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想針對這書中的兩大夾擊青少年跟孩童的勢力中的第二勢力,也就是現實世界中過度保護的議題來分享。
*本書提出的青少年與兒童心理健康下降的兩大主因包括:虛擬世界的過度放任以及現實世界中的過度保護。
若在現實世界中有極大程度的自主性,以及不受大人監督的玩耍,孩子大腦會長時間處於「探索模式」(行為促進系統BAS),反之,當社會普遍施壓父母,要求父母應該無微不至的呵護時,孩子大腦多半會採「防禦模式」(行為抑制系統BIS)。BAS與BIS這兩系統,共同構成一個可以快速適應環境變化的機制,就像恆溫器一般。
探索模式與防禦模式平衡是學習跟成長的一大基礎,好於學習的健康心靈,通常會將大腦預設為探索模式(也就是對世界的好奇與親近),而在遇到可能危險時,切換成防禦模式(選擇戰鬥、逃跑或僵止),但智慧型手機以及等等會提到的安全至上主義,卻容易使孩子的大腦預設模式轉換回防禦模式,認為現實世界是危險的,而使孩子卻步去嘗試、冒險與學習。
幼樹需要風才能正常生長,為了回應風吹的張力,根系才會擴張,以供更強的抓地力。經歷強風洗禮的幼樹,長大後可以承受更強的風力。反之,養在溫室的樹木,有時還來不及長大就因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而倒塌。
塔雷伯創造「反脆弱」一詞,用來描述那些需要不時撞擊、才會變堅強的東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免疫系統」,小孩需要盡早接觸汙垢、寄生蟲、細菌,才能增強免疫系統。那些試圖在無菌的衛生環境中養育孩子的父母,會阻礙孩子免疫系統發展,反而害了孩子。而心理免疫系統也是一樣,孩子需要挫折與挑戰,才能成長。
1980-1990年代父母開始減少子女自主權的幾個原因,隨著城市和鄉鎮的發展與都市化,空間設計傾向以汽車為主,加上新聞24小時循環撥放一些恐怖事件…影響所及,整個20世紀末,社會的凝聚力下降,大家不再認識自己的齡居,在也沒有大人充當「街道眼」,替孩子安全把關。然而,1970年代最重要的變化可能是家長越來越擔心害怕 : 認為所有人都是壞人,每一件事都會對孩子構成威脅。
作者提到,大約在1980年代後,許多原本支持孩子自主探索的國家,開始轉變的教養風個,不在讓孩子獨自上學、出去遊玩,甚至不能在沒受成人監督的情況下進行有風險的遊戲。父母變的更緊迫盯人、保護欲更強、充滿擔憂,並且更加仰賴育兒專家的指導。奇怪的是,孩子地玩耍時間變少,但他們與時間一樣不夠用的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卻變多了。
書中還提到,父母更常將工作中成功的經驗套用在育兒中,認為自己能透過訓練來將孩子變成良好的產品
但事實是,就犯罪、性犯罪、甚至酒駕等風險來說,不管從哪個角度評量,當今兒童在公共場所都比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更安全,可以這麼說,我們無疑都處在可以稱為史上最安全的世代
對於彷彿得了恐慌症的家長,作者用「安全至上主義」來形容這時代的樣貌,且在這個時代的「安全」的概念,跟過往有了本質上的差別,以前形容安全多描述的是身體上的安全,但到了現代則廣泛了納入了情緒安全、心理安全等模糊不清以及可以無限想像的概念,也使的安全漸漸轉變成無窮盡的要求與約束。
將安全奉為高於一切的信念,也因為父母對同胞和自己孩子的信任大幅下降,許多人則贊成乾脆取消兒童自由。
當處處要求安全,等於阻斷了許多孩童體驗世界的機會,作者稱智慧型手機以及安全至上主義為兩大「體驗阻斷器」,上述對於兒童反脆弱的特質中有提到,對於兒童健康成長來說,受挫是必須的,而許多研究也證實,幼時缺乏受挫、冒險、嘗試的體驗,對於成人的自我調控、情緒穩定、面對挑戰的抗壓以及隨機應變都有不利的影響。
除此,當阻止孩子體驗周遭,以及總是要求監督的氛圍下,也會傳遞給孩子一個訊息:「這世界的危險的,需要處處提防」,這也讓孩子將大腦預設的探索模式(這世界是有趣、好奇與親近的),轉換為防禦模式(這世界很危險)
對於安全至上主義,還有個附加的影響,被作者稱為「集體行動困境」,在美國漸漸看不到孩子獨自在街頭玩耍,這不單影響到信奉安全至上的家長,還影響到其他選擇讓孩子練習獨立、嘗試冒險的家庭。
作者提到,有些父母就因為願意讓孩子獨立出去自由玩耍,而被「熱心」的鄰居檢舉不當管教,而吃上官司,甚至牢飯...
書中提到,那些限制孩子獨自體驗自由玩耍的家長,卻津津樂道的談論到自己過往在更加危險的年代,卻更早擁有獨自探索的權利,我覺得會有如此的反差,在於他們的時代被否定了。
孩子需要受挫、需要受傷,才能學會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才能學會如何避免受傷,才能學會如何與他人協商、應對進退,我們說著不要讓孩子受傷的話,正可能是對孩子未來最大的傷害。
而這情況因為集體行動困境變的更加龐大與複雜,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我們一同合作來檢視與改變,才有可能重新找回孩子的獨立自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