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將以國家力量，推動英語成為校園第二語言，成為小學一年級就開始的必修科目。這會改變越南的國運嗎？這是否表示越南會向西方文化又更靠近，引發「脫中入美」的疑慮？
清晨的雲還掛在山腰，霧像濕棉被一樣壓在路面上。從義路出發往班霧走，45 公里並不算長，但每一段彎道都像把時間拉長：視線常常只剩幾公尺，冬天更像在白牆裡開車。山路危險，有人勸她別去，可她還是接下這支援派遣的任務，每天來回約 90 公里。她叫阮海娟，在越南北部山省安沛的一個艱困點校教英語。
在越南媒體、在首都河內，這條山路的故事被放進宏大敘事裡。2025 年 10 月 27 日，越南政府核准《將英語成為學校體系中的第二語言（2025–2035，展望至 2045）》方案。方案的措辭很明確：要讓英語在校園的「教學、溝通、管理與教育活動」中被「廣泛、經常、有效」使用，並打造一個廣泛的英語使用生態系。國家目標是：2025–2030 年，要求全國小學從一年級開始教授必修英語；同時要有一定比例的學校達到「英語成為校園第二語言」標準。
這是越南第一次把「第二語言」作為國家級的制度化藍圖，要把英語教學當成基礎建設。
如果把鏡頭往前拉，英語並非突然成為越南教育的核心。在先前新課綱推進的過程裡，地方政府就已被「英語師資」卡住，一些地方出現三年級英語師資短缺，安沛省甚至以「教師自願支援派遣」方式，補兩個高山縣的英語教學缺口，但那只是權宜措施，難以長期維持。
安沛省還有另一個「把英語背上山」的故事：2022 年 8 月，女教師武河秋芳接到派遣令，到木江寨縣的寄宿制少數民族小學任教，往返要穿越危險山路，雨季事故風險更高。
這些故事透露兩個事實：
1) 英語早已在課程結構裡變成「必須供給」的科目，而不是「有就好」的選修。
2) 國家要把英語推得更早、更普遍，最大的瓶頸反而在學校之外：師資、設備、地方財力與治理能力。
於是，2024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在教育改革總結文件裡，直接點名問題：職教與高教與勞動市場連結不足，受訓勞工的外語（包含英語）程度仍低，難以滿足國際整合需求；而且師資配置不均、品質不齊。要改善問題，就要提升學生外語能力，逐步讓英語成為學校中的第二語言。
一年後，2371 號決定，把這個政治指令變成具體的行政工程：從「口號」走向「指標、階段、責任分工」。
◎ 英語為何在此刻被加速？越南經濟的壓力線
越南推英語，最直白的理由是「全球化」，更深層的理由則是「下一階段的生存焦慮」。
國際機構對越南近年的評估大致一致：越南 2024 年出口反彈，但 2025–2026 年成長可能放緩；全球貿易政策變動、主要貿易夥伴的景氣起伏，都讓外需更脆弱；而越南仍需要補基礎建設缺口、強化能源韌性、推動結構改革。另一個關鍵詞是「不確定性」：全球貿易與經濟政策的不確定，讓越南的出口導向模式更容易受到外部衝擊。
當出口、投資、能源、行政效率同時被放上放大鏡，「低成本製造」這條路就不再足夠。越南必須往更高附加價值、更多跨境協作、更多技術與服務導向走。而在亞洲供應鏈語境裡，英語往往是技術文件、合規審查、跨國協作與管理流程的共同語言。
英語政策因此呈現一種「工業政策的教育版本」：不是為了文化品味，而是把語言當作一種可投資、可量化、可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
◎「第二語言」不是口試分數：越南打算怎麼做？
2371 號決定本身透露了越南政府對「英語第二語言」的理解：不是把英文課加時數，而是要讓英語在校園裡「可被使用」。方案把責任壓到黨政體系與校級領導，並定期進行監測評估與檢討。
但，再宏大的方案，最後都要回到教室裡：黑板、粉筆、孩子的口音，還有老師每天要不要「再走一趟」。
在安沛的班霧點校，阮海娟說她並不把派遣當成什麼偉大的理想，只是「學生需要就去」。而她每天穿越雲霧的 90 公里，像把國家政策最抽象的字句翻成最具體的路程。
