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覺得出來導演(鍾孟宏)想要還原歷史的「真相」。但是,透過小莫(白色恐怖受害者的遺族),將過去所有的關係人串起來,其實真的稍嫌牽強。
過去針對歷史(創傷)事件所拍的作品,多半只會針對時代下的單一個體(或特定社群),而非試圖串聯所有利害關係人。像是:
《拆彈少年》(Land of Mine)
二戰後,丹麥軍方強迫年紀僅 15~18 歲的德國戰俘,清除丹麥境內數百萬枚被納粹德國埋下的地雷。從電影中可以看出,父輩的罪責如何蔓延到下一代的孩子,成為他們的原罪。
《五月雪》(Snow in Midsummer)
因為馬來西亞於 1969 年的「513 事件」而痛失丈夫和兒子的阿英。50 年來尋遍大馬各地,卻未能找到摯愛的墓碑與去向。最後僅能在一處亂葬崗,找一塊無名的墓碑,上香、跪地流淚。
《夢想集中營》(The Zone of Interest)
主軸圍繞著德國納粹時期奧斯威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1901 — 1947)。霍斯一家與慘絕人寰的集中營僅一牆之隔,一家人如何對集中營的尖叫聲、槍聲、哭聲習以為常。
和《餘燼》調性最符合的,我認為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描繪了一個家庭在二二八事件,及隨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所經歷的悲劇。故事藉由基隆林家兄弟的視角,看見當時政權更替的台灣身分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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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餘燼》也主打回應/捕捉歷史,整體的歷史事件其實鏡頭不多,多半只是作為小莫個人的犯罪動機的鋪陳。白色恐怖的時代背景下,枉死在國民黨槍口下的民眾難以計數。
《悲情城市》試圖還原這些受害者的掙扎與焦慮,身分的融合與切換(日本人、台灣人、中國人)。最終,如何瓦解島內人民的互信互助。
然而,《餘燼》卻沒有如實呈現受害者遺族的創傷,反而將其昇華成主角利用私刑聲討真相和正義。
我能明白這樣的操作,是為了不得罪任何人,只不過歷史受害者/加害者的描述就顯得淺薄,一切都只是為了主角而服務。而這樣的操作,對於曾經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以及之後的受害者遺族,相當不尊重甚至是種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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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餘燼》仍舊有值得讚賞的處理。
像是,相隔五十年的「國家機器」,同樣是殺人,可能因為時代的不同,而被捧為英雄或打入冷宮。
而白色恐佈時期的國家機器,是威權時代的絕對壓制;任何死在政府槍口下的人,都是無辜且悲慘地枉死。
而當代民主社會的台灣,政府藉由透過選票獲得執政的合法性;警力卻被民意擁戴成執法的代言人,死在警察槍下的人反而是罪有應得。
導演透過《餘燼》進一步挑戰觀眾
活在當今自由的年代真相要得回來嗎?
或是,國家已不再重視過去的傷痕,只能交由個人動用私刑贖回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