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制油罐車混裝食用油被新京報揭露出來後，引起全社會深深不安，對這一長期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罪惡行徑非常憤怒，各路人馬紛紛對此予以譴責。涉事企業之一中糧儲是國企，官媒這次也沒『護犢子』，給予了嚴厲的批評和譴責。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屢禁不止。例如2005年的蘇丹紅事件，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2013年的毒大米事件等。
面對經濟和消費領域高發的危害消費者健康和損害消費者利益的現象，人們往往歸因於監管不力或人們的道德水準下降了。其實。監管不力並非主要原因，也不是因為人們的道德水準下降了。
對於成為行業潛規則的違法違規現象，監管就無能為力了。監管只能對發生率比較低的違法行為起作用，俗話說『法不責眾』。如果法要責眾，一個是監管成本太高，二是會中斷整個行業的利益鏈條，食品油從生產商到消費者的路徑就中斷了，無法到達消費者的廚房了。在這個利益鏈條中，起關鍵作用的是油罐車司機群體。其次是留給他們運送油料的利潤空間。
首先，給油罐車司機留下的利潤空間不足以讓他們承擔清洗費用。這個原因就很複雜了，涉及到稅收、生產企業和流通企業的利潤分割等因素。總之，油罐車司機在這個利益鏈條中的議價能力最低，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那麼，油罐車司機有什麼選擇呢？要麼不幹這活了，要麼組織起來集體抗議，要求提高承運價格。要麼就接受，然後通過節省成本但卻損害消費者健康和利益的方式來獲取收益。這就是目前的情況。如果監管部門和相關企業要求嚴格執行清洗罐車，這活就徹底沒人幹了。
集體抗議能提高油罐車司機的議價能力，但缺乏現實的可操作性，難度非常大，阻力太大。不幹了行不行？這就取決於油罐車司機的道德水準，道德水準高，寧肯不掙這份錢，也不能幹傷天害理的事。道德水準低，就掙這份錢。如果大多數油罐車司機的道德水準高，那也能提高議價能力，就能從稅收、生產商和流通商的利潤中切一塊下來。
這麼說來油罐車司機的道德水準低確實是導致這一食品安全事件的關鍵因素。但卻不能因此說，過去人們的道德水準比現在高。實際上，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現在人們的道德水準普遍比傳統社會和計劃經濟年代有所進步。
現今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事件和其它社會互害事件，主要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於儒家『親疏有別』的價值觀不適應大規模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
要認識到，現今中國仍然還是一個儒家社會。儒家『親親尊尊』的價值觀仍然是中國社會人際交往和制度安排的基本準則。儒家經典《中庸》對『親親尊尊』解釋得十分精闢。『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儘管儒家在近現代遭受到多次批判，但『親疏有別，貴賤有等』一直是中國社會秩序和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這種價值觀導致人們更在乎越親近的人，越熟悉的人的利益；而不在乎陌生人的利益。而且沒有底線。人們總是對親人和親近的人更好，這是人之常情。但在儒家看來，陌生人就是非人，怎麼傷害都不違反道德，不會心生內疚和負罪感，缺乏底線。而基督教教義認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不應相互傷害。虔誠的基督徒做了傷害陌生人的事，會有內疚感和負罪感，在道德上有很強的約束力。
而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人際交往出現一個巨大的變化，就是以過去熟人交往為主轉為了以陌生人交往為主。古代社會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一個村裡，外出很少。計劃經濟時代，人們的生活圈子也基本局限於生產隊和單位之內，都是熟人社會。但偶爾出門在外，不管是古代社會，還是計劃經濟年代，比現在兇險得多，但發生率低。而市場經濟和交通通訊發達的現代社會，陌生人之間的交往是主要的。而『親疏有別』仍然普遍得到認同，這就大大增加了了陌生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和互害幾率。
因而，過去這樣的食品安全和互害事例少，是因為商品經濟不發達，並不能說明過去人們的道德水準比現在高。而現在市場經濟發達，商品生產的環節多，個體只參與商品生產或流通的一個環節，商品遠銷外地，消費者是自己不認識的人，所以不會在乎他們的健康或利益受到損害。
所以，要杜絕和減少這類危害人們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從根本上必須得清除儒家『親疏有別』的價值觀。這是一個艱巨而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促而蹴。短期內，最有效的辦法是留給油罐車司機基本的或足夠的收益空間，在運價上，在高速公路收費上松鬆手，權力和資本別吃幹抹盡，給人留條活路。不然，整個社會都深受其害，貪得無厭者也不一定能躲避得了。這樣，幹這樣下作勾當的人就會是少數。能光明正大掙錢卻仍然要掙不義之錢的人總是少數人。這樣監管也才顧得過來，監管也才有效，能維護行業合法合規運行而不至於讓整個行業歇菜。
2024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