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長女病：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
作者： 張慧慈（小花媽）出版年月：2025.04
推薦度：★★★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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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作者以《長女病》作為書名的力度，很具警世性，但作者沒有更進一步延伸比較長女和長子、其他弟妹與父母間的關係，甚為可惜。
⬛長女角色的兩面性
誠然，長女在父權社會裡往往承擔沉重的責任，這點很有共鳴。但是，是人，就苦。日本精神科醫師岡田尊司在《きょうだいコンプレックス》（中文暫譯：手足情結）形容排行第二的孩子，處境同樣艱辛：
岡田尊司《きょうだいコンプレックス》
「次子的人生，與長子的情況大不相同。從一開始，次子面前就已經有一位強而有力的競爭者先跑在前頭，他只能以蹣跚的腳步追趕著那個比自己高大的背影。次子往往處於嚴苛且不利的競爭之中。特別是在多子女的年代，長子與次子、乃至中間子之間的地位差距非常顯著。次子與中間子自出生起，就被迫與這種不利的環境抗爭。 而正是在這種環境中，他們為了生存所採取的適應策略，逐漸塑造出特有的性格特徵。」
那老么呢？他們不苦嗎？
岡田尊司說：
「雖然老么通常能夠長時間獨享父母的愛，但卻往往出人意料地容易感到不安，或者因為過度體貼而容易感到疲憊。其原因，一方面在於母子分離的問題更容易發生，使其性格偏向依賴、不安；另一方面，隨著父母年齡漸長，健康問題開始出現，他們已難以像年輕時那樣，把積極的能量與樂觀的明朗傳遞給孩子。此外，夫妻間的愛情熱度，也不若在長子出生時那般熾烈。」
作者的書寫下，彷彿只有長女承受苦難，父母親、其他兄弟姊妹的角色像是無聲的背景，沒有太多發聲的機會。其實，在同樣的家庭裡，弟妹們也各自背負不同的壓力與傷痕。若作者在描寫長女辛苦的同時，能將整個家庭結構中不同成員的心境一併納入，或許更能展現家庭權力動態的複雜性。
例如，因為父權體制，長女被迫承擔責任，但換個角度去理解，某些長女也因此慣於獲得程度上家庭內的權威，以此管教、懲戒弟妹，或者過度熱心干涉他人。這種角色既是犧牲，也可能成為壓迫的來源，無意間重複了父權的模式。
這也是為什麼岡田尊司，指出長子/女的優點往往也是他們的缺點：
「長子（按：這裡泛指長子/女，即第一個孩子）還有一個顯著的性格特徵是溫柔與樂於照顧他人。特別是那些常常幫忙照顧弟妹的人，往往變得體貼、有愛心，並且富於同情心。如果經常有機會作為好榜樣，帶領或指導弟妹，他們更容易培養出領導力與指導力。反過來說，長子有時也會因為『太會照顧人』而變得過度干涉、喜歡掌控，甚至流於支配。」
岡田尊司提醒長子/女，對性格的養成必須有所意識：
「只是，如果在這個階段所受的打擊無法順利克服，往後的人生也可能因此埋下困難的因子。那個『被逐下王位的國王』，會想方設法奪回失去的地位，於是變得好攻擊、愛提要求、強烈表現自己，甚至逞強好勝。另一方面，為了死守自己的領域，他可能會對金錢錙銖必較、對物品過度執著，甚至顯得吝嗇。」
家庭排行順序，深刻影響性格發展。這種性格並非所有人盡皆如此，要想辦法在每個階段中予以化解，避免積習過久，導致人格上的扭曲或變形。
⬛母愛的誤解與責任的枷鎖
平山亮, 古川雅子《手足風險》
《手足風險》作者試著提出另一種觀點，書中提到研究高齡母親和中年子女關係的學者蘇特（Jaclynn Jill Suitor）的調查顯示：
「母親覺得自己『特別喜歡』的小孩和子女覺得最受寵的手足，通常並不一致。具體而言，母親回答『特別喜歡的孩子』和子女回答『（被認為）特別受寵的孩子』，兩者一致的比率為百分之四十強。換句話說，母親『特別喜歡』這個孩子，但孩子卻認為『媽媽喜歡的是別的兄弟姐妹』，或相反地，母親『特別喜歡』的是別的孩子，子女本人卻覺得自己最受寵，這樣的情況佔了一半以上。 雖然還不到感嘆『子女不解父母心』的地步，不過親子的想法的確很容易有差異。但如前所述，父母如果偏愛某些子女，所有孩子都會察覺到『爸媽對我的關愛比較少』，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提醒著我們，母親眼中的「可靠孩子」與長女認知「愛的缺席」，兩者間存在嚴重的落差。因愛產生出責任的枷鎖，可能是長女誤解母愛、甚至長期困境的來源。
⬛問題核心：父權結構而非長女身份
在我看來，書中的「長女病」只是病徵，追根究底，病源其實是整個「父權社會下的性別不平等」。若能更聚焦於結構問題，而非特定手足排序「長女」身分，或許能開展出更深刻的討論。
可能若僅談自己的經歷，取樣略顯單薄，作者很努力地參考朋友或親戚的故事，增加論理的可信度。可惜，切入的角度，人物描寫相對線性扁平，倉促翻完他人人生的篇章，總覺得角色間的心境轉折，人物立體性略嫌不足，他人的生命經驗彷彿僅為了支撐作者的核心觀點而被敘述出來，少了些厚度與溫暖。
⬛與譚蕙芸《家鎖》的對照
譚蕙芸《家鎖》
同一時間，讀了譚蕙芸的《家鎖》。同為描寫父權結構下的「受困者」，譚蕙芸展現了另一種筆法：有曾經耽溺的自己，也有小說家那種全知觀照，人物建構更立體。讀者讀他人的故事，同時也是讀自己，透過他人的故事一同成長，讀完找到繼續前進的勇氣。
也因為兩本書主題接近，出版社或讀書會才會將它們放在一起討論。不過，兩位作者在視角深度、文字風格、處理手法上差異很大。與其說是「平行比較」，我更覺得這樣的並置能突顯不同作者如何切入父權議題，讀者也能從中看到各種可能的表述方式，互為補充。
就此而言，《長女病》恰恰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切入口，讓「家庭順位」與「性別角色」再次進入公共討論。當然，如果僅停留在長女的自我敘述，容易讓議題顯得片面，甚至模糊了更核心的問題。到底如何在父權的框架下，重新看待家庭中不同角色的傷痕與責任？又在看見這些矛盾後，我們又能否嘗試走向更平等、更具理解的關係？都是未來值得討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