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一個女人走在盧昂的大街上，仔細看每一塊門牌，只為尋找一個為她墮胎的醫生。
《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下稱《記憶》）講述了一則關於墮胎的故事。在那時，墮胎仍未合法化，一個女人若是懷孕了，不想留下孩子，就得尋求非法途徑，在陰暗的房間裡，堵上賠掉性命的可能。安妮艾諾寫下的這則故事（但她說這是「自我的社會學式傳記」，反覆強調著真實），讓我們能跟著她重回當下，親眼（親筆？親耳？親身？）目睹暴力發生的現場。
《記憶》起始於一個場景，敘事者走進一家醫院，遞出號碼牌，找了個位置坐下，等候愛滋病的檢驗報告。「陰性反應」讓她鬆了一口氣，就在這一刻，她想起了多年前也曾有過類似的一幕，那時她同樣在等一個消息，而她沒能躲過。
面對愛滋時，她說：「我以為，性和其他東西之間，從來沒有半點關係。」面對懷孕時，她說：「我不覺得自己的身體和男人的身體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這麼多年，她似乎仍未與肉體和解。作為女性，她有懷孕的風險，作為一個人，她也有患上愛滋的風險。這些跟性的歡愉無關。性與性的後果割裂開來，為何我們必得承受？
小說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肉對靈的反撲。不僅是懷孕的結果，甚且在懷孕後，全副心思都被吸引住了，肉改變了「我」的口味（葡萄汁），改變了「我」的頭腦（無法完成論文），改變了「我」的社會屬性（甘迺迪遇刺，不重要）。對於「我」來說，唯一的重心是懷孕，是墮胎。肉凌駕在靈之上。
所有記憶都被肚子裡的「那個東西」重新安排。由此《我的奮鬥》意味的不是大屠殺的歷史反思，而是它給了「我」墮胎的勇氣。在懷孕中，只有我，我，我。其他一概不存在。肉是個人主義的極致。臨近故事結尾，敘事者將死胎夾在雙腿間，沿著走廊往前走。肉變形成獸。
為了重構經歷，《記憶》使用了諸多有趣的方法。我想談談其中的三種，姑且稱之為「筆記」、「括號」和「點出主題」。
第一，透過零散的筆記和日記，敘事者試圖喚回過往。「冒雨等LB，還是沒等到。我好絕望。得弄走這個鬼東西」「打了兩次針，無效。」「我不再寫作，不再念書。該如何是好。」這些簡短的，冷冰冰的語句（痕跡、遺骸、骨灰），讀不出情緒，敘事者卻只能搖晃這些語句，將事實解壓縮，不禁讓人懷疑，其產物究竟有幾分實，又有幾分虛？或者說，所謂實，在於它發生過，還是其有效性？
第二，括號的使用，也是《記憶》中難以忽視的亮點。括號的內容多與寫作有關，我想起安妮艾諾談過的「施工現場」式寫作。在我看來，這些括號也是施工現場，它們呈現了寫作中的斷點與思考。
「我常感覺，自己還不夠深入事情的核心，彷彿某種根基遠久的理由阻止我更進一步挖掘真相。也許跟我出身的工人階層有關，那個世界懼怕『花費腦力』的行為；或者跟我的身體有關，與我的肉體所經歷的一切有關。」
讀者不僅目睹了寫出的作品（括號之外），更目睹了寫作途中的轉向（括號之內）。在這裡，書寫不再是天才式的，也非一體成型，書寫是逐步的、生成的、即興的，不排除失敗的風險（「我動筆寫下這段文字，可是一點也不確定會不會寫下去。」）。而這些本應收到角落的思索，被攤到陽光下，使書寫本身成為意義（而非在完成後徹底隱匿，成為精雕細琢的擺設物）。作者的筆彷彿懸在讀者頭頂。記憶也是這樣一種東西，提出設想，重回舊地，親身驗證，不得要領，從頭再來，或無功而返。
第三，《記憶》中毫不避諱直接點出主題的作法，可視作對「不說」的含蓄美學的背離。這種不含蓄還表現在語言上，拋開修辭，如石頭般堅硬的平白詞句，符徵與符旨的緊密結合（「當你沒法子用其他的語彙去描述，某個畫面就確切代表了一切經過，沒有別的可能性，不啻證明，我確實經驗的過程，正是如此。」）。她指控法律、階級和道德都是悲慘經歷的成因，而非留給讀者自己去挖掘。《記憶》對寫作提出的問題是，什麼值得藏，什麼不值得。與其將某個只要細心閱讀很容易就發現的東西藏在背後，不如展開論述，反而更能將問題多推一步。微不足道的真相只是小甜頭，真正的問題即便被說出也無損其艱困。
《記憶》還帶有雜語的特質，除了文學敘述外，日常口語（「我不是你的水電工！」）、半規範性敘述（日記、筆記）和規範性話語（法律條文）的混雜，使得文本烙上了文化和歷史的印記。
性別也是一大看點。在這趟墮胎之旅中，男性袖手旁觀或「好言相勸」，冒險協助的都是女性：P-R女士、LB、O。精神上，微笑修女也提供了力量。等敘事者墮胎成功，人人都鬆一口氣時，男人登場，提議說哪裡哪裡有墮胎婆，好一副樂於助人的虛偽模樣（「它們全在頌揚抽象概念的女人，說女人是男人與宇宙間的潤滑劑」）。
《記憶》對墮胎的態度令人深思。一方面，每當男性得知敘事者曾經墮胎，都露出一臉恍惚和佩服，彷彿她剛從激烈的戰場中凱旋歸來。另一方面，她聲稱「我殺掉的是體內的母親」。母親與嬰兒是綑綁的概念，兩者只能同在，所以墮胎本身不僅殺掉了孩子，更殺掉了母親。她認為自己經歷了生產，而且比其他母親懂得更多。這似乎意味著墮胎除了是死亡，更是重生，所以男人看待自己的目光不同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目光也不同了。敘事者出院後經歷了一段「漂浮期」，眼中的一切都蘊含著象徵意義，這也很像在講孩童出生後的劇烈震盪，需求一段適應期。最後，當她正要向教士吿解時，突然意識到自己根本無須這麼做。這些情節在在讓我覺得，墮胎讓敘事者成為英雄。
若是如此，這墮胎讚頌的也不僅僅是這名女性。安妮艾諾的寫作最有自覺的地方，就是不耽溺於自身，不忘強調經驗的集體性質，正如她寫道：
「我的人生，也許只有唯一一個真正的目標：將我的身體、感覺、想法轉化為文字，也就是某種清楚易懂、普遍性的東西，好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融進其他人的腦海和生活。」
寫於2024.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