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大罷免結局，DPP到底要不要負責，已經成為大家討論的話題之一。就我的看法，我認為DPP不用責任全扛，但至少要檢討自己的「協助手段」跟「誠意」是否到位。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台灣一直潛藏著「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ate - 註）的基因」，也就是自1949年以來，台灣不管在經濟發展（進口替代、出口導向）、政治轉型，甚至回應公民意識方面（1990年代政府回應學運），基本上都是國家由上而下的整合歷程。在這樣的長期運作下，台灣的行政部門一直都有較大的權力。畢竟，環顧四周，同樣被歸類為發展型國家的日本、韓國，都沒有像台灣這樣如此資源匱乏。因此，藉由一個強大的行政權來整合各種資源以達到國家發展，成為了台灣這類「小小多山的國家」勢必得採用的政經發展手段。
寫到這裡，大家應該知道我的邏輯是什麼了。就是這套動員、整合黨（國）機器的經驗，老實說，KMT已經玩了將近50幾年(1949-2000)。而DPP呢？先不算街頭運動的時間，算一算它的執政時間，加加減減也不過16年，中間還有中斷呢。這套整合、動員各行各業的基層能量跟技倆，DPP始終還有一段路要走。不然，你看KMT普發現金這個方式，跟當初不斷對軍公教加薪（石油危機、台美斷交）以鞏固政權的技倆是不是如出一轍？所以我認為，這次大罷免的失敗，從政經發展還有DPP過往的發展經驗，其中一個原因是DPP（或者說現任的賴政府）錯認當前的公民運動可以複製當初DPP發跡的路徑，也就是認為公民可以靠著自己的力量挑戰廣義定義下的「權力體系」，而忽略了台灣從以前到現在，無論是各行各業或是各種類型的議題發酵，都需要手握行政權的部門來整合跟主導。
而這樣依賴行政權主導的發展傾向，就是我說的「發展型國家的潛藏基因」，它是揮之不去的。
如果，現任賴政府無法正視這樣的基因，後續的施政跛腳甚至讓主權受到侵害，不是種午夜夢魘了。
【註】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泛指二戰後至1990年代，日、韓、台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路徑。這類國家的政經體制與發展有以下特點，包括強大的技術官僚、救亡圖存的民族發展意志、對內排除社會壓力、對外取得政經優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