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教師節，翁老師的身影，總會不自主地飄進我的思緒。模糊，卻帶著一股沉甸甸的力量。
1970年代，台灣正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校園裡人滿為患。每班動輒五十名以上的學生，中低年級甚至必須分上下午班。那是一個「開發中國家」的年代，沖水馬桶、電視機、塑膠袋的出現，都象徵著文明逐步走進生活。
在那個孩子特別多的時代，我家附近的菜園與販厝交錯。每天上學，我都得先穿過擁擠的市場，再小心翼翼地跨過無人看管的平交道。小時候，我遠遠見過白布覆蓋下的大體，那畫面令我驚懼至今。後來，為了學生安全，住在平交道前區的孩子全被轉學，而我也因此來到翁老師的班級。初到新環境的我，如驚弓之鳥。整日沉默，不與人交談，一旦有人靠近，就趴下裝睡。翁老師是個話少、不常笑的人，自然捲髮、小麥色膚色，黑框眼鏡下的眼神，安靜卻有威嚴。只要遠遠看見他，我便轉身躲進走廊的洗手間，即使沒有生理需要。
然而，他似乎總特別點名我——解題、朗讀，甚至把我列入教室佈置名單裡，彷彿在提醒我：你也是這個班級的一份子。一次書法課，他注意到我雖用破舊的小硯台，卻臨摹得有幾分神韻，便要求我每週交一篇書法作業。
幾回下來，他突然蹙眉，低頭看著我如何磨墨。那廉價墨條，怎麼磨都灰灰的，字跡始終不見飽滿。他問我：「怎麼不用方型大硯？這樣寫不出好字呀。」
我小小聲回答：「媽媽說沒錢，能用就好。」
他沒再多說，只轉身回到座位。幾日後，他卻將我叫到身旁，遞來一塊全新的方形大硯與一條散發松香的墨條。語氣輕描淡寫：「這塊硯台有點小瑕疵，所以很便宜。老師送給你吧。」
那一刻，我的心海洶湧如颱風，卻只笨拙地說出「謝謝老師」，便逃回座位。
此後，我用這方硯台臨池不輟，甚至代表班級參加書法比賽，意外拿下冠軍。我在心裡暗暗對他說：老師，我總算沒有辜負您。
升上國中後，課業壓力如浪潮襲來，我逐漸放下練字。但這方硯與墨，始終跟隨我走過四十餘年搬遷與斷捨離。它不只是我的榮耀印記，更是一份魂縈夢裡的師恩，是歲月沉澱後，永不褪色的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