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延伸此次專題報導「協尋：本土語言」，試圖回溯歷史，回應以下問題：本土文化如何受黨國統治影響而逐漸衰微？又如何反映常民生活在鉅觀政治、社會結構下幽微的轉變呢？
▍主筆：臺大政治系 李浚誼、萬開元、張芷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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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的政治智慧
即便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任內，黨國雷厲風行的打壓台語影視產業，但蔣經國本人卻從來沒有對此做出任何「直接的」政治表態，頂多發表「有人甚至說，三臺的節目都可以用『打、殺、哭、叫』四字來概括，可見問題已是如何的嚴重，希望教育部正視此一問題，速採有效措施予以糾正」等影射意味濃厚的言論。
更弔詭的是，蔣經國甚至發表一些看似體恤本土語言使用者的言論，例如他說台灣農村中有許多年紀較大之人不懂國語，因此電視廣播為有效達到政令宣導的結果，「在語言上必須多加注意」。
「國家打壓本土語言」與「蔣經國體恤本土語使用者」，兩個看似矛盾的行動，是可以並存的。根據歷史學家陳翠蓮對蔣經國日記的研究，她發現蔣經國真心喜愛下鄉、親近大眾，也就是說他的親民、愛民行動，其實並非虛情假意的政治表演。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與希望人民「因恐懼而服從」的傳統型獨裁者不同，蔣經國屬於「民之所欲，常在其心」的現代型獨裁者。他對於一般底層大眾的生活非常關心，希望回應他們的需求，獲得他們支持，但對阻礙威權統治的異議者則深惡痛絕，深感不屑。
對蔣經國而言，底層人民聽不懂「國語」，是他想要回應、解決的問題，但整體而言，與大中華法統框架相悖的本土語言、本土文化，仍然是需要被強硬對付、打壓的對象。
此外如前文所述，在語言管制方面，蔣經國個人態度可說相當保留，但政府的打壓行徑卻非常積極，究竟為何會出現不尋常的反差？要解釋這個問題，可以參考政治學家蕭育和的意見。他認為獨裁者的「沉默」，是獨裁體制可以遂行殺戮與壓迫的關鍵。
以制定屠殺及驅逐數百萬猶太人計畫的「萬湖會議」為例，這個會議其實只是在討論「移送」、「處置」猶太人等「技術性問題」。然而，正因只討論技術性問題，讓參與在屠殺行動中的成員，認為自己不過是「聽命行事」、「為國家做事」，屠殺的道德責任被淡化，被拆解成許多看似無害的部分，殺戮的責任也就被無限轉移，體制的成員都不認為自己應該承擔殺戮的責任。
相反的，若是獨裁者清楚言說殺戮與壓迫的目的，殺戮與壓迫的道德責任就無法被淡化、被推卸，獨裁者的意志也更難以被體制實現。因此，獨裁者的沉默，或是立場上的保留，並不代表他與壓迫無關，而更可能是確保領袖意志得以被實現的手段。
回到台灣的脈絡。蔣經國的政治智慧其實相當高，他知道如何營造親民愛民的形象，體察人民需求且回應，也懂得在情境不利時適時退讓。或許他清楚，在大多數台灣人仍使用台語的時刻，若自己太過張揚的打壓台語，不僅可能阻礙官僚體制實現自己的意志，更會使得民眾反彈，失去民心。
雖然黨國體制壓迫所造成的傷痕，仍深刻的烙印在許多戒嚴世代台灣人的生命之中，台灣社會卻也同時存在著「回憶、懷念蔣經國」的情懷。例如遠見民調在2019年公布的民調顯示，有38.7%的民眾認為蔣經國是對台灣最有貢獻的總統，遙遙領先第二名李登輝的13.6%，許多人對此現象感到不解。
從國語政策的推行歷史切入，可以部份的回答台灣社會為何會有蔣經國情懷的問題。雖然本土語言在蔣經國掌握行政權力時被強力打壓，但蔣經國卻對此展露出詭異的沉默，甚至對本土語使用者表達關心。蔣經國的精準政治展演，讓他得以一面透過體制施展壓迫，一面取得受壓迫者的支持。
要破譯威權體制的壓迫謎團，不能只以統治者、被統治者的二元框架分析，而必須認知被統治者的異質性。如果缺乏了階級的關懷，很容易因為蔣經國任用台籍菁英的「吹台青」政策，就誤以為蔣經國是包容台灣、本土化的推行者。在70年代的台灣，常民生活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是需要被關切的問題。一旦對此有所認知，就會發現，70年代其實是本土文化被打壓的非常厲害的一段時間，更能藉此發現蔣經國的統治技藝是如何地精妙，讓台灣社會中的許多人在民主化三十餘年後，仍對其魂牽夢縈。
▍結論：國家力量與文化興衰、族群分歧
在此時此刻， 回顧台灣七零年代的文化史，實是別有一番意義。近日，立法院預算審議出現爭議，其中刪砍公視23億預算之議案更是引發激烈論辯。立委陳玉珍引用文化工作者徐宗懋「丟掉那只要飯的碗」言論，批評台灣戲劇產業缺乏競爭力，單靠政府補助生存不是長遠之道。最終，在輿論高度關注之下，在野陣營降低對公視預算之刪減幅度，改為減列2300萬。順帶一提，藝文類預算除公視外，旨在培植、在國際上推廣台灣文化的「匯聚台流文化黑潮計畫」也被減列4000萬。
