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史(14)：理性與道德的時代

理性主義

在啟蒙運動與科學革命的年代，有賴於神經學的發展，對當時的社會大眾和醫生來說，以神經系統的錯亂，來解釋過去千百年來一直難解的精神疾病，儼然是一種新興的潮流。

同時，這樣的解釋也代表著，精神醫學的研究，真正從「心因性的問題」（過往的平凡人，還是傾向於將這種病稱之為「想像中的疾病」）過渡到生理問題。

特別是對於那些社會上的高知識份子而言，他們認為，順應著潮流，用科學的角度自然的解釋整個世界運作的觀點，比起舊時用神學和天譴來解釋一切的世界觀來的好得多。

簡單來說，當時的社會風氣瀰漫著一股亟欲擺脫「迷信」的思維，當時的知識份子出自一種超然脫俗的優越感，認為擺脫迷信的想法才能讓他們看起來與眾不同。而神經學的發展，正好為這樣的思維打開了一條新的道路。

畢竟就理性的層面看來，把精神疾病和瘋癲之事解釋成生理機制出了問題，本身就讓這種令人畏懼三分的疾病，不再如此令人感到無力和束手無策。若這一切能被物理的方式完美解釋，瘋狂就不再是未知的神秘問題。

然而，即便如此，比起那些理性的知識份子，社會上的一般民眾，還是有一股強烈的傾向，希望把這些精神失常的人，通通丟到黑暗的角落去，眼不見為淨。

對當時的人來說，罹患精神疾病，本身就表示著你失去了人性中最重要的一種特性：「理性」。而面對這些失去理性的人，社會大眾有著更極端的看法，便是認為這群人與野獸無異。

即便當時的瘋人院，已經開始捨棄將精神病患當作野獸對待的暴力手段，但社會上的平民可不這麼想，正因為理性時代的到來，那些喪失理性的人，才更讓人感到恐懼。

沒錯，即便時代已經進步，理性思維也已經風行上流社會，但對於實際上仍無法有效對付精神病患這件事，卻也從來沒有改變。某種程度上，因為理性思維的批判，使的人們又把精神病患和「喪失理性的野獸」連結在一起，再度傾向於把這些患者通通抓去關。

而這樣的想法，不只加強了社會大眾想把瘋子丟去陰暗角落的想法，更讓罹患精神疾病一事變的更加的令人感到畏懼，而這些恐懼與偏見，更直接開啟了精神病學史上的第二次大禁閉浪潮。

收容所的再度崛起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人口成長，有鑑於社會的需要，歐洲的許多地區開始著手興建前所未有的大型機構，以滿足未來可能會出現的收容需求。

為了因應大航海時代後期產生的殖民地管理問題，從歐洲出去各地劫掠的歐洲人，需要建立類似集中營的地方，好好的管理那些不配合的原住民。實際上，這種現象和14世紀過後、在歐洲各處大舉興建的恐怖瘋人院有異曲同工之妙。

歐洲人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只要碰到挑起問題的人，就把他關去收容所就搞定了。而如果需要被關的問題人物太多，那就蓋更多收容所。所以當時的收容機構，和以前一樣，不只是收容精神病患，更多的是當地的反抗者和異議份子。

因此，原本在歐洲漸漸變少的恐怖收容所，因為歐洲人的海外擴張，現在又再度的回歸世界舞台。而且規模便得比以前更龐大。

對於那些一般認為是屬於精神衰弱的人，大部分都能夠維持以往的方式，接受一些非正規的醫療。但是對於那些罹患重度精神疾病，且會對社會與家庭帶來困擾的人來說，收容所的崛起，徹底改變了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態度與手段。

在公立的收容所廣泛設立、並將這些重度精神病患集中管理以前，因為醫療技術的缺乏與經費的不足，當時的瘋人院普遍都處於相當低劣的狀況。這些美其名的治療機構，基本上與監獄沒有什麼差別，有的甚至比起監獄還要來的更糟糕。

而這樣的事實，也隨著文明的進步以及對精神疾病的恐懼發酵，逐漸的擴散到社會的各種階級，在此，人們才正式體認到，必須改變以往對精神病患的處理方法。

由於當時的社會瀰漫著一股「恐怖瘋人院」的氣氛，或許是出自對傳統瘋人院亂象的恐懼，由帝國政府出資成立的公立收容所開始出現，並漸漸的淘汰掉以往那些使用暴力、監禁等殘酷手段對付精神病患的私人瘋人院。

某種程度上，這種對恐怖瘋人院根深蒂固的想法，至現代社會也能看到，還不時有恐怖遊戲和電影以瘋人院做題材。可知先前的大監禁時代，對後世造成多大的影響。

為了擺脫恐怖瘋人院的印象，在當時，講究新式「道德療法」、以現代化手段應對精神病患的公立收容所，才是文明先進的象徵。

而當代的人，也以自己的文明是如此的進步感到自豪（特別是征服了那些「落後地區」做殖民地之後），但是這樣的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帝國殖民主義在全世界擴散，由帝國政府成立的公立收容所也開始在殖民地遍地開花。

