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三立教育思想

　陳三立（1853－1937年），江西義寧人，是一位見證近代過渡歷程、深具代表性的知識份子，他將一生所觀所感寄託於詩文中，有令人感動之處。吳宓認為義寧陳氏在近代學術文化界中佔有重要地位──「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1]

　　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與「經世致用」密切相連。三立於〈與廖樹蘅書之四〉一文曾提及：

　　　現在用功，於經擬先治《禮記注疏》，於史擬先治《通鑑輯覽》[2]，而以立乎其大達於世用為本。至於詞章考據，雖不汲汲，亦姑不舍置焉。（《散》集外文，頁1160）

三立以為用功讀書，重要目的是在於所學義理上，能夠關涉於「經世致用」（立乎其大達於「世用」）；相對而言，詞章、考據則為次要之事。

　　關於經世致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余英時說：

　　　「士志於道」──這是孔子最早為「士」所立下的規定。用現代的話說，「道」相當於一套價值系統。但這套價值系統是必須通過社會實踐以求其實現的；唯有如此，「天下無道」才有可能變為「天下有道」。所以「士」在中國史初出現的時候便有了參與「治天下」的要求。這個要求是普遍的，並不限於儒家。司馬談告訴我們：「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也。」[3]

余氏從「士」的起源加以詮說，文中闡明知識分子賦予自身「士志於道」使命感，並通過社會實踐、治理天下，如范仲淹一生憂國憂民，秉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心態，以天下為己任，來完成、證明所謂「道」之價值，此可謂「經世」之典型。

　　有關經世意涵之界定，彭明輝認為：

　　　晚清的經世思想，上承宋明以來之意涵，具有下列三層含義：一、儒家入世的價值取向，此為各種型態經世思想的前提；二、相當於宋明儒所謂的治體與治道；三、晚清經世之學包含西方學者所謂官僚制度的治術（bureaucratic statecraft），但範圍較廣，而接近宋明儒所謂「治法」。綜合學者們的相關討論，整體而言，崇尚實學，不以空談為究竟，一切有益於世者，皆可以視為經世的內容或意涵；就傳統中國學術思想而論，經世資治是主要的命題，而以經學經世和史學經世為其主要內容。[4]

文中將經世思想意涵分列三點：「儒家入世價值」、「治體與治道」、「官僚制度之治術」，並以「經學」、「史學」作為「經世資治」的主要參照體系，此與三立在〈胡發琅肅藻遺書敘〉一文中闡述「法古為治」之思想可相互印證：

　　　古者道之與法，學之與治，皆出於一，先王垂之掌故，以建國垂統，義安萬民者也。士者民之秀，先王以為可使習掌故，佐人主建國垂統，義安萬民，士亦以掌故自進。故一代之道之法之學之治，皆一代掌故之所備也。先王所以造士，與士之所以盡心，如是而已。（《補編》，頁247）

三立將「道」、「法」、「學」、「治」，總源皆可歸於「先王垂之掌故」，此即「經學」、「史學」參照系統之建立，目的在於「建國垂統，義安萬民」；士的責任在於協助人主，從古聖先賢所學，應用於治理上，構成「先王所以造士，與士之所以盡心」之國家機器──政府治理系統。

　　再者，彭明輝前文所提經世內涵有兩大原則：「一切有益於世」、「崇尚實學而不為空談」，為簡明判別定義。其中「崇尚實學而不為空談」屬消極性規範，於此原則，三立曾有感而發：「余嘗憤中國士大夫耽究空文，而廢實用，驟臨利害無鉅細。」[5] ；至於「一切有益於世」則具積極性開放空間，包羅萬象，今論述其教育思想如下：