為何在野立委諸公對於政府藝文預算之刪減，展現出如此強大的使命感？預算刪減提案單上的「稱川普為重刑犯」、「公視台語台小編用政治梗酸在野」、「TaiwanPlus 許多新聞與台灣無關聯」等諸多理由，能夠完整解釋其動機嗎？
或許文化預算刪減的背後，不只「公視內容」、「政府文化政策」的好壞有關，而牽扯到文化價值觀、話語權的競逐。作家朱宥勳認為，在野陣營當中的部分人士， 有可能是對本土文化藝文作品較為興盛、傳統中華文化作品較為沒落之現狀產生不滿，認為民進黨政府過度偏袒前者，因此想以砍預算來改變政府的文化資源配置方式，進而扭轉此趨勢。
這樣對於「去中國化」的焦慮，也存在於其他領域，如作家莊祖欣前陣子即在臉書發文抱怨，台灣豐富的大江南北飲食文化，都隨著「去中國化」一起被去掉了。
然而，在討論「去中國化」前，我們需要意識到，台灣曾經經歷過一段被黨國政府「中國化」的時光。來自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外來政權，頃國家之力控制教育體系、廣電/藝文產業，試圖改變台灣數個世代的語言使用習慣。無論是戰後初期的「禁日語」政策，或是六、七零年代的「國語政策」，其目的皆如出一徹：試圖將有自身特殊文化、歷史背景的台灣，塞入大中華文化框架之中。
在威權時代，國家有能力創造一個人工的「中國文化」溫室，使人民依照其設定的生活方式過活，但在民主化帶動本土化的時代浪潮之下，原先以國家力量強行建立的「中國化」優勢文化體系，必然會漸漸失去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台灣原住民、外省、客家、閩南等多元文化的共存局面。
然而，在中華文化失去主導地位的大環境之下，有大中華認同的人，便有可能為此感到焦慮與憤怒，認為都是「去中國化」造成的，而近年來逐漸蓬勃發展的台灣本土文化，便成為了憤怒投射的對象。也就是說，在野立委諸公或許是認為，以台灣本土文化為題材的創作之興盛，背後是民進黨政府的刻意培植。而為了讓中華文化不要被「去掉」，便不能讓這些台灣本土文化創作拿政府太多補助，不能讓它們有朝一日得以取代中華文化。
這樣擔心自己文化沒落的焦慮，或許凸顯了台灣社會族群意識的不足。每當討論到省籍情結、原漢議題時，總會有人出來高呼：「不要撕裂族群！」彷彿認為只要假裝沒看見、不面對，族群間的歷史性差異就不存在。
在族群差異這個不斷引發爭論的命題上，我們或許可以參考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Iris Young的洞見，她認為社會中不同群體的差異不該被消弭，該被弭平的是不同族群間的「支配、壓迫」關係，而支配壓迫的其中一種形式是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是什麼呢？簡單來說，就是社會中文化優勢群體的生活方式，所有群體都需要認同它、內化它，將其奉為圭臬。
不討論族群間的差異、不平等關係，不去記憶族群間不平等被黨國製造的歷史，只會讓社會的分歧越來越深。存在台灣數十年的省籍議題，製造了許多去脈絡化的仇恨，如本省人忽略黨國政府才是始作傭者，謾罵外省人是壓迫者、滯台中國人的言論，並不算少見。
面對這樣的社會分歧，我們需要仔細的回顧歷史，才能知道我們是如何步入當今的局面，找出問題的根源，對症下藥的解決它。影視產業的國語政策告訴我們，面對本土文化與中華文化間的不平等關係，比起無理的謾罵同為被統治者的外省族群，我們應該把當責的眼光放回統治者身上。與此同時，我們也須認知「去中國化」論點背後的謬誤，當今的台灣不能算是去中國化，而是中華文化漸漸失去主導—也就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地位。我們並不否定中華文化，而是認為台灣各族群間的文化間，不應存在支配從屬關係，而需共榮共存。
台灣是移民之島，無論是原住民、客家、閩南、外省文化都已落地生根，成為構成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雖然弱勢群體的文化、生命經驗仍常被忽視（特別是原住民族），但脫離威權統治，族群議題早已不再是禁忌的台灣，終究會有越來越多人認知到族群間的不平等關係，而認知到不平等的存在，就是邁向平等之路的第一步。
▍參考資料
-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講義》
- 《重探二二八》
- 〈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
- 《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
- 關鍵評論網
- 〈戰後初期臺灣推行國語運動之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