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世紀病」：浪漫主義與「疾病」的關聯

浪漫主義與疾病的關聯隨著時間的演變呈現出不同的意義，並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中展現出顯著的差異。

早期關聯，哲學批判：

浪漫主義與疾病的關聯，最早可以追溯到歌德的觀察，他將「古典」主義視為健康的，而浪漫主義則視為病態的。黑格爾在批判早期浪漫主義時，也呼應了這一點，他認為浪漫主義主觀性空洞，無法擺脫自身的主觀性並參與現實世界，這被視為時代的「普遍疾病」。黑格爾將浪漫主義的這種病態描述為「疑病症」，因為它會導致憂鬱的情緒，也因為它是一種想像中的疾病，建立在對於現實的否定，且沒有任何根據。

「左翼」思潮的轉向與重塑：

然而，在「左翼」思潮中，「浪漫主義之病」的意涵發生了轉變。「青年黑格爾派」一方面繼承了黑格爾對浪漫主義的批判，認為其阻礙了歷史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因為它過分強調個體的猶豫。但另一方面，他們顛覆了黑格爾的觀點，認為真正脫離現實的，是那些不願將其辯證法的原則應用於現實世界的「老年人」，包括黑格爾本人。因此，黑格爾指責浪漫主義的疾病，最終被青年黑格爾派認為是黑格爾自身的問題：困於抽象體系，使理想或體系凌駕於現實之上。

儘管如此，青年黑格爾派並未完全拋棄浪漫主義。他們雖然批判浪漫主義的某些方面，認為其是哲學理想主義阻礙現實行動的例證，但他們的批判本身也帶有浪漫主義色彩，因為它依賴於在政治和社會領域，重新挪用理想主義的變革價值。

俄國文學的體現，社會批判與生理學視角：

俄國文學中對「浪漫之病」的描寫，旨在揭示浪漫主義的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脫節，批判其可能導致的無所作為和對社會問題的忽視。在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俄國文學中，「浪漫主義之病」成為一種小說修辭手法，用於批判浪漫主義，並以政治進步和社會行動為標準來衡量。

例如，赫爾岑的小說《這是誰的錯？》通過其作品中的醫生形象，將浪漫主義的情感進行了醫療化。他並非僅僅做出價值判斷，而是將「浪漫之病」視為一種確診的疾病（febris erotica），強調情感對身體的實際影響。赫爾岑筆下的理想主義者常常被描寫為蒼白虛弱，其生理特徵與他們的思想傾向相關聯。「這是誰的錯？」可能不是角色本身，而是受到了他們所處時代的「世紀病」，致病的時代精神影響。

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也以相似的精神批判前一代人。小說中的虛無主義者巴扎羅夫，批判浪漫主義是一種對現實的病態美化，掩蓋了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漠視。巴扎羅夫強調物質主義和科學，將自然視為工作的場所而非神殿。然而，小說的發展也揭示了這種徹底反浪漫主義立場的局限性，巴扎羅夫自身的愛情經歷，動搖了他的原則。儘管如此，《父與子》仍然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對浪漫主義的批判，認為其是社會停滯和保守主義的根源。

在這兩部小說中，浪漫愛情都被呈現為一種需要被「治療」的病態。1840年代的俄羅斯文學也試圖通過描寫「小人物」，來取代浪漫主義的典型形象「多餘的人」，也體現了對無效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的反思。

「右翼」思潮的挪用與政治化：

與左翼思潮內部對「浪漫主義之病」進行複雜詮釋不同，右翼批評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尤其是在法國，將浪漫主義與疾病的關聯視為其主要論點。他們將「清除民族浪漫主義」作為共同目標，認為浪漫主義是導致法國衰落的現代錯誤之一，與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並列。莫拉斯等人將浪漫主義視為「戰爭的核心」，並以此為反面來強調「審美」民族主義的必要性。他們挪用了浪漫主義自身的「世紀病」概念，並將其政治化，指責浪漫主義宣揚的「個人主義」導致民族的衰弱和喪失活力。右翼批評將浪漫主義與「疾病」的隱喻視為其獨有的武器，使得進步思想家更難以宣揚浪漫主義，因為它不僅削弱民族，也削弱革命的動力。

浪漫主義與「疾病」的關聯經歷了從最初的哲學批判，到左翼思潮內部帶有社會和政治意涵的重塑，再到右翼思潮將其政治化的演變。早期的哲學批判主要關注浪漫主義的主觀性及其與現實的脫節。「左翼」思潮則將其視為批判社會停滯和推動變革的工具，甚至在文學中以生理學的視角加以呈現。而「右翼」思潮則將浪漫主義視為一種威脅國家健康的文化和政治疾病，需要被徹底清除。這種概念的演變和不同流派的詮釋，反映了對浪漫主義複雜而多樣的理解。

參考書目： Feuillebois, Victoire. “Le mal romantique vu de l’autre bord”. Romantisme, 2018/4 n° 182, 2018. p.7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