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的不堪，並非偶然，而是制度、人性與文化產物。 在台灣，對政治人物的失望，幾乎成了一種普遍觀感。選前，人們寄望改革；選後，卻往往只剩挫折與憤怒。於是疑問反覆出現：為何在民主制度之下，選舉結果卻屢屢令人失望？ 這個問題，若僅歸因於「政治人物素質不佳」，其實過於簡化，也容易讓人卸責。因為政治人物從來不是憑空出現的，他們的樣貌，往往是整個民主運作方式與公民行為的合成結果。 首先必須正視的是：選舉不是道德考試，而是動員競賽。在高度媒體化、即時化的台灣政治環境中，能被看見、能引發情緒、能迅速表態，往往比深思熟慮更具優勢。
於是，簡化問題、製造對立、強化敵我，逐漸成為成功的政治語言。長期下來，政治舞台自然篩選出擅長表演與動員的人，而非最能承擔治理責任的人。 然而，這並不只是制度的問題，也涉及公民的參與方式。當我們習慣以立場取代理解、以情緒取代判斷；當「你站哪一邊」比「你說得是否合理」更重要時，政治人物便會迅速學會迎合這種期待。政治的粗糙，並非單向墮落，而是一種互相強化的結果。 更值得警醒的是，台灣政治長期處於高度對立與外部壓力之中，使公共語言不斷被推向戰爭化與道德化。在這樣的氛圍下，節制容易被誤解為軟弱，反思容易被指控為動搖立場。政治人物若試圖回到制度討論與長期責任，反而可能付出聲量與支持的代價。 於是，政治逐漸從「如何治理」轉向「如何動員」，從「如何承擔後果」轉向「如何維持聲量」。當這種模式成為常態，失望其實已經被內建在民主運作之中。 因此，真正值得反思的，或許不是「我們為何總選錯人」，而是：我們是否把民主誤當成情緒出口，而非責任制度？ 民主的核心，從來不是發洩不滿，而是承擔後果；不是只在投票當天表態，而是在平時願意為理性、制度與公共責任付出耐心。 政治人物的不堪，終究不是結論，而是一面鏡子。它映照的，不只是政治人物的限制，也映照著公民意識是否成熟到，足以承受民主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