在中部河靜的社區文化館裡，另一種推進方式更柔軟：一群青年團員、女大學生在晚上 7 點半開起暑期課，優先收小二到小五、以及家庭困難的孩子，三個主科包含數學、越語與英語。發起人阮氏芳妮是英語師培系大三，她擔心孩子暑假被手機吞掉，也希望把自己學到的教學法帶回家鄉。這種「志願者式的英語補位」，不在國家方案的 KPI 裡，卻常常是偏鄉孩子第一次覺得英語「好玩」的地方。
在峴港，英語成為「重新被信任」的工具。公益計畫把免費英語課帶進「街頭兒童保護中心」：志工家教用遊戲、獎品、歌曲教單字，也把「英語能把人帶去別的地方」這種信念，種在曾經缺乏安全感的孩子身上。
再往南，在廣義省山區的山西，教師阮文貴回憶 2018 年剛分發到少數民族學生的學校時，家長與孩子對外語意義並不理解；他一邊克服通勤艱難，一邊在教室裡用更活的方式教「拼讀」與「開口」。他說，看見孩子笑，是他最大的回報。
這些小故事把同一件事說得很清楚：越南的英語國策不是只有一種政策樣貌，而是偏鄉師資補洞、青年志願動員、城市公益教學、以及國家制度化推進的拼接。
◎越南年輕人「英語很流利」嗎？數據透露的落差
如果你走進河內或胡志明市的咖啡館，會很容易得到「越南年輕人英語很好」的印象。但一旦談到「比例」與「全國平均」，問題就變得複雜：越南沒有一個覆蓋全人口、定義一致的「流利英語人口比例」官方統計。
如果參考英語能力指數（EPI），分數顯示越南年輕人口說能力相對偏弱，可能更擅長閱讀、寫作等考試導向技能，能自然開口的還是少數。
越南大城市的英語能力正在上升，且年輕族群更具優勢；但全國尺度來看，離「大比例年輕人都很流利」還有一段距離。這也正是越南要把英語推進到「制度底層」的原因：如果做不到，會卡住國家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
◎這是不是「脫中入美」？語言政策的地緣政治陰影
每當一個國家把英語抬到「第二語言」高度，外界很容易把它翻譯成另一句話：向美國與西方靠攏。
越南的情況更敏感：想跟美國深化關係，也必須與中國維持密切經貿與地緣互動。
「竹子外交」常被用來形容越南的彈性策略：在大國之間保持韌性與平衡。這意味著越南傾向同時維持對中、對美關係。
但地緣政治的陰影也不會消失。英語的全球主導地位意味著：當越南把英語做成制度能力，就同時會更深地嵌入以英語為介面的資本、技術與文化網絡，這種嵌入本身就可能被解讀為「向西方規則靠近」。
◎越南如何「確保政策一路推下去」？政治與社會力量的運作
要把一種語言推成「制度性第二語言」，光靠教育部不夠，需要整個治理系統跟著轉。
越南的政治體制提供了一種「集中推進」的條件：憲法明確規定共產黨是領導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國家權力「統一」，並在立法、行政、司法間分工、協作與控制。
越南的制度安排也賦予「祖國陣線」及其成員組織（工會、青年團、婦聯等）在社會動員、監督與社會共識上的角色。這解釋了為什麼一些校外教學活動能在地方快速動員資源。
而 2371 方案也直接點名：要強化各級責任鏈、用宣傳與典型故事凝聚共識。換句話說，越南不是只靠「市場需求」逼大家學英語，而是用一套政治+行政+社會的組合拳，把英語推進變成「國家工程」。
◎結尾：一種語言的國家野心，最後都會回到孩子的嘴裡
在峴港的保護中心，志工把小禮物放在桌上，孩子們搶著舉手；在河靜的文化館，女大學生晚間點名、分組、批改作業；在廣義的山區學校，老師教少數民族孩子拼讀；在安沛的雲霧路上，阮海娟把方向盤握緊，趕在天黑前回家。
越南想把英語變成「第二語言」，表面上是教育政策，深層是發展策略：在一個出口導向、必須持續吸引投資與升級產業的國家，英語被視為下一輪競爭的入場券。但越南也知道，入場券不能只發給城市孩子，所以方案裡反覆出現「公平可及」「偏鄉優先」「社會共識」等用語。
雲霧裡的孩子跟著老師念單字，發音不準，笑得很大聲。對他們來說，英語不是地緣政治，不是產業升級，也不是 GDP。這是一扇門剛被推開時，透進來的一點光。