　（一）教育的重要性與變通原則

　　三立在〈劉古愚先生傳〉一文中，以種種意象譬喻，闡明「興學」的重要性：

　　　然則興學無救於國之貧弱乎？曰：救國之貧弱，孰有捷且大於興學者，特興學以化民成俗為主，而非僅造士成材也。風俗於人材，猶江河之蛟龍也，江河水積而蛟龍生，風俗醇美而人材出焉。無江河之水，即有蛟龍，亦與魚鱉同枯於肆，而安能顯興雲致雨，以潤天下之靈哉？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而學其水也。化民成俗，則胥納士吏兵農工商於學，厚積其水，以待蛟龍之生也。（《散》文卷十三，頁1016）

文中首先闡明興學救國的原理。三立認同劉古愚的看法，稱述欲救國家的貧弱，必須「興學」，亦即從教育做起，藉著學校教育培養各式人才，即所謂「造士成材」，達到治標效用；良善教育長久經營累積，上行下效，風行草偃，使仁德傳遍民間，風俗醇美，達到「化民成俗」理想，此即達到治本效果。文中意象譬喻可歸納如下表所示：

      表4.2.1：〈劉古愚先生傳〉意象整理表                                           

喻依（意象詞彙）

江河（渠道）

水

蛟龍

喻體

世界（社會）

學

醇美

風俗

人材

概括詞彙

空間背景

教育學習

人

關鍵敘述對照

世界者，人材之江河

學其水也

士吏兵農工商

納士吏兵農工商於學

化民

成俗

厚積其水、

江河水積

（待）

蛟龍生

風俗醇美

人材出

對照表格來看，文中以蛟龍喻人才，以江河喻世界（社會），以水喻學、醇美風俗；換言之，即分別以「蛟龍」、「江河」、「水」三大意象為喻，構織「人才」、「空間背景」、「教育學習」三質素之關係：在「空間背景」中，隨著時間流動，逐漸厚積「教育學習」績效，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歷時長久經營，人才就能孕育於其中，後繼有人，源源不絕。

　　另外，三立強調教育在實際應用上，宜把握因時制宜之變通原則：

　　　孔子之學，時習盡之矣。欲以學治萬世天下，必因時制宜，與世推移，而後不窮於用。故學於古者，必以身所值之時習之，習之而得古人立法之意，則以應當世之變，然後推行無窮。孔子為時中之聖，其道所以能治萬世之天下也。（〈劉古愚先生傳〉，《散》文卷十三，頁1016）

文中推舉至聖先師孔子為「時中之聖」，欲效法其「因時制宜，與世推移」的變通精神，認為學古應「以身所值」，感同身受去體會出古人「立法之意」──當時制訂課程內容、法規之精神、價值觀、考量所在，然後秉持其萬古長新，因應世變實際狀況而有所調整，推行無窮。得古人立法之「意」，與韓愈〈答劉正夫書〉所提「師其意」之說相彷彿：

　　　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俱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6]

韓愈在信中回覆後進請教古文寫作的要領，提出以古聖賢為師，學習儒家的經典，並強調創作時不拘泥於前人文辭上的表面規範，提出「師其意，不師其辭」及「無難易，惟其是爾」兩大原則。事實上，「師其意」、「惟其是」兩大原則除了是為文法則，它可引申為決策者作判斷時應具備的自由精神、道德良心，不拘泥死守外在形式而忽略內在精神，故亦可說是「為政學古」的重要原則。

　　再者，三立因應世界專業分工化潮流，更進一步地提出了「士農工商皆須學校」的趨勢：

　　　三立竊為吾族保聚於茲土，遠者數百年，近或百餘年，大抵託於農畝者眾耳，為士為商工差少矣。方今世變之大，匪徒士游於校，務通萬方之略以成其材，即為農工商，亦有賴於捐故技，受要道。否則，資生狹隘，智窮能索，將無以爭存於物競之世。大勢之所趨，無如何也。（《補編》，頁275）

