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史(19):藥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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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類的植物


在兩次大戰期間,各種麻醉用藥物和興奮劑大量的被應用,用以應對大量的傷者與精神不濟的士兵。


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從罌粟中提取的鴉片類藥物。鴉片類藥物,包含了鴉片本身,以及衍生出的嗎啡海洛因(二乙醯嗎啡)。


然而,人類不是在二次大戰期間,第一次用上這些藥物,早在公元3000年前的蘇美文明,就對罌粟花這種植物的功效有所記載。在蘇美人的文獻中,罌粟被稱為「快樂植物」,早在古埃及時代,罌粟的汁液就被拿來鎮痛、麻醉和安眠。


在歐洲,大約是中世紀的時候,在十字軍東征以前,罌粟花就隨著阿拉伯商隊傳入歐洲,但當時因為提取技術的不成熟,也沒有化學手段,故一直是「有療效、但未必很有效」的藥物。直到後來,化學出現,才開始對鴉片進行各種進階的探討和提純。


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00年,在1803年,德國藥劑師塞爾特納,首次從鴉片中分離出嗎啡,並命名為「Morphium」,以紀念希臘「夢神」墨耳甫斯(Morpheus)。在當時,就成為了極強效的鎮痛劑和麻醉藥物,嗎啡的出現,讓創傷手術變得更方便,但也帶來了很多副作用。


隨著嗎啡的普及,當時的醫生就已經逐漸了解到,嗎啡其實是一種極易成癮、且可能有巨大危害的東西。但礙於當時的藥劑技術,嗎啡有它不可取代的外科手術地位,於是仍繼續使用下去。


而隨著英國人在帝國殖民主義後期的活躍,鴉片類藥物廣泛的在世界各地被兜售,而後在1840年時,引爆了與清朝的鴉片戰爭。1840年和1856年爆發的兩次鴉片戰爭,大大的削弱了清帝國的實力,以至於進入動盪不安、群雄割據的清末年代。


可以說,罌粟自十字軍東征、開始普及歐洲之後,隨著征服者的腳步,跟著戰火踏遍全世界,所到之處盡是對文明的毀滅、以及對人類的毒害。


然而,這還不是罌粟這種植物的極限。


1874年,英國化學家首次合成海洛因(二乙醯嗎啡),其活性比嗎啡更強。後來由德國的藥商發售,宣稱是一種「強力止咳」的藥物,且低副作用,甚至說是比嗎啡更強、卻更低成癮性的藥物,還一度被稱為:「可以拿來戒除嗎啡上癮」的神奇藥物。


當然,後來證明,之所以可以治療嗎啡上癮,是因為海洛英的成癮性比嗎啡更強,在當年,有了海洛英,誰還要嗎啡?


儘管鴉片的衍生藥物在現代多半都被限制使用,但事實上,現在還有一種弱效的鴉片衍伸藥物,因在止咳上有強大的價值,且可以強力止瀉,現在仍在使用。


隨著時間的流逝,兩次世界大戰先後爆發,為了應對戰場上的傷兵和創傷手術,鴉片類藥物的使用達到了全盛期,而古柯鹼安非他命等藥物先後投入戰場。


為了讓士兵們保持長時間的警惕和增加戰鬥的勇氣,這些東西不斷的生產,在世界各地的戰場上發揮其毀滅性的功效,讓人捨棄理性,在血腥的戰場上奮戰。


當時,可以說是整個世界都陷入了瘋狂,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人類史上第一次陷入集體瘋狂的殘酷年代。


至此可以說,戰爭讓全世界都瘋了。


而《瘋癲文明史》的作者,更表示,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一種全世界性的瘋癲,在那個時代中,已經沒有正常人的存在。


而隨著戰爭的結束,這些藥劑在事後被檢討,醫學界終於承認,往昔戰場上的英雄藥物,其實是最惡劣的理智毒藥。它引導了人性在戰爭中最殘暴的一面,讓世界陷入戰爭的集體瘋狂之中無法自拔。


而後,這些戰場上的明星藥物,紛紛被列為禁藥或是管制藥品,而那些倖存下來的士兵們,則陷入了長期的成癮症和各種戒斷導致的身心症狀。以往這些戰場上的英雄,在僥倖從戰場上回歸後,一部分的勇士們,變成了無法擺脫藥癮、長期陷入痛苦的毒癮患者。


