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作者論的路徑，紀錄者首先可能是作為「研究者」的角色與位置。無論是社會議題的（social issue）或個人肖像（personal portrait）的紀錄片（Nichols, 2001, pp.166-167），紀錄者乃是透過被攝者的影像，為我們作出舉「例」（examples）的說明或因果的解釋。
沿著作者論的路徑，紀錄者首先可能是作為「研究者」的角色與位置。
無論是社會議題的（social issue）或個人肖像（personal portrait）的紀錄片（Nichols, 2001, pp.166-167），紀錄者乃是透過被攝者的影像，為我們作出舉「例」（examples）的說明或因果的解釋。
並以此舉例作為隱喻（metaphor）（ibid, p.65-66），連結了特殊個案與普遍性質、歷史時刻與概化推論之間的關係，再藉著說服與溝通的修辭，進一步達成像是評價歷史、建立態度或鼓勵行動等等的效果。
然而，這背後預設的往往是：價值中立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無涉心靈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
正如Winston（1993）討論到「視覺影像」與「科學研究」之關係，其往往隱含著社會現象乃是「可見」的（Jenks, 1995），而透過「觀看」（seeing）可以讓我們連結起外在自然與內在心靈，並理解世界或人類的存在（Mirzoeff, 1998），而所謂「真實」，乃是由此被發現、捕捉或接近的。
最常見的方法即是「歸納」（inductive）的原則，它著重於通過收集影像素材為真實提供依據。
例如Margaret Mead的民族誌影像，她與Gregory Bateson，一人負責文字筆記、一人負責攝影錄影，兩者互相提示、標註拍攝時間，在Character Form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e Series（1930s）裡，他們視影像素材為研究的工具及其資料，透過長鏡頭與解說詞，將峇里島、新幾內亞和西方社會的兒童養育方式（像是如何幫嬰兒洗澡），當作不同的「個案」並進行「比較」，以凸顯不同的文化如何影響人格的形成。
又如Frederick Wiseman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他主張攝影機應如同「牆上的蒼蠅」（the fly on the wall），採取冷靜、不介入、觀察的方法，由此他進入了一個又一個「機構」或「制度」的「個案」，包括了精神病院（Titicut Follies, 1967）、學校教育（High School, 1968）、警政系統（Law and Order, 1969）、醫療機構（Hospital, 1970）……。
除了上述的單一個案（case）或相互比較（comparative）之外，聚焦同一議題、累積諸多對象的訪談也接近於所謂「量化」（quantitative）的方法。
舉一個較為當代的例子，在《尋找乳房》（陳芯宜，2017）裡，導演透過近三十位女性的訪談內容，「妳覺得妳的身體像什麼？」，由此探討女人的身體，如何在每一個生命片刻間，與外在於自己的一切，拉扯、推擠、碰撞、交融，包括性別認同、月經、外表、結婚、懷孕、生產、病痛、性器官、性交、性工作等等面向。
參考資料
Jenks, C. (1995). The Centrality of the Eye in Western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C. Jenks (Ed.), Visual Culture (pp. 1-25). Routledge.
Mirzoeff, N. (1998). What Is Visual Culture? In N. Mirzoeff (Ed.), Visual Culture Reader (pp. 3-13). Routledge.
Nichols, B. (2001).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inston, B. (1993). The Documentary Film as Scientific Inscription. In M. Renov (Ed.), Theorizing Documentary (pp. 37-57). Rout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