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永續」成為口號,當「希望」變成指標,我們是否仍記得它最初的倫理起點?本篇從珍古德的行動出發,回望台灣校園的呼吸現場,思考永續如何在制度化過程中失去了倫理的重量。
一、前言
在當代永續治理的語境中,「希望」已成為一種被過度流通的詞彙。它出現在政府的政策報告中,也成為企業品牌敘事的核心意象,被包裝為進步的象徵與未來的承諾。然而,當希望被制度化、被行政語言吸納,它也逐漸喪失了倫理的深度與行動的力量。所謂的「永續」,於是被重構為一種可管理的語言體系—以報表取代信念,以數據代替責任。這種語言化的「希望」,在表面上提供了一種安撫社會焦慮的敘事:它使人相信只要有目標、有指標、有年度進度,就能邁向更好的未來。然而,在這種語言的安穩背後,卻隱藏著一種結構性的道德真空。當永續被化約為政策模板與KPI表格時,它失去了作為倫理實踐的意涵,也失去了觸及真實生活的能力。
珍古德(Jane Goodall)所提出的「希望是行動的力量」,在這樣的語境中顯得格外突兀。她的語言不是口號,而是一種透過身體力行所展現的倫理實踐。她的「希望」不在於說服他人相信未來,而在於自己持續地行動,她走入森林、觀察生命、傾聽自然,以謙卑與耐心建立跨物種的理解關係。這樣的希望,是被實踐驗證的,而非被報告描述的。
反觀現代社會,我們的永續實踐卻愈來愈依賴制度的代言。當政策與企業以「綠色進度」展示成效,當行政體系以「揭露」與「審核」取代倫理思考,我們或許早已在語言的層次上完成了永續,但在行動與倫理的層次上,卻逐步陷入虛空。
本篇以「倫理位移」作為分析的核心,從珍古德的行動出發,回望台灣校園中那些被污染的呼吸現場。這兩個場景之間的張力,揭示了當代永續的根本困境:當希望被制度稀釋、當倫理被技術取代,我們仍能否維持對生命最基本的敬意?真正的永續,或許不在於再增加多少指標,而在於能否讓「希望」重新回到行動的層面,回到那份對生命、對自然、對未來世代的持續責任。
二、靜默的行動:珍古德的永續語法
在永續論述的歷史中,珍古德(Jane Goodall)是一個異於主流治理敘事的存在。當國際組織與跨國企業以政策、技術與投資作為永續的語言時,她卻選擇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回到倫理與情感的層次去實踐「共生」。她的行動並不建立在制度權威或科技理性的正當性之上,而是源自一種對生命連結的信念,一種將倫理置於知識之前、將理解置於干預之前的「靜默語法」。
這種語法的力量,在於它拒絕被系統化的控制語言吸收。珍古德的實踐,不依賴演算法、不倚重代碼,也不借助行銷式的宣傳;相反地,她透過長期的田野觀察,與靈長類動物建立跨物種的互信,讓「永續」回到一個最原始的語境,也就是人與自然的對話關係。她的「靜默行動」不僅是一種環境守護的實踐,更是一種知識批判:拒絕將自然化約為可測量的變數,拒絕讓生態倫理成為治理報告中的附錄。
在此意義上,珍古德的永續語法可被視為對現代治理模式的倫理抵抗。當主流永續論述日益被量化邏輯主導,以ESG指標、碳排數據與KPI評鑑作為衡量標準,她的實踐卻提醒我們:永續並非統計的總和,而是一種「守護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care)。這種連續性意味著,倫理關懷不應被切割為短期績效,而應以時間的延展與關係的持續作為核心。
因此,珍古德的行動不只是生態學的實踐,更是一場倫理政治的回歸。她讓永續重新被看見為一種關係性的實踐:在照料、陪伴與尊重中尋求平衡,而非在數據、評鑑與獎章中尋求認同。她的存在質疑了現代永續治理的內在矛盾:當倫理退位、技術取而代之,永續將失去其道德基礎。正如她以行動所示,沒有倫理的永續,只是一場被制度美化的漂綠(greenwashing)。而唯有在靜默中持續的守護,才可能讓永續重新成為對地球、對生命、對人類自身的一種長久承諾。
三、被污染的課表:教育的倫理崩壞
若說珍古德的行動語法象徵著永續的倫理原點,那麼〈被污染的課表〉則揭露了這份倫理在現代治理體系中如何被系統性侵蝕。這是一個極具象徵性的對照場景:孩子們在教室裡學習「永續發展目標」(SDGs),而窗外的空氣卻充滿工業廢煙與粉塵。當「呼吸」成為一種需要被學習的生存技能,教育本身也成為了永續矛盾的縮影。
