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中介文化？——一場來自美術館制度觀察與教育實踐現場的對話】
文化中介之於文化菱形新書發表會
時間：2025年5月14日（三）下午1點
地點：元智大學天河書屋
---------
1960 年代後期，中國大陸進入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劇烈時期。在毛澤東號召下，傳統文化被視為封建殘餘，成為革命批判的對象。砸孔廟、批儒家、打倒「四舊」成為群眾運動的一部分，文學、歷史、哲學與宗教資產遭到廣泛破壞。文化，在這場運動中不再被視為延續的記憶，而是被當作需要清除的「舊世界」象徵。而在臺灣，則出現了另一種方向的文化動員——由蔣中正政府發起的「復興中華文化運動」。
這場運動是文化政策，也是文化政治工程，藉由弘揚儒家思想與傳統倫理，鞏固政權正當性，同時在冷戰語境中對抗共產主義所代表的激進現代性。文化，在這裡成為政權競逐的一條戰線。 然而，我們也必須指出，在威權統治的條件下，文化往往是單向度的。當時的「文化復興」運動將文化等同於可被系統輸出、符號化的國族記憶，忽略了文化本質上作為一種不斷交涉、變動與重組的社會實踐。不是那個時代「不想」多元，而是整個政治社會條件「無法」容納多元。也正因此，當代的我們，才更應該回望這段歷史，思考：我們如何從那樣一種「統一化文化」的經驗中，提出新的理解與提問？
在《文化中介之於文化菱形》一書中，我特別以日本為分析案例。不同於臺灣以文化復興對抗文化破壞的雙極對抗邏輯，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當代，展現了一種高彈性的文化中介能力。這種中介不是單向的引進或守舊，而是在教育、制度、設計、流行文化等領域中，不斷進行轉譯、調和、重構與混融。日本不是「走自己的路」，而是讓「許多路」都能彼此協商與共存。我在書中所提出的「文化菱形」概念，正是對這種複雜結構的觀察與描繪。
文化的形成不再是從「上」到「下」的輸出，也不是從「西」到「東」的模仿，而是在知識系統、政策場域、產業機制與日常實踐之間來回流動的網絡構成。而「文化中介」就是在這張網中運作的節點——它可以是編課綱的學者、拍紀錄片的導演、辦節慶的公部門官員，也可能是日常生活中選書、選詞、選圖像的你我。
這樣的文化理解，也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臺灣自民主化以來的文化政策路線。自 1996年總統直選，正式步入民主憲政體制後，文化治理逐步從威權下的單一輸出，轉向地方性、多元性與中介協商的結構。
2000年政黨輪替以後，臺灣不同政治時期對文化的想像各有分野——
• 陳水扁政府強調本土認同與歷史修正，並將文化中介者的角色重心放在語言復興與記憶政治，特別是針對過去被忽視的族群歷史進行重構。
• 馬英九政府則將文化視為經濟發展的一環，推動文化產業化、品牌化與創意輸出，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文化中介模式，並強調國際化與文化交流。
• 蔡英文政府則將文化視為社會正義與族群平權的重要領域，推動以原住民族策展人、語言平權推動者、以及地方記憶工作者為核心的文化策略，這些角色成為文化網絡中的關鍵節點，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與共生。
今日的賴清德政府處於新任階段，受國會亂象影響，文化政策方向尚未完全明朗。然而，我們或許可以觀察到其初步姿態，顯示出延續蔡英文政府以來的文化治理邏輯——將文化視為社會結構轉型、族群平權與數位治理的重要環節。
在這樣的趨勢下，未來的文化中介者，可能不再僅限於人文領域內部，而是跨足科技、教育、平臺與制度設計，成為多元場域中的關鍵節點，推動文化的轉譯與協商。我們可以這樣說——文化的形成從來不是「誰決定」，而是「怎麼被中介」出來的。
當我們今天談文化時，是否還陷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正統與庶民的二元對立裡？ 還是我們能意識到，文化本來就是一種「中介狀態」，是一場正在進行中的翻譯工作，是一套複雜網絡中的生成過程？你我不只是文化的消費者，更可能正是那個影響文化走向的節點。你是否已經在中介？還是尚未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