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識感
在精神醫學的範疇中，沒有任何東西，比科普病識感的概念還要來的更重要。因為這決定一個人能不能鼓起勇氣、走進診間，真正展開療程。
病識感可說是精神醫學的治療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也是患者所必須具備的重要能力。在簡單的分類下，病識感的認知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包含：
- 患者認知到自己生病。
- 患者知道這些疾病與精神問題有關，且將問題歸因於精神疾病。
- 患者對此精神疾病有基礎的認識，並願意接受治療。
理論很簡單，但做起來非常困難。
病識感的有無，對於精神疾病患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項關鍵因素。若患者並不具備任何的病識感，那麼醫療行為基本上就不大可能會發生。
然而，即便病識感如此的重要，但就現階段的精神醫學來說，讓患者擁有、並且保持病識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對於那些本身就屬「認知能力受損型」的精神疾病，要產生病識感還真是一件困難無比的事情。
尤其是思覺失調症和躁鬱症，這兩種疾病本身會因為幻覺和妄想，進而破壞患者的病識感。故這兩類病患通常病識感不好，進而造成自我照護困難。
關於病識感的產生，本身牽涉到許多的內部與外部因素，如果單就病識感的等級做簡單的分類，可以分為以下四種：
- 完全的病識感：個案知道自己生病，也願意配合就醫。
- 具部分病識感：個案知道自己生病，但不覺得需要就醫。
- 少量的病識感：個案知道自己有點不太對勁，但歸咎於太累或其他因素，不認為是生病，當然也覺得不用就醫。
- 嚴重缺乏病識感：個案完全不認為自己有問題、更遑論就醫。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對於病識感的論定，除了醫師對個案的行為進行判斷之外，基本上也與個案本身對醫療知識的理解、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的看法、以及個人價值觀有著複雜難解的關係。
然而，不論患者是不是具有精神疾病，基本上人類對於自己的心智狀況健康與否，實際上很難透過「內省思考」進而覺察。自己的行為有問題，通常得仰賴外人對自身的意見回饋，進而得知。
由於精神疾病的演化，往往是長時間且緩慢的進程，這個問題有點像是溫水煮青蛙一樣，當事人可能很難在漸進式的病程中自覺自身的精神狀況出了問題。除非到了非常嚴重且激烈變化的地步，不然很少會被自己或著旁人發現。
也就是說，光是產生病識感這件事，本身就很困難。因為現代整體社會缺乏「社會整體的病識感」。
實際上，許多個案到了嚴重病發的程度時，還會因為種種因素，而被旁人引據一些曖昧不明的理由，當作是一種「正常現象」來強加解釋。而既然連旁人這樣的觀測者角度，都不一定能夠察覺到患者的精神異常，更遑論患者對疾病是否能夠自我覺察。
尤其在精神衛生教育不廣泛的現在，許多可能有潛在精神問題的人，往往都只會被周圍認為只是單純的「怪人」、「個性就是這樣」、「他這樣怪怪的才正常」等理由，含糊籠統的解釋過去。
然而不可否認的，精神醫學對於鑑別一個人到底是有「精神疾病」還是「正常人」之間，仍有著很大的灰色地帶。
也就是說，即便有早發性的精神障礙，也未必能夠被診斷出來。畢竟當代的精神醫學還是以臨床問診為主，而臨床問診則受到「醫師主觀認定」以及「個案主觀陳述」的影響，而缺乏科學數據去明確的論斷究竟是哪種疾病。
簡單來說，現代醫學仰賴許多實際的藥理數據，進而推斷病況，但精神科的問題在於不能用數據證明疾病。例如抽血可以驗出很多東西，包含肝功能指數、腎絲球過濾率、藥物濃度等，但目前沒有任何抽血的報告可以明確告訴你：「你有憂鬱症」。
畢竟精神醫學一籮筐的疾病，基本上無法透過像抽血、驗尿等方式，確切的以數據資料來認定個體是否具有諸如高血壓、尿蛋白過高、血糖過高等等問題。
而躁鬱症和其他被視為重大精神疾病所仰賴的藥物治療，也是仰賴目前並未完全明瞭的「神經傳遞物質理論」來進行，而欠缺客觀科學數據化的檢驗數值，來加以證明個案是否具有哪種類型的精神疾病。
看到這裡，許多人可能會認為，未能完全明瞭的理論怎麼能拿來做治療依據呢？但實際上，現代醫學就是建立在經驗法則之上、透過不斷的試誤、除錯所累積出來的。而不只是西方醫學如此，東方醫學一直以來也是如此，我們常使用的漢方中藥、針灸、拔罐推拿等技術，也是經驗累積的結果。
