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台灣冤案實錄》，都會為目前教育界的調查員制度捏把汗。
今天讓我們來看看其第一部曲的第六章「這款檢察官」，以及我從這一章看到教育界調查員制度的問題。
這個案例是這樣的…雲林縣有一位農婦「阿卿仔」被檢舉幫他參選鄉民代表的丈夫賄選，被羈押禁見了14天，然後，檢察官將阿卿仔起訴。
後來，法官在審理該案時發現，偵訊時，證人蘭仔的先生刻意制止並誘導蘭仔發言。
在法庭上，蘭仔出現答非所問、說詞不完整或敘述跳躍的狀況。此外，蘭仔也不知道什麼叫「投票」，不知道「鄉民代表」和「立法委員」是什麼，也不知道現任雲林縣長是誰。經過求證之後發現，蘭仔原來是經過政府認證、獲得補助的精神障礙者。
後來，阿卿仔獲判無罪。
更讓人看不下去的是，有人在卷證中發現，檢察官早在全案還是「他」字案的偵蒐期間，就已經知道證人蘭仔是精神障礙患者，所以，蘭仔的指證內容被認為「證據價值低劣」。
檢察官早就知道蘭仔證詞的問題，居然不僅起訴阿卿仔，還上訴。
現在拉回來讓我們看看教育現場。
教育現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被行為人和學生證人，不僅是未成年，裡面也可能有兒童、幼兒、身心障礙生。
我自己就曾看到一份逐字稿，訪談的證人是輕度和中度的智能障礙生，訪談內容是一年前發生的事情。內容是老師是否有看到同學被性騷擾，是否有依規定通報。
詭異的是，我看了訪談逐字稿內容後發現，裡面大部分的內容都是調查員說的，被訪談的智能障礙生回答的多半為「是」。甚至，調查員還會引導：「前一位被訪談的學生說……，你看到的是不是也是如此？」
事實上，那個「第一位」被訪談的學生所說的一切，多半都是調查員說的，學生的回答多半只有單詞，或「是」而已。
可嘆的是，老師就這樣被判罪名成立，被解聘和罰款。
我想問的是，若像蘭仔這樣的精神障礙患者，其指證內容被認為「證據價值低劣」。那麼，像這種幾乎通篇都是調查員所敘述的證詞，被訪談的智能障礙學生的回答多半為「是」或「單詞」；甚至回答「沒有」或「不知道」時，還被要求「你再想想看」。這樣的證詞算不算「證據價值低劣」？
如果連受過專業訓練檢察官都會用明知是「證據價值低劣」起訴嫌疑人，老師們在面對調查訓練紮實程度遠遜於司法人員的校事會議、性平案件等調查員，是不是應該更謹慎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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