很快的，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各處殖民地的收容所，變成了以監禁當地原住民和反抗份子為主要目地的監獄機構。這也宣告了世界史上第二次的大監禁浪潮到來。

道德療法

在新式的收容所革新之後，人們開始思考與以往的暴力管教不同的治療方法，因此，打著道德大旗實行的「道德治療法」因應而生。

在新的治療理念崛起之後，舊式的體罰、脅迫、暴力手段、鐵鍊等等的做法都是被禁止的，而取而代之的，是試圖以理性規勸喚醒病人自身的理性，而達到讓病患能自我控制的方法。

在這個時期的歐洲社會，隨著文明、醫學和制度上的改變，實際上大眾對精神疾病的看法已經漸漸有了改變；從以往認為瘋子是無可救藥、只能隔絕在社會之外的排斥思想，演變到認為：

「只有當我們盡量的使用對待理性之人的方式來對待他們，他們的心智才能夠被喚醒，從而對自我的行為進行約束。」的想法。

說是這麼說，但其實真的碰到精神病患的時候，大家還是傾向先把他丟去收容所關起來再說。

這種對精神疾病的恐懼，已經風行太久，即便社會的想法改變，做法可不一定會跟著改變。而諷刺的是，現代社會的大眾，大多還是如此看待精神病患。

在這樣的思想下，所有精神疾病的治療，都被控制在一個精心設計的治療環境下（說穿了就是改革過後的恐怖瘋人院）進行。

而由於看法上的轉變，當時處理精神病患的醫生認為，對於某些患者的怪異行徑與病態的行為，不能再以喝斥、脅迫、說教的方式刺激他們。而是要反過來，盡可能的誘導他們轉移注意力到別的地方，以減少刺激的方式來避免患者的狀況進一步的惡化。

而這樣的想法，乍聽之下好像已經和現代的觀念差不多，但實際上，社會上的風氣，還是傾向於將有問題的人全都丟到收容所眼不見為淨，至於收容所的醫生打算怎麼處理，百姓們根本不在乎。

對於當時受惠於工業革命而快速發展的西方世界來說，收容所存在的必要價值，來自於處理這些無法應對外在世界的人。

收容所的存在，不只讓外面世界的人能夠忘掉這些瘋子，同時也讓這些被社會排斥的份子有個退隱喘息的場所。簡單來說，收容所的存在意義，就是為了將「正常人活著的世界」與「只有瘋子存在的世界」分割開來。

而為了因應社會這樣的觀感，當時的收容所醫生也採取相對應的態度，他們逐漸認為，精神混亂的病人在家庭的照料下，幾乎不可能被治好。而被隔離的越完全的人，反而越容易治療，這是因為環境改變的緣故。

當時的醫生認為，有許多精神混亂的人之所以變得異常的躁動與無法控制，就是源自於這些世俗社會的親朋好友帶給他的各種精神刺激所致。

相反的，在良好隔離、且有良好品質管理的收容所中，這些被認為是精神異常的人，可以好好的休息，並在收容所工作人員的照護下，漸漸的減少他們瘋狂的性情。而隨著症狀逐漸地減輕，他們與外面自由世界的隔離就越少，也越有可能達到所謂的「完全康復」。

在瘋人院的改革中，隨著許多資質參差不齊、甚至管理惡劣、以至於讓世俗社會對其反感的瘋人院漸漸地關閉，取而代之的是這些進行道德治療的新式收容所。

在這裡，以往那些沒有醫學知識和技術的投機分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醫護人員，而在這些「正直且誠實」的醫護人員手中，仁慈且道德的治療手段肯定是既安全又有效的方法。

然而，當時的醫護人員並不知道，距離實際上真的有辦法治療精神疾病，還有將近兩百年的路要走。

在當代人們的眼中，這樣的改革不僅代表著文明與社會的進步，更帶給社會大眾希望。在新式的收容所裡面，安寧將會降臨，那些被拋棄的希望將會重生，在那些絕望與自我毀滅的想法消失之後，留下來的只剩下愉悅以及寧靜。

在當時的社會大眾看來，新式收容所的出現，儼然就是烏托邦的誕生，而在這樣的思潮下，社會第一次接受了：「瘋癲與精神疾患就像感冒，只要妥善照顧就能痊癒。」的想法。相對於當時還在鎖國的東方世界，這樣的思潮已經領先了將近200年。

儘管沒有什麼人會反對，比起舊式糟糕落伍又充滿血腥暴力的恐怖瘋人院，揮舞著道德大旗的新式收容所，果然還是來的更先進且人道的太多。

但實際上後世知名的法國哲學家「傅柯」，就曾對這樣的社會狀況進行過批評。他認為，所謂的「道德治療」不過只是一種「巨大的道德監禁」，不過就是以道德的大旗，把「監禁病人合理化」。但普羅大眾往往錯誤的相信，這樣的治療手段正是「道德與人性的體現」。

