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小就被教導,二加二等於四。這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確定,一種像日出日落一樣的真理。數學的冷靜與絕對性,曾經是我們信仰的最後堡壘。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可能被爭辯、被詮釋,但數字不會。數學似乎免疫於詮釋,不會被意識形態的狂熱所污染,不會被那種讓事實變得可商量的特殊本領所扭曲。然而,當有人開始以一本正經的口吻,宣稱「二加二等於五」時,我們才驚覺,連數學也不再純粹。它成了一場忠誠的測試,一面檢驗你是否願意跟隨權力的旗幟。
這並非全然陌生。歷史上,我們早就習慣了政治語言的模糊:權力人物用文字遊戲粉飾謊言,用修辭將虛構包裝成真實。但數學不同。數學曾是神聖的,它象徵人類能超越偏見與黨派、共同理解的語言。當「二加二」也開始動搖時,代表我們所倚賴的現實地基正在崩解。
倘若,今天的世界,真相變得隨意。新聞需要聲明,專業知識被當作陰謀,事實查核成了禁語。「自己做研究」不再是探求知識的起點,而是推翻一切專業的藉口。人們甚至能看著兩個蘋果加兩個蘋果,卻在需要時數成五顆。這不是小事,尤有甚之,文明就是這樣死去的。當一個社會無法同意最基本的現實,它便無法阻止自己的崩潰。當我們不能就「水的溫度」達成共識時,我們便可能眼睜睜看著自己被煮沸。冰川融化,我們卻懷疑溫度計;森林燃燒,我們卻辯解那是自然現象;病毒擴散,我們卻爭吵該不該戴口罩。事實被瓦解,科學被消解,懷疑本身成了武器。
問題在於,我們早已習慣了矛盾。美國的建國精神就帶著這樣的基因:人人生而平等,卻同時存在奴隸制度。這種對立的共存,曾是國家彈性的來源,如今卻成了致命的習性。當地球資源有限時,這種自欺將不再只是思想遊戲,而是自毀之路。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寫過:暴民統治的理想條件不是缺乏真相,而是人們再也無法分辨真與假。我一邊看晚間新聞,一邊滑社群媒體,一邊聽超市裡的對話,總會想到這句話。我們已經走到鄂蘭所說的境地,只不過沒有人約定要變成這樣。最詭異的是,這一切現在竟然顯得如此正常。我們很快就習慣了生活在一個基本事實都需要加註聲明的世界裡。
如果我們的祖輩仍在,他們會怎麼看?那些相信橋樑不是站得住就是坍塌的工程師;那些相信疾病有醫學答案,而不是政治立場的人。他們會如何面對這個「民主事實」的時代,一切意見平等,專業成為偏見,真理只是多數人的投票結果?
或許,真相從來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堅固。或許,它一直都需要我們主動選擇。只是,當誘惑的謊言包裝得比事實更好聽,我們是否還有勇氣站在「二加二等於四」的那一邊?
文明的毀滅,往往不是因為外敵,而是因為我們失去了看見真實的能力。當社會習慣了「五」比「四」更方便,我們便切斷了與現實的最後連結。所以,堅持某些簡單的事實,也許已經是一種反叛。二加二等於四。太陽東升西落。愛是真實的,即便它會失敗。這些微小而確定的真理,在一個真相被操弄的世界裡,顯得如此珍貴。
問題不是我們是否能熬過「事實的死亡」,而是我們是否能重建一個選擇真相的社會,不是因為真相好聽,不是因為它方便,而是因為它讓我們活下去。外頭的冰依然在該融化的溫度融化,地球依然繞著太陽運轉,不需我們的同意。自然的法則不會與我們談判。我們能否看見,是我們的選擇。但選擇的後果,沒有人能逃避。二加二等於四。這不是意見。不是口號。不是妥協。它只是如此,無論我們願不願意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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