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我們介紹了蘇格蘭的高等教育體系，談到像愛丁堡大學、格拉斯哥大學、聖安德魯斯大學與亞伯丁大學這些歷史悠久又極具特色的學府，不僅在學術研究上享譽國際，也因其獨特的四年制學制與人文氛圍，成為許多國際學生的理想選擇。不過，蘇格蘭大學與台灣的淵源並不僅限於當代的留學潮或學術合作，其實早在十九世紀，這些學府的校友便已踏上福爾摩沙，為台灣的醫療、教育與文化建設留下深遠的足跡。
首先是與馬偕醫生齊名的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aidlaw Maxwell），他是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畢業的醫師，於1865年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來到台灣打狗（今高雄），後在台南創辦了台灣第一所西式醫院「看西街醫館」，是現代台南新樓醫院的前身。他結合西方醫學專業與在地文化理解，推動公共衛生、醫療普及與醫學教育，深受當地人敬重。馬雅各不僅是醫師，更是知識實踐者，其身影成為蘇格蘭實證醫學精神在異地開花的象徵。他不僅引進西方醫療技術，也重視醫學教育與公共衛生推廣，積極與當地文化接觸與融合。他的行醫方式深具蘇格蘭實證醫學精神，重視觀察、實作與病人關懷，成為台灣現代醫療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馬雅各醫師對於台灣醫療體系步入現代化十分重要
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於1849年出生於蘇格蘭，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神學院，後亦曾赴德國萊比錫大學進修語言與神學。他於1875年抵達台南，奉派為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並在台灣深耕超過六十年。在教育上，他參與創辦了長榮中學與台南神學院，培育台灣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與牧者；在語言上，他主持《聖經》白話台語版的翻譯，並創立《台灣府城教會報》，這是台灣第一份報紙。他熟練台語，推動羅馬字書寫系統的標準化，對語言學、教育與文化建構都有深遠影響，展現了蘇格蘭教育強調語言、公義與社會參與的實踐精神。
巴克禮神父在格拉斯哥大學學習, 對於早年台南發展幫助極大
值得一提的是，巴克禮與 John Campbell Gibson 以及 Dugald Mackichan 並列為「格拉斯哥三傑」。這三位來自格拉斯哥大學的傳教士與學者，皆在亞洲不同地區投身教育與文化建設，成為蘇格蘭學術精神在帝國邊陲地區的重要代表。他們並非僅僅傳播宗教，而是運用跨學科的知識實踐，建立學校、醫院與報刊，將教育與公共事務深植於當地社會之中。
位於台南的巴克禮紀念公園
約翰·陶德（John Dodd）雖未有明確記錄表明其畢業於蘇格蘭哪所大學，但他來自蘇格蘭背景，於1860年代以英國商人身份來台，最初代表甸特洋行（Dent & Co.），後於1867年自立門戶創辦「寶順洋行（Dodd & Co.）」。陶德與閩南買辦李春生合作，從中國引進茶苗與製茶技術，在北台灣大稻埕推動烏龍茶生產，並外銷至美國，迅速在國際市場上打響「Formosa tea」名號。他可說是將台灣烏龍茶推向世界的關鍵推手，並因此被譽為「台灣烏龍茶之父」。此外，他於清法戰爭期間擔任戰地通訊記者，撰寫《北台封鎖記》，記錄戰爭對北台的影響，成為珍貴的史料來源。
台灣烏龍茶之父 John Todd
這些歷史人物的共同特徵，是他們將蘇格蘭教育強調的倫理、公義與社會責任，具體轉化為地方性的知識體系與制度基礎。他們與在地語言、文化積極互動，而非單向輸出，使蘇格蘭學術在殖民時代展現出不同於他國的柔性滲透力。這些故事讓我們看見，蘇格蘭大學並非僅是現代留學生的跳板，更在百年前就已參與台灣社會的成形。
位於台南新樓醫院的馬雅各紀念像
馬雅各、巴克禮與陶德三人分別代表了蘇格蘭在醫療、教育與貿易領域的深層參與。他們不僅傳遞西方知識，更將蘇格蘭大學教育中重視倫理、語言與社會實踐的精神轉化為地方制度與文化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巴克禮與John Campbell Gibson、Dugald Mackichan並稱「格拉斯哥三傑」，象徵蘇格蘭學者在亞洲殖民地的知識實踐傳統，其角色早已超越傳教士，更是跨文化教育者與制度建構者。
今天，越來越多台灣學生選擇前往愛丁堡、格拉斯哥等地留學，延續這段百年來的歷史脈絡。了解這些蘇格蘭校友在台灣社會的影響，不只是文化補充，更是提醒我們：當我們選擇一所學校，也是在選擇一種價值與傳承。蘇格蘭的學府，不僅提供學術知識，也培育出一群深具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的人才，其與台灣的連結，早已跨越世紀，持續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