隨著西學東漸，三立領會到世界潮流傾向於專業分工越趨細密，而其所衍生事務發展則越趨繁複，各自獨立發展而自成一門學問，故傳統仕途培養出的「士」（政務官僚）已不足以應付「事變之大」；諸多經濟活動、民生政策也須要具備專業知識的「農」、「工」、「商」等人員（技術官僚）參與改革，方可「爭存於物競之世」，避免自身落後而被時代潮流所淘汰，此為三立在教育實際應用上，因時制宜之例證，亦為三立接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觀念之佐證。

　（二）教育與國勢的關係

　　三立於〈平江縣學生鄧君碑〉一文中強調「天下之亂」事出有因，而與「教育」失序有密切關連：

　　　君之言曰：「世衰，利祿之習勝，人趨華偽階進而已，獵文而遺行，逐末而忘本。故天下之亂，積於士不知學，而成於父兄師長苟偷謬誤。戕賊子弟，以為禍始，於戲！吾不忍為也。」……咸以三立觕知古今之統，習於師儒之說，請徵所聞。記之有曰：師道立則善人多。鄧君之教，應於舊典，無悖三代里黨庠塾之遺法，允宜砥礪浮漓，用革世惑。（《散》文卷三，頁808）

文中三立認同鄧君看法，以為人人獵文（鑽營科舉帖括）而遺行（輕視立身處世），捨本逐末而趨向「利祿」、「華偽」，造成諸多「天下世衰亂象」，追根究柢，亂因在於「士不知學」，加以父兄師長失職所造成。因此提出「師道立則善人多」理念，呼籲時人回歸理想中三代教育之榮盛景況。此外，三立在〈菱谿精舍記〉一文中，對於教育與國勢之關係也有類似看法：

　　　天下之變既亟矣，人材窳下，風俗之流失，寢以益甚，察其所由，自一人一家子弟之失職始也。天下之族，令皆如黃氏，有以善以教，納子弟於軌物，以底於成。上者道濟天下，智周萬物，輔世長民，經緯大業，次者澤躬爾雅，忠信務本，不失為良士。造俊茂之材，成純懿之俗，維理亂之數，遇禍敗之萌。天人之運未熄，而三代之猶有可復，其不可驗諸此歟？……嗜欲之氣清，則教易入；講習之功久，則學固而德益蓄。（《散》文卷二，頁782─783）

文中提到「天下之變既亟矣，人材窳下，風俗之流失」的原因，「自一人一家子弟之失職始也」，與前文〈平江縣學生鄧君碑〉「天下之亂，積於士不知學，而成於父兄師長苟偷謬誤。戕賊子弟，以為禍始」相呼應，並且也同樣「崇尚三代教育」；然而，此文特別之處，在於三立於文末提出教育經驗談：減低外在塵俗的慾望，則容易專心致志，接受教育薰陶（嗜欲之氣清，則教易入）；持續長久，學生得以學而時習之，有足夠的時間探索，進而熟悉理論與應用，則學問、德行可愈穩健發展（講習之功久，則學固而德益蓄），此二觀念可謂融合了道家清心寡欲修養功夫，以及儒家「駑馬十駕，功在不捨」（〈荀子．勸學〉）之勤學精神。

　　三立在〈珠泉草廬記〉一文中，提到教育的成敗，影響國家之運祚：

　　　天下惡乎而之亂耶？曰游士亂之。游士惡乎而之亂耶？游士者，天下之巨蠹，而亂之首也。三代之盛，士不失職，咸安其業，飭辟雍[7] 而嫻禮樂，澤詩書而歌先王，百官萬民，備得其理，故學校明而風俗美。及其衰也，上失其政，下喪其守，而游士萌芽其間，走利趨便，以干當世，始或苟饜其富貴室家之欲耳，而氣蠢蠢焉，而風靡靡焉。一世之士，奔命盡氣，狂逞浮游，迷不知止。極于窮餓流死而不悔，僑于巧偽詐變而不恤。傾擾四民，詿誤綱紀。而舉世良博醇龐之俗，熸焉澌盡，而禍變階焉。自三代漢唐以來，大亂之生未有不伺伏漸漬于游士之心者也。（《補編》，頁244）

