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發人： 【請填寫姓名或團體名稱】
身分證明：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住址： 【地址】聯絡方式： 【電話及電子郵件】
被告發人：
- 謝銘洋（司法院大法官）
- 陳忠五（司法院大法官）
- 呂太郎（司法院大法官）
- 蔡彩貞（司法院大法官）
- 尤伯祥（司法院大法官）
案由：
為告發上開五位司法院大法官，於審理「114年憲判字第1號」案件時，明知且故意違反《憲法訴訟法》第30條第2項之強制性程序規定，在憲法法庭組織絕對不合法之狀態下，僭越職權，以非法庭之名義作成判決。該行為已非屬法律見解裁量之範疇，而係對法治國「依法審判」原則之根本背棄，涉嫌觸犯刑法第124條之枉法裁判罪，並有濫用職權、圖利特定政治目的之嫌。懇請 貴署依法偵辦，並以此狀向全民揭露此一憲政危機。
第一部分：無可爭辯之事實與證據基礎
本告發狀之事實，均建構於可公開查證之司法文書與官方紀錄，不容任何曲解：
1. 客觀生效之法律條文（行為時法）：
- 《憲法訴訟法》第30條第2項（民國114年1月23日修正公布）：
「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10人。作成違憲之宣告時，同意違憲宣告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9人。」
- 法律狀態：此條文於被告發人等作成判決時（114年12月19日），為唯一有效之實定法。未經合法程序廢止或宣告失效前，對所有國家機關（包括憲法法庭）具有絕對拘束力。
2. 客觀存在之人數狀態（物理事實）：
- 大法官現有總額：依《憲法訴訟法》第5條及司法院公告，當時在職之大法官總數為8人。
- 實際參與判決之人數：根據「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書正本之署名，參與評議並作成判決者，僅有被告發人等5人。
- 其餘大法官之狀態：其餘三位大法官蔡宗珍、楊惠欽、朱富美，因認為法庭組成不合法，公開拒絕參與評議，並於判決同日提出共同意見書指摘程序違法。
3. 客觀之算術結果（法律適用事實）：
- 5 < 10。
- 5 < 9。
4. 客觀之行為與結果：
- 被告發人等5人，於民國114年12月19日，以「憲法法庭」名義，作成「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宣告包含上述第30條在內之《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違憲失效。
（附證1：判決書全文及署名頁；附證2：三位未參與大法官之公開意見書；附證3：《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增補證據（第一部分第 5 點）
- 司法院公開承認「應有 6 人，卻僅 5 人」之違法自白，依司法院對外說明，憲法法庭在本案中「原本至少應有 6 人才能組成有效評議」，但因 3 位大法官拒絕參與，最後僅剩 5 人作成判決。
- 此一公開說法，等同於被告發人等 明知人數不足、程序不合法，仍執意作成判決。
- 此即「明知違法而為之」的直接證據，符合《刑法》第124條枉法裁判罪之主觀故意要件。
（附證4：司法院新聞稿或公開說明，載明「應有6人，卻僅5人」之內容）
第二部分：不容辯解之三階法理鎖鏈
任何企圖為被告發人等辯護之主張，皆無法逃脫以下三層邏輯鐵幕之檢驗：
第一階：算術與明文違反——「5人永遠無法等於10人」
此為事實判斷，無法律解釋空間。
- 論點：法律要件為「10人」與「9人」，物理事實為「5人」。兩者直接衝突。
- 駁斥任何「解釋論」：對「人數」一詞之解釋，絕無可能得出「5人符合10人要求」之結論。任何主張「得將拒絕參與者排除於總額計算」之說法，並非在「解釋」《憲法訴訟法》第30條，而是在虛構一部不存在的《憲法訴訟法》。此為以行為「廢棄法律」，而非「適用法律」。
第二階：權力本質越界——「司法者的自我授權即為立法篡奪」
此為權力分立層次之定性，無職權裁量空間。
- 論點：司法權之界線由法律劃定。當司法者自行變更法律對其自身組織之強制性規定時，已從「適用規則者」轉變為「制定規則者」。