而實際上，當時道德治療的本質，不過就是以「公家強制監禁的機制」作為基礎，讓那些凌駕於瘋子之上的人們（至少當時的人是這麼認為），訂定一套遊戲規則，然後讓他們在這樣的規則之下，期望那些瘋癲之人能夠漸漸喚醒自我的理智而已。

然而，總合來說，這樣的治療手段確實比起以往的恐怖瘋人院更能讓社會大眾接受，也因此，這樣的制度在興起之後廣泛的流傳到後世，其影響力一直到近代都沒有消失。

是瘋狂？還是疾病？

儘管在對待精神疾患的思維上有所改變，在治療手段上也採取比較溫和的道德療法，但實際上，道德療法對於那些陷入重度瘋狂的人們來說，仍然沒有什麼效果。

儘管當時的醫生漸漸的了解到道德療法與醫學的差距，卻仍然找不到關鍵的突破口。縱使結合了經典的治療法（各種藥粉、麻藥、鴉片、大麻等等，在當時普遍被拿來治療其他生理性病痛的藥物）仍然無法治療重度精神疾病。也因此，當時的醫學界亟欲找到一個能夠合理解釋精神疾病並加以治療的方法。

而顯然，當時主流的神經醫學，仍無法給予世界一個確切的答案。

在當時，由於醫學的進步與解剖學的發展，當時的醫生已經能夠掌握部分疾病的生理原因（如觀察到器官的腫脹、或著有生理性的變化等等），然而同樣的解剖技術應用在腦部的解剖時，卻看不出瘋子的大腦與正常人有任何差別。

也因此，認為精神疾病肯定具有生物性基礎的看法，至此仍然只是一個假設，在當時的病理解剖上，「精神疾病基於器質」的論點實際上是缺乏穩固的基礎。

至此，由於各種生理證據的不足，醫界對於精神疾病的看法也產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在唯物論者的眼中，人類就只是單純的生化機械，人們所謂的心智與靈魂實際上只不過是對大腦功能的誤解而已。

在唯物論者眼中看來，人類之所以認為生理與心理是不同的東西，僅僅只是一種歸類謬誤。實際上，瘋狂所引發的各種症狀，僅只是大腦功能性的失調，一如嘔吐、胃炎的病灶在於胃；氣喘、咳嗽在於肺一樣，都只是單純的「器官性疾病」而已。

然而這樣過度直接的唯物論觀點，在當時以基督教道德教義立足的歐美社會之中，儼然是一種毫不掩飾的無神論。

對他們來說，唯物論主義者對瘋癲的看法，直接的否定了「心智」與「靈魂」的存在，而為了避免醫學理論和傳統社會價值過意不去，這種太過直接的唯物論很快地被主流學界捨棄，並改良出了一個新的理論。

基於「笛卡爾學派」的哲學與宗教觀點，當時的醫生們肯定心智的混亂一定有其生理因素的觀點。然而，心智本身與大腦有著非常明確的差別，在他們的眼中，心智與靈魂是超然於人類的生物功能以外的存在，而這超然乎肉體的東西，固然不會生病。

在這樣的觀點下：「大腦實際上是心智與靈魂的載體，而精神疾病的產生，是因為大腦這個載體生了病，導致心智功能無法正常運作。」

而在這個原則之下，所謂精神失常，就不會是一種理解能力上的疾病，而是神經系統的問題。只有神經系統正常運作，人類的心智才有辦法正確的理解事物。

換句話說，靈魂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大腦的神經系統，其無法正確執行靈魂給予的命令，這就是當代符合神學和醫學的最佳解釋。

實際上，以現代的精神醫學角度看來，這樣的說法，仍是治療上的主流。也就是說，現代精神醫學並不是完全否定心靈和靈魂的觀點，而是基於一種「或許有可能」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讓靈魂和宗教觀一起存在於精神醫學的世界。

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之下，非物質的靈魂，不管是在傳遞還是接受訊息上，都必須仰賴基於生理基礎的物質性器官。

這樣的論點，實際上很乾淨俐落的將神學上的靈魂、與醫學上的肉體進行分割，一方面承認了心智與靈魂的存在，一方面又將精神失常穩固在神經學的基礎上，在這樣的框架之中，大腦僅僅只是乘載心智的器官，而不是心智或著是靈魂本身。

這樣的觀點，在現代就好比電腦軟體和硬體的差別，硬體（好比大腦）本身只是乘載程式軟體（心智或著靈魂）的載具而已，硬體如果毀損，軟體再怎麼厲害也無濟於事。

而這樣的論點，一直到二十世紀都主宰著精神病學的領域。甚至今日歐美主流國家的精神醫學，也並未完全脫離宗教。

至此，歐洲醫學界已經沒有什麼人會去質疑，「精神的失常是來自於大腦與神經系統的混亂。」這樣的觀點，而既然社會都普遍承認這是一種疾病，那麼，把精神失常的病人丟給醫生處理，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即便，這些醫生還是會先把你關起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