以往的精神醫學界,本來對這些鴉片類藥物、興奮劑等多有期待,認為藥物的發展,終究可以證明,基於神經學的傳導物質理論是正確的,且能夠治療精神疾病。


但目前看來,出現在世界上的,多是破壞人類精神的毒藥,而非精神疾病的解藥。


抗精神病劑的出現


隨著時代的變遷,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世界陷入秩序的重整,在世界慢慢恢復生機以後,有賴於精神分析學的興起、各種小型精神科診所廣泛設立,加上精神分析學在西方社會的普及、以及醫學重大突破的出現,讓精神醫學界開始有了轉機。


在1933年,法國製藥公司Rhône-Poulenc實驗室開始一系列的藥物研發,主要是製作抗組胺藥物(治療過敏)。1947年,他們合成了Promethazine(異丙嗪),發現其鎮靜和抗組胺效果比其他早期藥物更顯著。後來因為其鎮靜效果佳,被當作手術前藥物使用,協助鎮靜接受手術的患者。


而後,一名外科醫生亨利·拉博里,認為這種化合物可能可以穩定中樞神經系統,產生強大的鎮靜效果。他將這種狀態描述為「鎮靜但不至於麻醉」。亨利醫生建議藥廠根據Promethazine的結構,進一步開發穩定性更強的化合物,以協助進行外科手術。


隨著時間的推移,1950年12月,化學家保羅·夏邦捷製備了一系列化合物,其中包括代號「RP4560」的試作品。


在RP4560誕生之後,醫界原先將其作為手術前鎮靜劑使用,發現其效果良好。後來,亨利醫生發現到RP4560廣泛性的鎮靜效果,便開始思考讓RP4560使用在有強烈躁動的精神病患身上。


原先,在精神病院的實驗並不順利,但在逐漸調整劑量之後,發現到RP4560不只可以強力鎮靜患者,居然能讓躁症患者和思覺失調症患者恢復一部分的理智、甚至脫離精神病狀態、以至於能恢復意識,稍微能正常溝通。


其後,RP4560在精神病院進行了廣泛的實驗和研究。於1952年時,一篇法國的臨床研究報告,描述了使用RP4560每日注射治療38名精神病患者的經驗,其表現出相當強效的鎮靜效果,且表示能夠有效恢復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思維和異常行動。


而同一時期的美國精神病學界,也開始關注這顆藥物,很快的,美國的精神科醫生訂購了部分的RP4560,並引入美國進行對抗精神病的實驗與治療。


原本,精神醫學界對此不抱期待,因為根據經驗,多數新開發出來的藥物,都無法治療重度精神疾病。尤其經歷過兩次大戰的洗禮後,看著那些殘害人類神智的東西一個接一個出世,卻從未見過能醫療重度精神疾病的藥物出現,如此事實,更讓精神醫學界陷入低潮。


實際上,當時的精神科醫生們是非常悲觀的。但RP4560的實驗報告,讓精神醫學界開始改觀、認為原本的神經系統假說可能真的是對的。


此時的精神醫學界,遠遠沒有預想到,RP4560的出現,將自此徹底改變精神醫學界。而這顆藥物,將被正名為「Chlorpromazine」(氯丙嗪)。


至此,人類史上第一顆抗精神病劑:Chlorpromazine(氯丙嗪)真正誕生了。


1953年,隨著世界上第一個抗精神病劑「Chlorpromazine」(氯丙嗪)橫空出世,在歐美各地區密集展開的臨床實驗中,證實了它能有效對抗一直以來束手無策的重大精神疾病,精神醫學界喜出望外。


Chlorpromazine的出現,宣告了上千年以來、持續籠罩著精神醫學界的黑暗、終於透出了一絲曙光。在氯丙嗪出現之後,精神醫學界首次成功的透過現代化藥物,治療重度精神疾病。


由於藥物的有效性被證明,部分能夠被治療的重度精神病患得以出院、在定期服藥之下保持一部分的正常,雖沒有完全治好、但大致上可以簡單的自理生活。


至此,300年來、以收容監禁為主要手段的收容所體系開始崩解。


而藥廠也開始大規模的動起來,瞄準背後龐大的商機,準備製造更多可以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現代臨床使用的抗憂鬱劑,大多是在這個時期同時開始研究,氯丙嗪的出現,可以說是顛覆了精神醫學界的偉大革命。


由於抗精神病劑的成功,人類首度能夠用藥物控制重度精神病患,讓他們能夠比較正常的在外面的世界生活。這直接導致收容所的需求大量下降,大部分的精神病患因為藥物的革命,終於能夠脫離收容所的牢獄之中。隨著那些可控的病患一一離開收容所,加上更多的新藥上市,17世紀開啟的收容所時代,終於開始瓦解。