而精神醫學的臨床診斷上，比其他醫學專科更仰賴「個人化的實證」，也就是重視實際投藥來測試反應的這種「試藥」行為。由於每個人的狀況不同，同樣的藥物在不同人的身上會有不同反應，要知道有沒有用處、效果好不好，唯有實際試驗。
在此，我們可以知道，是不是具有一套完整且有足夠驗證性的理論，對於臨床治療實際上並不是這麼重要。反而是如果這個方法用了有效，且當下似乎沒有更好的方案，那麼理性的人們便會認為，這樣的方法「在現實層面的考量下」姑且還算是可行的。
實際上，綜觀精神文明史，現代的治療藝術，和古希臘的醫術哲學也是相去不遠。
病識感從何而來
病識感的產生相當的複雜，除了自身對於醫學的理解可能能夠增進病識感以外，生命中許多突發的事件，都有可能忽然令人產生病識感（靈光一閃忽然覺得自己是不是有病，神奇吧）。而這件事情與個人的思考模式與邏輯能力也有一定的關係。
根據臨床經驗，一般認為，嚴重的精神疾病（躁鬱症、思覺失調症等）因為腦神經元受損、或著多巴胺分泌過多而容易產生幻覺、妄想的精神疾病患者，由於思維能力的受損，故很難產生足夠的病識感。
在這裡，我們先排除生物機制缺陷的問題，先從個人的人格養成進行思考，就可以知道，病識感其實是一個「整體文明」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會認為，舉凡社會氛圍、宗教理念、家庭教養的風格與父母的行為，皆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個人的性格發展與價值觀的建立。而這些養成的價值觀和人格特質，本身也會對病識感的建立產生影響。
就以普世認為是具有「優秀特質」的外向型人來說，這樣的人容易融入群體、精力旺盛、總是有許多的點子與計畫在腦海中，並鼓舞著旁人、或受到旁人的鼓勵。
不可否認的，我們普遍的會認為具有如此特質的人容易成功，然而這樣的人，在精神醫學看來，很有可能是具有類似「輕躁狂」的特質。
然而由於社會上並不認為這樣有任何問題、個案本身也有可能認為這樣的狀況非常的好、而不願意治療，那麼我們便很難說這樣的狀況，到底該不該算是「病識感不佳」，更遑論就醫。
某些程度上，那些有穩定輕躁狂傾向的人，醫學界有時也不認為這樣的個案需要就醫，除非明顯的發展成躁鬱症。運氣好的話，他可以一生都在輕躁中，充滿能量的度過。
而反過來說，如果個案是屬於比較抑鬱氣質、本身就屬往內向思考發展且不擅於表達的人，我們可以預期，擁有如此特質的人，會在社會氛圍所認定的價值上，被當作是「不那麼好」的人格特質，而被壓抑與批判。有時甚至會因為自身的內向特質，於在學期間面臨霸凌的問題。
而這樣來自「不符合社會期待」的不恰當歧視，可能會使得個人承受更大的壓力、令人產生自我否定、厭世等負向特質，最終演變成憂鬱症。
而由於憂鬱氣質直接讓當事人感受痛苦，故某種程度上，憂鬱症患者會比較主動的尋求幫助（或是散發出含蓄的求救訊號），而促使這類的人產生比較足夠的病識感。
而諷刺的是，產生病識感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就來自社會對內向氣質的負向偏見，而令個體認為這樣的自己是不好的。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曾有統計，憂鬱症患者以女性居多（2006年研究），但他們推測，這是因為男性不願意就醫尋求幫助的關係，因為有憂鬱傾向的男性不符合美國人對傳統社會陽剛特質的期待。
故這些個案就算很痛苦，也會死要面子不去尋求幫助。而在擁槍率高的美國，這些男性通常都不會有太好的結局。
在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的病識感與否，實際上不光只是個案內部邏輯思考的問題，而是進一步的、被外在環境的氛圍所影響。
而大眾對於精神醫學的錯誤認知，如認定罹患精神疾病很可恥、只有神經病才去看精神科等等不正確的想法，本身便讓精神疾病患者更痛苦、更認為求援是一種可恥之事。而這無疑是加重社會對精神醫學的誤解，令整體的醫療環境更加退步而已。
無知與偏見才是康復路上最大的敵人。對患者而言，社會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見與誤解，其實才是對精神疾病患者造成最大傷害的根源。
就現在社會的精神衛生常識看來，我們需要的是「社會整體的病識感」，也就是社會全體得對精神疾病有所認識、並了解到這些疾病是需要就醫、並勇於對外尋求資源解決，甚至把它看作其他常見疾病一樣，認知到精神疾病大多是常見且可以用藥改善的病。
不過，實質上要做到這點相當困難，除了必須推行精神疾病的去汙名化運動之外，還得讓大眾接近並了解那些避之唯恐不及的精神疾病，而就當下的社會風氣而言，精神衛生觀念的普及，確實仍有相當長遠的路途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