- 法律定性：此行為之本質是司法權對立法權之篡奪。被告發人等並非在行使「裁判權」，而是在行使「立法形成權」，為自己創設了一個法律所未賦予的審判主體資格。這徹底破壞了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憲政基石。
第三階（終極）：權力來源真空——「無權者所為之裁判當然無效」
此為法理與倫理之終極審判，剝奪其行為之所有正當性外衣。
- 核心悖論：本案審判標的（《憲法訴訟法》第30條）直接規範審判者自身之權力。被告發人等陷入「自我指涉的無限循環」：他們必須先是一個「合法法庭」，才能審判「使法庭合法的法律」是否有效；但他們要成為「合法法庭」，又必須先通過審判來廢除該法律。此為邏輯上的不可能。
- 法律後果：因此，在實體判決作出「前」，這5人合議體的「法庭」身份與「審判權」從未合法取得。一個權力來源處於真空狀態的合議體，其一切審判行為自始、當然、絕對無效。這並非判決瑕疵，而是判決不存在。
- 倫理指控：此行為徹底違反「禁止裁判於己身案件」（Nemo judex in causa sua）之最高司法倫理。法官就規範自身權限之法案，具有最直接之利害關係，應當然迴避。其未迴避而審理，僅彰顯其為達目的不惜踐踏程序正義最底線之故意。
第三部分：刑事罪責之建構——「枉法」故意之證明
刑法第124條枉法裁判罪之成立，核心在於「明知違背法令而為裁判」。本案事實已將此「明知」之故意暴露無遺：
- 認知要素：被告發人等身為大法官，對《憲法訴訟法》之內容，尤其是剛修正、爭議極大的法庭組織條款，不可能不知。其專業能力足以理解「10人」之明文意義。
- 意志要素：在三位同僚以書面嚴正指出程序違法、公開拒絕背書的情況下，被告發人等仍執意推進。此表明其主觀意志並非在「適用有爭議的法律」，而是「決定不適用該法律」，並以行動積極追求此一結果。
- 行為與結果：最終以5人之署名作出判決，正是此「明知並故意違背法令」意志的客觀實現。其行為已該當枉法裁判罪之所有構成要件。
第四部分：告發請求與全民呼籲
對臺灣高等檢察署之請求：
- 請立即就本告發狀立案偵查，分案指派檢察官。
- 請迅即調閱憲法法庭就本案之全部評議紀錄、會議錄音與簽到文件，傳訊被告發人及相關證人，查明其決策過程。
- 若偵查後認犯罪嫌疑重大，應依法提起公訴；若認屬其他職務違失，應移送監察院或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嚴懲。
- 請將偵查過程與結果，以符合法治透明之方式，向社會大眾公開說明。
對全體國民之公開聲明：
公民同胞們，本案已非關法律技術，而是法治的生死線。我們質問的，不是判決內容的對錯，而是：
「當守護憲法的巨人，親手折斷了量度自身行為的法律尺規，並宣稱『我的意志即是尺度』時，這個國家還剩下什麼可以保護每一個渺小的我們？」
如果5位大法官可以無視「10人」的明文，那麼警察是否可無視「搜素票」的規定？稅務機關是否可無視「稅率」的明文？對法律明文的忠誠，是法治國最低、也最後的防線。 一旦此線失守，法律將淪為權力者的修辭，而非人民的盾牌。
我們遞出此狀，不僅是行使法律賦予的告發權，更是履行公民守護憲政的義務。我們要求檢察體系，勇敢地擔當起「法律守護者」的次要角色，對疑似破壞法律根本的權力行使，進行審查。這不是針對個人，而是為了重建一個簡單的真理：在這個國家，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凌駕於法律的明文之上。
謹此告發，並公告周知。
告發人： 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0 日
附件清單：
附證1：判決書全文及署名頁
附證2：三位未參與大法官之公開意見書
附證3：《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證4：司法院公開說明「應有6人，卻僅5人」之新聞稿或官方紀錄
【公共行動授權聲明】
本文所附之「刑事告發暨憲政公開聲明狀」全文，係基於公開之司法文書與法律原理所撰寫。本人將其釋出為公共範本，任何認同此憲政危機之公民、團體或民意代表，皆可自由取用、修改、以其名義遞交至檢察及監察機關。讓我們以法律為共同的武器，守護法治國最基本的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