始了閱讀與學習，最後回到當初她遠離的「家」，並且向麥斯求婚。這次是貝拉自己的決定，她選擇了她要的婚姻對象。現代愈來愈高比例的女性選擇單身、不婚、晚婚、離婚，大多數人未必排斥和另一個人共同生活、進入法律身分的關係，而是抵抗傳統文化中預設的女性生命史，她們要的是對於自己的人生擁有選擇權。
身體也是。在《可憐的東西》中，貝拉選擇透過身體去認識這個世界的美好與痛苦，並且在巴黎妓院中推動新的交易規則——由妓女選擇嫖客，翻轉女性被動、被男性選擇的地位，因為自己可以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身體。
令人不適的畫面
比起性愛畫面，這部電影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令人不適的畫面：手術、器官、穿刺、開膛破肚、開腦（雖然其實都很明顯是假的），如果你也是害怕傷口、想像力豐富的人，先做好心理準備，會有一些需要用手遮住眼睛的畫面。另外就是瘋狂的「上帝」，他的移植實驗對象不僅限於人，還包括動物，所以在他的豪宅中，會有許多身首分屬不同物種的動物們，悠哉地行走。雖然那些動物們也明顯地是後製處理，但對我而言，那反倒是最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畫面。
再聊一點《芭比》
最後偏題一下。與去年夏天另一部同樣被視作女性主義電影的《芭比》（Barbie）相比較，很明顯地，《芭比》的觀眾以女性居多——以我看的那一場，假日在大型電影院，全場幾乎滿座，且九成五以上的觀眾為女性——而《可憐的東西》觀眾性別比例倒是頗為平均。是什麼原因導致觀眾族群的差異呢？我想，大多數的觀眾根本不在乎或不太瞭解他們所看的電影與女性主義、父權的關聯，或許更多的觀眾進電影院是衝著《芭比》真人化的芭比世界與多變服裝造型，或許更多的觀眾進電影院是好奇《可憐的東西》如何直視性愛。
當初有聽到一些男性抗拒看《芭比》的聲音，我想電影中充斥許多粉紅、夢幻元素並非主因（其實我本人當初也一度因此而有點意興闌珊），較有可能的是因為劇情一度著重「芭比」與「肯尼」是兩個對立的陣營，因而被與兩性對立劃上等號。現實中許多人也將爭取女權、反抗父權誤解為兩性的對立，卻忽略女性主義的根本並非針對男性，而是批判既有文化中的性別框架並嘗試改革，目的是要鬆動堅固龐大的父權體制並讓被綑綁其中的人們得以解脫。別忘了，「肯尼們」與「芭比們」同樣是在以男性為設計與決策中心的製造工廠中，被定義該有的樣貌與行為的受害者，在覺醒前，「肯尼們」與「芭比們」都沒有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