至此,精神科醫生終於不用透過那些老舊的經驗手段,和奇怪的治療手法來治療精神病人。


無庸置疑的,藥物的誕生確實解決了一部分的問題,因而直接促使了收容那些難治精神病患的收容所開始消失,可說是直接革新了精神醫學界。


但是,藥物在部分的統計實驗上,也並非理想上這麼有效。即便如此,在社會的需求不斷減少的情況下,收容所終究還是逃不過時間的考驗,如同歷史上那些後來被證明毫無用處的治療手段一般,逐漸的從現實世界的舞台上退下。


收容所帝國的崩解


在1950年代的藥物革命出現之後,西方世界對精神疾病的印象開始大幅度的扭轉,從這時開始,精神疾病再也不如以往,被人以極度悲觀的角度看待。而自藥物出現以後,精神病院存在的價值開始遭受質疑,甚至被視為「毫無存在價值的機構」看待。


至此,社會上開始有一種看法,認為大量精神病院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阻礙精神醫學進步的象徵。


因為不管患者在精神病院中做什麼,都會被醫生當作是疾病的表現,因此根本無法有效鑑別哪些行為是疾病所導致。而隨著藥物成功打開市場,在人道主義公共政策的革新以及醫療健保概念的推波助瀾之下,最終瓦解了持續幾個世紀的收容所帝國。


隨著氯丙嗪的腳步,在數十年間,更多新一代抗精神病劑的出現,正式將橫跨數個世紀的大禁閉時代給終結,但事情並未這樣結束。


現實並沒有理想中這麼的美好,在西方開始放棄並且淘汰掉收容所之後,新的問題也出現了。對於那些失去了收容所的慢性精神病患來說,實際上整個社會只是把壓力再度丟回到他們的原生家庭之中而已。


對於那些情節比較輕、用藥物就足夠控制病情的患者來說,表現得和正常人一樣、甚至融入社會並沒有太大的問題。至於那些沒有親人支持的嚴重慢性精神病患而言,收容所的關閉使得他們流落街頭。


而這樣的情景,正式宣告了以往那道隔絕現實世界與精神病人之間的藩籬消失,即便新出現的藥物後來證明了它們並不是精神病學的救世主,也再無法扭轉這樣的局面。


儘管如此,藥物的出現還是為精神病學界寫下了重大的里程碑,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逐漸取代了精神分析學的地位,進而主宰著精神病學,其影響持續至今,成了現代精神醫學存在的基礎


精神分析的沒落


在精神分析學主宰著精神病學世界的情況下,起初藥物的作用是不被看好的,對精神分析學派來說,藥物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手段。


他們認為藥物的治療,沒有辦法貼近病人真正的心理動力問題,然而,面對越來越多的藥物種類和數量,精神分析學派的醫生們,開始採取別的態度來面對藥物的挑戰。


對他們來說,藥物或許起了些治療作用,至少部分藥物證明了它對於無法鎮靜的病人時起了相當的療效,而這種讓病人鎮靜下來的效果,確實有助於之後的心理治療。而藥商為了能將藥品順利地賣出去,便迎合當時社會的口味,將藥物宣傳成一種心理治療輔助的工具,以穩固其市場地位。


對於精神分析學來說,精神疾病的發生與其心理原因有絕對的相關性,精神分析學本身與其它醫學最大的不同點,就是用多元的角度去看待疾病的問題。


在傳統精神醫學的眼底子下,精神疾病與生理功能有其絕對性的關聯,而這樣關鍵的差距,注定了瘋子的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絕對的對立。


然而精神分析學不這麼想,他們認為,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許病態,只是嚴重的程度與否


對精神分析學來說,不管是輕度還是重度的精神疾病,都沒有其分類上的重要性,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專注於每個病患獨特的心理創傷,而不是將精神疾患的標籤制式化的貼在他們身上


但是,這樣的做法,卻另外產生了新的問題,也就是大多數精神分析學派的醫師們,無法對同一個病患做出準確且一致的診斷,面對同樣嚴重的精神疾病,數個精神分析學派的醫師們可能會做出不同的診斷,而沒有共識。


而這樣的診斷差異,嚴重的傷害了精神分析這門專業的正統性與專一性。


在197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大衛·羅森漢恩一項關於檢驗精神病患鑑定標準的一項著名實驗,再次嚴重打擊了精神分析學的威信。