這並非單純的環境事件,而是一場制度性的諷刺。空污問題在台灣早已被視為結構性難題:監測延遲、資訊不透明、責任分散、地方治理缺位。當政府部門以「正在了解」「尚待協調」等格式化語言回應民眾的焦慮時,真正被稀釋的不是PM2.5,而是政治與行政體系的倫理責任。這種以官僚語言取代道德回應的慣性,使永續不再是行動的承諾,而成為一種儀式化的表述。
在教育體系中,這樣的倫理空洞更顯荒謬。永續教育原應培養學生對環境的敏感與行動能力,然而當課本裡的「氣候正義」與校園外的「空氣不正義」並存,教育便失去了其作為倫理傳遞機制的正當性。學生學到的不是如何改變世界,而是如何適應制度的遲鈍與沉默。當「希望」被留白成習題的一部分,永續學習便淪為象徵訓練,一場在污染背景下維持體面語言的修辭演出。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不僅是環境治理的失靈,更是教育倫理的崩壞。教育者與治理者共同陷入了「道德委外」的結構:將倫理責任交給制度,將行動推遲到下一份計畫書中。於是,永續被去情境化,成為教科書中的名詞;而現實世界的呼吸、病痛與焦慮,則被排除於學習範疇之外。
這一切揭示了台灣永續治理的倫理裂縫:政策與生活斷裂,指標與現實背離。孩子們的咳嗽聲,是這種斷裂的最直接證據。他們的身體成了制度失能的檢測器,而他們的沉默則構成了最深刻的控訴。當治理者將污染視為「容忍成本」,當教育系統習慣於以報告取代反思,永續便失去了它的倫理根基。
四、倫理的缺席:治理的失聲
從珍古德的守護到校園的污染,橫跨的是一條倫理逐步位移的軸線。這條軸線標誌著永續在制度化過程中的倫理退化:它從關於生命尊嚴與共存的實踐,逐漸淪為行政語言的形式。當永續被簡化為報表的數字、碳揭露的比例、教育宣導的指標,原本作為其基礎的倫理支點—對生命脆弱性的尊重—便在無聲之中崩解。
這種倫理的流失,並非單一政策的失誤,而是一種治理邏輯的結構性變質。永續治理原應是跨領域、跨世代的責任實踐,但在當代治理框架中,它被重新包裝為「可衡量的績效」,其核心價值被逐步轉化為技術指標與國際比較的座標。於是,「行動的倫理」被取代為「治理的語言」,而政策回應不再關於生命的保存,而是報告格式的正確性。
這樣的制度語言,表面上追求客觀透明,實則製造了一種道德的麻木。數據化的永續讓政策執行者可以在「已揭露」「已盤查」的報表之中完成責任的轉移,卻無須面對倫理的召喚。當治理的語言以「流程合規」取代「價值反思」,永續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正當性,僅為形式,而非實踐。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倫理的缺席不僅存在於教育現場或環境政策,更深層地滲入了治理話語的生成機制之中。治理的語言已不再傾聽,而是在陳述;不再守護,而是在報告。政策被書寫成「成果」,而非「承諾」;公部門習慣於敘述永續的「進度」,卻鮮少檢視永續的「意義」。這種語言的制度化,讓「關懷」被消音,「責任」被格式化,「倫理」被行政化。
因此,當我們談論永續的未來時,問題的核心並非技術是否足夠,而是倫理是否仍在場。若治理缺乏倫理的基底,永續終將淪為語言的自我循環,一種在數據裡安慰自己、在文件中完成使命的政治形式。真正的危機,不在於政策的落後,而在於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失聲。
五、結語:回到行動的倫理
永續的政治不該是沉默的政治。當倫理缺席,治理便失去了其最根本的正當性,而政策的語言,也不再能為社會提供希望的語義。唯有當治理重新找回傾聽的能力、重新建立對生命的敬意,永續才可能從報表的空洞中被喚回,成為一種有道德深度的公共實踐。
珍古德的「靜默行動」與孩子的「沉默呼吸」,並非兩個孤立的片段,而是當代永續政治的一面鏡像。前者以倫理喚醒行動,後者以現實揭露失能;一端象徵人類對自然的守護可能,另一端則映照制度對生命的遺忘。這兩個場景之間的斷裂,揭示了永續的核心危機:我們已經學會如何書寫永續,卻逐漸失去如何實踐永續。
因此,回到行動的倫理,不只是呼籲個人良知的復甦,更是對治理結構的反思與重構。所謂「行動的倫理」,意味著重新建立價值與制度之間的橋樑,使政策不再是脫離現場的技術語言,而能重新回應人與生命的脆弱性。它要求政府不僅揭露碳排數據,更要回應社區的呼吸;要求教育不僅教授永續理念,更要保障學生能在清新的空氣中學習。
當我們願意從守護森林的姿態,延伸至守護教室的空氣;當永續不再是一場演講的結語,而成為一種日常的責任。在那一刻,永續才能重新擁有倫理的重量與人性的溫度;永續才能從數據的幻象中解放,回歸其最初的目的:維護生命、連結共存、並在守護之中延續希望。
