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作者：賴慈芸出版年月：2017.01
推薦度：★★★★ 4/ 5
書名：譯難忘：遇見美好的老譯本
作者：賴慈芸
出版年月：2019.05
推薦度：★★★★ 4/ 5
⬛譯者入場：翻譯研究的新視角
一本書的靈魂，不只屬於作者，也屬於譯者。賴慈芸老師在《翻譯偵探事務所》與《譯難忘》中，把焦點從原作者轉向譯者，讓讀者得以窺見翻譯背後的政治、權力與時代痕跡。
《翻譯偵探事務所》中，老師化身柯南：「現代社會棘手案件之中，只要涉及人為因素，絕沒有解不開的謎團！」逐步推敲每個時代下的譯本，果然「真相只有一個」——譯者是誰；而《譯難忘》則讓人有種像在看美內鈴惠《玻璃假面》裡的多齣話劇錯覺，帶領讀者重溫老譯本背後的原作故事。
⬛譯者的選擇與差異
翻譯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決定我們如何理解外國文學。即使精通語言，對文本的解讀也未必正確。這就是為什麼即使看過原文書了，我還是很喜歡翻閱譯本，比較譯者的詮釋與自己解讀間是否有語意的落差。譯者的選擇，可能帶來「啊～原來這句可以翻得這麼漂亮！」的驚喜；也可能因為詰屈聱牙或過度刪減，而糟蹋原文。
真的會差這樣多嗎？會滴～～～我記得讀西加奈子《サラバ!》（《莎拉巴！致失衡的歲月》）原文時，同時比較中國與臺灣的譯本，中國版本硬是刪掉了好幾段男主角性啟蒙描寫，導致文與文之間突兀跳接，不知所云，讓讀者完全摸不著頭緒，不知道男主角經過怎樣的啟發，在感情上突然成長。當然，我相信中國版的翻譯是受制於政治審查而被刪減，但是，我想要表達的是，當譯者不忠實於原作的話，會造成讀者很大困擾。
譯者的重要性，在《譯難忘》有這樣的例子，以莎士比亞《哈姆雷特》最有名的一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生存或是死亡，這就是問題所在。）
看看各個譯者的翻譯，讀者就可親身感覺譯者功力深厚的差異：
- 邵挺：吾將自戕乎，亦不自戕乎？成一問題矣。
- 田漢：還是活著的好呢，還不活的好呢――這是一個問題。
- 梁實秋：死後還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這是問題。
- 朱生豪：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 曹未風：生存還是不生存：就是這個問題。
- 卞之琳：活下去還是不活：這是問題。
- 孫大雨：是生存還是消亡，問題的所在。
⬛翻譯與權力：戰後臺灣的語言與政治
明明只是文學翻譯，無奈在那個大時代底下，任何學問無不受政治監控，關於國民黨高壓的政治手段，可以在兩本書中看到：
「台灣的翻譯尤其與政治相關。台灣在晚清成為日本殖民地，以日語為國語，但二次大戰後官方語言立刻從日文變成國語。國語以北方官話為基礎，而台灣漢人以閩粵後代為主，國語是全然陌生的語言。政府視日語為敵方語言或奴化語言，讓熟悉日語又不會國語的台灣知識份子和作家、譯者陷於失語的窘境，戰後一、二十年間譯者幾乎都是戰後來台的外省譯者，或直接翻印大陸時期的譯作。」
「翻譯不外乎權力。翻譯涉及兩種以上的語言，而語言從來都不平等，強弱之間自然有權力問題。誰決定翻譯什麼（或什麼不能翻譯）、怎麼翻譯、翻譯給誰看，也都涉及複雜的權力問題，因此翻譯與政治本來就密不可分。」
這也讓戰後臺灣的翻譯一度陷入大亂鬥。本省人以日語、臺語為主，外省人卻只懂國語。國民黨流亡政權雖大量翻譯外國作品，本省人卻不見得能讀懂；加之，國民黨為宣傳反共意識，任何譯作都硬是要扯上共匪有多可惡，穿鑿附會之甚。我最喜歡老師舉出《伊索寓言新解》的幾個故事，有好幾段話，放到現在，也挺有警世味道的。
