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小莫將過去所有的關係人串起來，其實真的稍嫌牽強。來源：《餘燼》電影劇照
作為復仇動機的歷史事件
有感覺得出來導演（鍾孟宏）想要還原歷史的「真相」。但是，透過小莫（白色恐怖受害者的遺族），將過去所有的關係人串起來，其實真的稍嫌牽強。
過去針對歷史（創傷）事件所拍的作品，多半只會針對時代下的單一個體（或特定社群），而非試圖串聯所有利害關係人。像是：《拆彈少年》（Land of Mine）
二戰後，丹麥軍方強迫年紀僅 15～18 歲的德國戰俘，清除丹麥境內數百萬枚被納粹德國埋下的地雷。從電影中可以看出，父輩的罪責如何蔓延到下一代的孩子，成為他們的原罪。
《五月雪》（Snow in Midsummer）
因為馬來西亞於 1969 年的「513 事件」而痛失丈夫和兒子的阿英。50 年來尋遍大馬各地，卻未能找到摯愛的墓碑與去向。最後僅能在一處亂葬崗，找一塊無名的墓碑，上香、跪地流淚。
《夢想集中營》（The Zone of Interest）
主軸圍繞著德國納粹時期奧斯威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1901 — 1947）。霍斯一家與慘絕人寰的集中營僅一牆之隔，一家人如何對集中營的尖叫聲、槍聲、哭聲習以為常。
和《餘燼》調性最符合的，我認為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來源：《悲情城市》電影劇照
和《餘燼》調性最符合的，我認為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描繪了一個家庭在二二八事件，及隨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所經歷的悲劇。故事藉由基隆林家兄弟的視角，看見當時政權更替的台灣身分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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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餘燼》也主打回應/捕捉歷史，整體的歷史事件其實鏡頭不多，多半只是作為小莫個人的犯罪動機的鋪陳。白色恐怖的時代背景下，枉死在國民黨槍口下的民眾難以計數。
雖然《餘燼》也主打回應/捕捉歷史，整體的歷史事件其實鏡頭不多。來源：《餘燼》電影劇照
《悲情城市》試圖還原這些受害者的掙扎與焦慮，身分的融合與切換（日本人、台灣人、中國人）。最終，如何瓦解島內人民的互信互助。
然而，《餘燼》卻沒有如實呈現受害者遺族的創傷，反而將其昇華成主角利用私刑聲討真相和正義。
我能明白這樣的操作，是為了不得罪任何人，只不過歷史受害者/加害者的描述就顯得淺薄，一切都只是為了主角而服務。而這樣的操作，對於曾經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以及之後的受害者遺族，相當不尊重甚至是種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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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後的國家機器
不過《餘燼》仍舊有值得讚賞的處理。
像是，相隔五十年的「國家機器」，同樣是殺人，可能因為時代的不同，而被捧為英雄或打入冷宮。
警力卻被民意擁戴成執法的代言人，死在警察槍下的人反而是罪有應得。來源：《餘燼》電影劇照
而白色恐佈時期的國家機器，是威權時代的絕對壓制；任何死在政府槍口下的人，都是無辜且悲慘地枉死。
而當代民主社會的台灣，政府藉由透過選票獲得執政的合法性；警力卻被民意擁戴成執法的代言人，死在警察槍下的人反而是罪有應得。
導演透過《餘燼》進一步挑戰觀眾
活在當今自由的年代真相要得回來嗎？
或是，國家已不再重視過去的傷痕，只能交由個人動用私刑贖回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