文中認為教育的成功，影響了知識分子士風之塑造，而士風敗壞則導致天下國家動亂：

　　1. 學校教育興，則社會風氣良善：三立接受傳統儒家所建構的夏商周三代理想景況，認為其成因是學校的正向影響力，促成社會風俗醇美，具備「舉世良博醇龐之俗」──由於學校教導人們遵循崇尚一切典範，包括自古流傳下來的典章制度與王政治理精神（嫻禮樂、澤詩書、歌先王），而知識分子各得其所而能發揮效用，人人安居樂業，別無所求而互不爭擾，使得社會風氣在潛移默化中趨向良善發展。

　　2. 學校教育廢，則動搖國家社會：一旦「學校教育」的功能衰竭之時，其命運共同體系之「國家政治」、「社會風氣」也隨之動搖，亦即伴隨「上失其正，下失其守」現象，亦即思想史常謂「樂壞禮崩」、「周文疲弊」時期，士人為了生存而到處拚命鑽營，逞強展現才能，百家爭鳴以博取上位者、養士者的重視與支持，因而「士」鬆動而成了「游士」；三立將此鬆動的現象，用「氣蠢蠢，風靡靡」負面形容詞來描述，並且越陷越深──「奔命盡氣，狂逞浮游，迷不知止」、「窮餓流死而不悔，僑于巧偽詐變而不恤」，例如孟嘗君倚靠門士冒險拚命展現「雞鳴狗盜」等伎倆，得以從秦昭王手中脫逃（《史記．孟嘗君列傳》），有的如荊軻等人甚至願意受人雇用而成為刺客，諸如此類游士有被記載的固然僥倖存活，然而換個角度想，沒被記載到的──隱藏身份又不幸任務失敗而死於非命者──恐怕比「有史載者」佔更多的數量、比例。俗云「知識就是力量」，而知識一旦用錯用途，則其破壞力量也隨而危害甚鉅，所以說「大亂之生」是「伺伏」、「漸漬」于「游士之心」；換言之，游士若心術不正則埋伏亂源，其危害將逐漸擴大而動搖國本。

　　游士既有動搖國本之虞，而國家該如何治理游士呢？三立提出其看法：

　　　然則治游士奈何？曰布政以安之，飾道以靖之，二者而已。政者，君相之事也；道者，儒生之守也。昔嚴光[8] 隱于披裘，仲長統[9] 志在一邱，二君皆當時雄傑。擾攘競功名之會，萬物之氣囂然不寧，乃欲以其廉靜寡欲之身風示海內，陰移一世之人心。而靖其氣，非世士之所識也。余友廖君蓀垓，通敏善識議，才智足以為世用。世之需廖君方甚深無窮，顧幡然退居于所謂珠泉草廬者，蒔花娛釣，養生盡年，曰率諸子耕讀其中，有終焉之志。廖君居湖湘之間，寇亂興，鄉人出死力興兵誅滅，勛位爵祿，爛然宇內矣。而游士浮動之氣，覬覦奔走之風，亦浸盛焉，不可不察也。今廖君遐歡玄覽，蕭然無營，謫願外之非，務反本之業，以督其躬，以課其子弟，其可謂守道之士。道者，導也。有道以自鎮其心，因而導人，人之心以俱鎮也。鄉鄙之中，四境之內，挹珠泉之餘清，緬廖君之高致。相與黜浮毗，獎純素，弦歌倘佯。重去其鄉，挽俗尚之流失，遏亂萌于無形，顧非廖君之隆指[10] 耶？廖君明機權而審于世變。得余言，當益充然自信而無疑也。（《補編》，頁244）

