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影論重點：
擺脫以「菊花與劍」的符號化解讀日本
韓裔日籍導演李相日的身分正是「純粹日本性」的再定義
劇情呈現日本近代史，亦呈現二戰後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轉向
復仇不在武力，轉為美學的實踐
提到日本文化研究，必然會提及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但她從未真正踏足日本，僅透過文獻與訪談彙整，將日本精神化約為兩個符號：菊花，代表柔和、尚美、禮儀，象徵日本人對優雅與秩序的追求；劍，則象徵黷武、榮譽、暴力，反映出剛毅與規訓的性格。這部作品成為二戰後西方世界理解日本的重要起點，然而外來視角的侷限，使其不免流於符號式的簡化。
歌舞伎作為文化之鏡
吉田修一（よしだ しゅういち）的《國寶》則是日本人自我觀看的作品之一。它去除「菊花與劍」的二元象徵，轉而透過歌舞伎─這門由庶民娛樂在歷史與生活中凝煉而成的劇場藝術，展現日本文化的厚度與流動性。
歌舞伎的傳統深信世家傳承、血脈浸潤的正統性，以確保最高技藝的絕對權威。但當時代不斷變遷，這樣壟斷、封閉的體系仍能長久存續嗎？小說藉雙主角喜久雄（吉澤亮飾）與俊寶（橫濱流星飾）的命運糾葛，探索傳承與革新的平衡。
非日本血統的導演，重塑「日本性」
《國寶》電影版由韓裔日籍導演李相日（이상일／리상일）執導。他以非日本血統之身，挑戰這部描繪日本傳統藝術的作品，即是一種對「純粹日本性」的再定義。
李相日長期改編日本作家，如：村上龍、吉田修一、凪良汐的小說，從〈69 sixty nine, 2004〉、〈惡人 あくにん, 2010〉、〈怒 いかり, 2016〉到〈流浪的月 流浪の月, 2022〉，持續聚焦社會寫實題材；他的創作軌跡彷彿是以生活觀察作為在地連結的長期驗證。此次再度改編吉田修一的小說，不僅是導演創作生涯的集大成，更是他對「身分與文化歸屬」的回應。
「國寶」字面上是物，而「人間國寶」則是承載與傳遞文化的人。故事中點出喜久雄的獨特之處：他是一個「空的容器」，正因空，才能成為最好的傳人。如同喜久雄，李相日沒有血統的庇蔭，角色與導演的身分指出同一命題：傳統的生命不在血緣的排他，而在理解與承繼的意志。
李相日最終交出的作品，日本票房迄今已突破160億日圓（約新台幣34億元），甚至叩關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對創作者、日本民眾乃至世界觀眾而言，它標誌著藝術足以跨越文化邊界，從外部的凝視，成為內在的共鳴。
二戰後日本精神性的轉向
片長三小時的<國寶 Kokuho, 2025>，也宛如一部日本近代史，呈現二戰後日本精神性的轉向。
立花組新年會遭敵手伏擊，喜久雄的父親以一擋百，叮囑他「仔細看清如何撥亂反正」；然而就在舉刀之際，他被暗槍擊倒，殷紅鮮血染滿白雪─象徵日本以暴力重建世界秩序的失敗，帝國主義那如君如父般的絕對權威，也在此刻頓然崩解。這場哀豔的開場，將戰後民族的集體創傷，化為角色命運的縮影。
報父仇失敗、母親又死於原爆症，孤身一人的喜久雄拜入歌舞伎大家花井半二郎（渡邊謙飾）門下。對他而言，歌舞伎原只是玩票嗜好，直至一窺堂奧，他開始沉浸於藝術的瑰麗壯闊，而能不以師傅的嚴格訓斥為苦，逐漸將原有的天賦寫進筋骨之中。
俊寶（橫濱流星飾）自小受家學薰陶，擁有正統血脈與舞台。但當父親車禍，臨時選定喜久雄接替演出，俊寶的那句「真的很想成為演員」，揭示了血統之外的缺憾：即為了藝術修行的自覺。
俊寶離家後，喜久雄終能襲名「三代目花井半二郎」，儘管獲得真傳和正名，卻依然無法獲得認同，只能飾演無台詞的小角、在宴席間取悅大眾。歸來的俊寶，仍因血脈正統而被扶持為振興丹波屋的傳人，卻因同樣屬於遺傳的糖尿病英年早逝。兩人都在孤獨與放逐中領悟：舞台上的完美姿態，是為了呈現舞台下不完美的人生。這份覺悟，使他們久別重逢時的同台演出，達到靈魂層次的契合。
表演與生存的界線
有別於現場觀看舞台演出、遙望演員以聲形傳情，電影選擇以特寫鏡頭貼近演員的臉部，捕捉肌肉牽動與神情變化，直視大汗淋漓與珠淚滑落下妝容的崩解。這樣的手法構成多重框架：吉澤亮／橫濱流星飾演電影角色，喜久雄／俊寶演繹劇目角色，而劇中角色的內在掙扎又層層投射於彼此，挑戰著何謂「表演」、何謂「生存」的界線。
一如大前輩萬菊對喜久雄的提醒：「不要讓容貌成為阻礙。」這既是對扮演「女形」的訓誡，也是藝術與人生的雙重哲學：唯有不困於表象的禍福，並以生命進入角色，藝術的表與裏，方能真正合而為一。
喜久雄的「骨」與俊寶的「血」，都不足以代表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也不是藝術的真正核心。唯有再加上「心」─那份經歷痛與愛的精神歷練，藝術才能臻於極致─真正的藝術，源自於人生的總和。
從個體的救贖到民族的療癒
喜久雄與俊寶之間，爭的從來不是名利，而是藝術與存在的意義，使他們的對立，能從競爭推向哲學層次：人生的矛盾，不必以撕裂為終點，也能以理解為歸宿。
當半二郎將名號傳給喜久雄時，再度提起那場未竟的「復仇」，然而歷經所有失與得之後，喜久雄終以「人間國寶」之名被世人承認。那份復仇，早已超越暴力，而能以「美」成全。
他的救贖，也是民族的隱喻。<國寶>最終指向日本集體創傷的修復，透過文化性的療癒，個體與民族皆在相互理解與傳承之中，走向與歷史、與自我的最終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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