「《伊索寓言新解》 一九五六年國防部出版的《伊索寓言新解》共收錄七十篇寓言故事並逐篇附上「新解」。封面和一般版本差別不大，盡是老鼠、烏龜、羊、鳥、蛇等動物，符合動物寓言的內容。但內文卻完全不是給小孩看的：每一篇寓言故事都有一篇比故事還要長好幾倍的「新解」，輔以插圖，說明共匪有多麼萬惡。」
「像是第一篇〈狼和小羊〉，內容是說狼遇到小羊，編了許多理由要吃羊，都被小羊駁倒，但最後狼還是把羊吃了。『新解』就說：『共產匪徒，正如一群兇暴的豺狼，他們對付自己夥伴和人民，也和豺狼對小羊一樣，是以『莫須有』的罪名作藉口，遂行其殺人暴行的。……因此，向匪投靠，正如小羊遇到狼一樣，最後沒有不被吃掉了。』」
「〈驢和蚱蜢〉的內容是一隻驢羨慕蚱蜢的美聲，問他都吃什麼過活，蚱蜢說吃露水，驢子以後也只吃露水，後來就餓死了。『新解』則是：『共匪的騙人，正如蚱蜢的騙驢子一樣。……記住：只有蠢如驢子的人，才會相信共匪，上他的大當。』」
⬛別樣風味的經典翻譯
除了政治，譯者的個人風格也常滲入譯本。像譯者邵挺，喜加眉批，記得以前大學修中文系的課，最喜看詩作、古文中的眉批了，看眉批可以看出譯者對作品的理解（或是murmur？），不失為瞭解譯者的捷徑。
「在名句『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這句下面，邵挺寫道：『西婦不言節，每見異思遷，幾個有松貞柏操。』批評歐洲人多改嫁，衛道意味十足，讀來令人莞爾。」；
又或梁啟超以章回小說風格翻譯西洋小說，整個畫面場景瞬間不同。雖說內容難免偏離原作，或囿於僅憑漢字理解日文導致諸多錯誤錯誤。但細究看來，仍不失為佳作，別有一番風味：
「梁啟超翻譯這部小說用的是章回白話，有回目、詞，也有『看官』、『話說』、『閒話休提』、『按下不表』、『且聽下回分解』等章回套語。如第一章，英譯本標題是The Storm，森田思軒日譯本是『大あらし』（大風暴），梁啟超卻另擬了回目『茫茫大海上一葉孤舟／滾滾怒濤中幾個童子』，還加了一段開場詞，調寄摸魚兒，最後還要『勸年少同胞，聽雞起舞，休把此生誤』慷慨激昂，都是中譯本獨有的。」
⬛著作權時代的新困境
看完兩本書，也讓人重新思考「著作權」對翻譯的影響。《翻譯偵探事務所》的導讀裡，單德興研究員提到：
「又如，以往不重視智慧財產權，以致盜譯橫行，一有名作問世，市面上往往出現不同譯本，然而經由譯評和市場機制，會出現本書所說的『良譯驅逐劣譯』的情形。如今在智慧財產權保障下，只要一家出版社取得版權，其他家不得翻譯，這固然是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與保護，然而翻譯若所託非人，而出版社事前未能把關，事後不願負責，對如今偶爾一見的譯評又毫不在意，笑罵由人，使得劣譯成了唯一合法的版本橫行於世，任何人奈何不得，不僅對作者是莫大的傷害，也損及讀者的權益，並破壞出版社與譯者的聲譽，形成『四輸』的局面，能不慎乎？」
翻譯，從來不只是語言的轉換，它同時關乎文化的流通、知識的共享與歷史的記錄。好的譯本能打開新的世界，不好的譯本卻可能關上理解的大門。在今日強調版權的時代，百家爭鳴的局面消失了，卻也讓某些劣譯因獨占而無法被淘汰。表面上，這似乎是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進步，但實際上卻可能形成另一種侷限：當市場失去了競爭，讀者便只能接受「唯一合法」的翻譯，不論品質好壞。這真的是好事嗎？與其單純問「誰有版權」，或許更該追問「誰能把作品真正翻譯好」。因為不同譯本，不僅影響一個時代的閱讀風景，更可能會形塑後世對世界文學的理解。很值得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