參考資料
一、新聞與報導來源
- 自由時報(2025年9月3日)。〈校園空污惡化 家長怒批政府不作為〉。取自:https://news.ltn.com.tw/
- 公視新聞網(2025年7月28日)。〈學童空污暴露風險高 監測延遲家長憂心〉。取自:https://news.pts.org.tw/
- 上下游新聞(2025年8月10日)。〈中南部校園空污問題再起 教育部:持續協調地方政府〉。取自:https://www.newsmarket.com.tw/
- 環境資訊中心(2025年6月20日)。〈台灣校園空污監測漏洞 民團籲政府揭露即時數據〉。取自:https://e-info.org.tw/
- National Geographic. (2021, April 22). Jane Goodall on hope, conservation, and our shared futu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 Jane Goodall Institute. (2023). Jane Goodall: A life of hope and a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janegoodall.org/
二、政策與國際文件
- United Nations.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 UNESCO. (2017).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earning objective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7444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2024). Taiwan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nual Report 2024.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R.O.C. (Taiwan). https://www.epa.gov.tw/
- Ministry of Education, R.O.C. (Taiwan). (2024).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三、學術與理論性文獻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age.
- Goodall, J. (2021). The book of hope: A survival guide for trying times. Celadon Books.
- Latour, B. (2004).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yon, T. P., & Montgomery, A. W. (2015). The means and end of greenwash.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8(2), 223–249. https://doi.org/10.1177/1086026615575332
- Martinez-Alier, J. (2002).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A study of ecological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Edward Elgar.
四、鏈墨評論原始素材
- Liao, Valen. (2025, October 3). 鏈墨評論011|珍古德,地球的守護者. 鏈墨評論。
- Liao, Valen. (2025, October 5). 鏈墨評論018|被污染的課表. 鏈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