依三立之見解，治理游士需把握下列原則：

　　1. 要解決游士問題，主要須從政治與教育兩大方針下手：「君相之事，布政以安之」，以及「儒生之守，飾道以靖之」；換言之，即指政治面上的政策施行，以及教育制度之推廣。不過在此文中，或基於「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立場，或基於推舉友人廖君率諸子耕讀於珠泉草廬的用意，三立對於「布政以安之」的政治面向並未多談，而是將重點鎖定在「飾道以靖之」的教育面向。

　　2. 關於尚武重勇習氣，須在其過與不及之間取得平衡：由於「寇亂興，鄉人出死力興兵誅滅」──面對寇賊的威脅，湖湘鄉人為求自保而崇尚英雄氣力，原本無可厚非；而軍功又能迅速干求勛位爵祿，名利雙收；久而久之，湖湘鄉人的氣質與社會風俗崇尚軍武，其隱憂則是充滿暴戾剛烈風氣（游士浮動之氣，覬覦奔走之風），是其不可不察之處；於是三立讚許友人廖君能夠看出其中端倪（明機權而審于世變），見世風日下而勢不可為，深切體悟到教育足以導正風氣的重責大任，毅然決然放棄名利，從仕宦之途退隱，投身於教育事業，待於珠泉草廬率領諸子耕讀，為導正士風之紮根付出努力。

　小結

　　三立經世觀重在學以致用：在教育上，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以「蛟龍」、「江河」、「水」三者為喻，構成「人才」、「空間背景」、「教育學習」。在「空間背景」中，隨著時間流動，逐漸厚積「教育學習」績效，人才就能孕育於其中，源源不絕；在因時制宜之變通原則上，因應世界專業分工化潮流，更進一步地提出了「士農工商皆須學校」的趨勢；教育與國勢之間存在著「學校教育興，則社會風氣良善；學校教育廢，則動搖國家社會」密切關係；在治理游士方面，須從政治上「布政以安之」，與教育上「飾道以靖之」兩大方針著手，並平衡過與不及之尚武重勇習氣。

[1]  吳宓：《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5 月），頁291。此為吳宓於1943 年2 月所做讀書筆記。右銘公即陳三立之父親──陳寶箴。

[2] 《通鑒輯覽》於乾隆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編年記事，上起黃帝，下訖明代，清高宗親作御批又稱《御批通鑒輯覽》。此書事賅詞簡，條理井然，便於流覽，在清代為一般讀書人所常讀之書。

[3] 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台北：時報出版社，2007年3月），頁221。   

[4]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7月），頁3─4。

[5] 語出〈廖笙陔詩序〉，《散》文卷五，頁832─833。

[6]  參見《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台北：華正書局，1991年3月），頁436─437。（原始出處：引自蟫隱廬影宋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卷十八）或見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台北：華正書局，1986年10月），頁121。

[7]  「辟雍」本為西周天子為教育貴族子弟設立的大學；當時大學有五，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中為「辟雍」。其中以「辟雍」為最尊，借代為「大學」，亦即以部分代替全體之用法。

[8]  相傳嚴光與劉秀為舊友，劉秀做了皇帝以後屢次徵召嚴光入朝；然而嚴光不慕富貴，仍在富春江七裏灘垂釣，表現了「隱居樂道」的思想。《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第七十三云：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劄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複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禦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複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9]  仲長統（西元180～220年），東漢末期思想家。字公理，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博學而善文辭，敢於諷刺時政，批評傳統思想，時人稱為「狂」。官尚書郎，曾參與丞相曹操主持的軍務。著有《昌言》34篇，已散佚，部分保存於《後漢書》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群書治要》以及《齊民要術》等文獻中。

[10] 隆指，對天子或上司的旨意的敬稱。指，通「恉」。《漢書．東方朔傳》：「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漢]蔡邕〈太尉喬玄碑陰〉：「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幹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讎。」[宋]葉適〈湖南運判到任謝表〉：「載馳袢暑，綿涉修程；既達置司，奉將隆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