在這場實驗當中,羅森漢恩派出了數名聲稱自己有思覺失調症的「假精神病患」住進地區精神病院,結果卻沒有任何的精神科醫生有辦法鑑定出他們的真偽,此實驗因而聲名大噪。當羅森漢恩的論文一發表,馬上引起了精神醫學界的軒然大波,並在此讓精神醫學留下了一大污點。


爾後,診斷不精確的問題,一直成為精神醫學界的燙手山芋。


到了後來,面對來自藥廠日益增加的藥物測試需求,精神醫學界再度迎來了新的挑戰,為了發展新藥,藥廠需要找出同質性的病人來做投藥試驗與統計,才能夠分辨出哪種藥物對於特定疾病是有用的。


這時精神科醫生對於病人的鑑定就很重要,唯有讓精神科醫師辨認出患者真正具有的精神問題,才能夠很好的分類病人、並進行二重雙盲實驗,進而證明新藥的效果。


然而,到底如何去區分哪些人是正常人、哪些人又是有精神問題的?這個困擾了世人上千年的經典精神醫學命題,自此再度引起大家的注目。


在沒有X光、核磁共振、抽血檢驗甚至化學試驗的情況下,誰能幫助世人分清楚瘋癲與正常的邊際線?


或許,抱持著經典懷疑論的人,會認為在任何生物性檢驗標準出世以前,精神疾病就只是人們虛構出來、用來幫那些看起來不那麼正常的人貼上標籤的工具而已。


然而,誰也不能否認,世界上就是存在著這麼一群人,他們所處的世界彷彿和世俗人們所活著的世界互相平行一般,詭異的令人摸不著頭緒。或許,除了這種比較極端的精神疾病患者以外,我們還會懷疑,世俗社會上還有著另外一群人,他們看起來雖然和常人無異,精神狀況卻遊走在正常與瘋狂的邊界之上。


而對於這些不明顯的例子來說,又有誰能夠分辨得出他們的問題?還是說,實際上這個世界和精神分析學所說的一樣,世上根本沒有「正常人」的存在呢?


很快的,20世紀末即將到來,這系列的精神文明史,也將進入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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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初期燃起的各種生理實驗熱潮退去之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似乎逐漸在精神醫學之中找到自己的立基點。 在經過了世界大戰的洗禮、以及見識到了戰爭如何使健康的人類走向崩潰的邊緣之後,以創傷和壓抑引起各種精神疾病的可能性開始被認真的探討起來。 至此,以精神分析為主的心理治療,開始席捲了歐美世界。
有鑑於醫學界對於瘋癲的判定越來越寬鬆,到了19世紀末期,神經衰弱與歇斯底里已經變成了精神醫學界的主流疾病。而對於如何治療重大精神疾病,當時的醫生們反而不是很有興趣。 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橫空出世之後,傳統精神醫學受到了挑戰,而後續引起的兩次世界大戰,更是大幅影響了精神醫學的發展。
就某些層面來看,至19世紀為止,西方醫學對於精神失常的診斷,其實還是停留在一個相對匱乏、且缺乏扎實理論根基的狀態。 突破了信仰年代之後、神經學的出現一度讓精神醫學的前途露出曙光,然而在多年的醫學理論革新之後,精神醫學終究回到了原點。在19世紀的末期,精神醫學正面臨抉擇的十字路口,重新思索瘋狂的根源
在19世紀到來後,西方社會迎來了密集且劇烈的社會變化。 上一個世紀的末期,是歐洲人到處興起大革命的年代。在這個新潮思維快速衝擊傳統社會的年代中,歐洲世界充滿了分崩離析與血腥又暴力的改革。 在這個快速變遷的混亂年代,一個接一個新學說的出現,對精神醫學發起了挑戰。
在啟蒙運動與科學革命的年代,有賴於神經學的發展,對當時的社會大眾和醫生來說,以神經系統的錯亂,來解釋過去千百年來一直難解的精神疾病,儼然是一種新興的潮流。 同時,這樣的解釋也代表著,精神醫學的研究,真正從「心因性的問題」變成「真正的疾病」。 即便如此,事情還是沒有解決。
有賴於神經學在17世紀末的發展,到了18世紀時,新的理論已經能夠套用在難以捉摸的精神疾病之上。 在啟蒙運動和科學出現之後,歐洲迎來了一次大改造的浪潮。隨著宗教改革的風潮,大量的新思維與學說席捲歐洲社會,自文藝復興之後,歐洲再度迎來了一個全面革新的全新年代。 而宗教與科學,即將產生激烈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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